李军林 阳海洪：大屋顶思维：中国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

【内容提要】 “大屋顶”是梁思成提出的建筑设计理念，本文用以探讨中国现代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将中华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教育思想，概括为“大屋顶”教育观。它一方面坚持普遍原则，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教育之目的是养成现代新闻观念，培养专门传播之才；另一方面坚持分化原则，将传统道德化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赋予新闻记者士人之魂。这种兼顾现代与传统“大屋顶”教育观，对于当代中国新闻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大屋顶思维/新闻教育/徐宝璜/邵飘萍

“大屋顶”是梁思成提出的建筑设计理念。新中国成立初期，如何进行首都北京的建筑设计成为焦点问题。梁思成主张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内容，即在现代高楼上，用琉璃瓦覆盖屋脊式楼顶。当时，这种大屋顶理论被视为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和复古主义，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因而遭到批判。[1]

大屋顶理论的核心是包容性，要求建筑设计兼顾现代风格与民族特色，力图打通传统与现代的两极，寻求两者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中国建筑设计的新理念。这种大屋顶思维，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新闻教育思想的起源路径很有启发。

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由徐宝璜和邵飘萍担任主讲。这是中国第一个系统讲授传媒专业课程并研究新闻学的团体，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由此发端。[2]本文承接“大屋顶”概念，试图探讨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一、传播之才：“大屋顶”教育观的现代取向

现代传媒相信人的理性能力，只是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信息，而把价值判断留给读者。因此，“大屋顶”新闻教育观的现代性，是力求切断传媒与神圣维度的一切关联，确保传媒专业的自主性或独立性。当面对各种价值冲突即所谓诸神之争时，新闻信息传播者应该保持一种超然的姿态，不仅不能直接涉入其中，而且不能表现出任何倾向性。笔者认为，“大屋顶”新闻教育观的努力方向，一是传媒要由“定于一尊”转向各种主义的“众神并立”，把传媒还原为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二是传媒要切断与治国平天下等神圣目标的联系，把新闻教育落实到培养合格的职业记者。

(一)由“定于一尊”转向“众神并立”

儒家强调“士志于道”，士人在传播信息时，以合道明德为基本标准。其立言，则为清议之论，形成批评政治、品评人物的“道德法庭”，从而产生强大威力；[3]其属文，则为载道之文，将“文”视为传播“道”的载体，即贯道之器，所谓“文者以明道”也。[4]“道”是传播的最高范畴，文以载道成为全部传播活动的前提。传播者以其文化威权，垄断对世界进行阐释的权力，其目的是树立儒家之道定于一尊的权威观念，其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价值判断与宣传教化，虽然充满着人文关怀，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传播信息量小，且放弃了对超验世界的探索与科学客观的求真精神。

近代以来，儒家意识形态遭到质疑，“定于一尊”的权威观念不复存在，信息传播领域众神并立而且众声喧哗，培育着受众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精神。理性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它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道德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分解之后就开始建设，在废墟之上建起一座新的大厦，一个真正的整体。[5]

现代新闻理论认为，新闻报道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新闻真实是事实判断，道德意识是价值判断。事实命题不能直接推导出价值命题，只可以证伪或证实，而价值命题则不能，两者之间应该截然分开。基于这样的新闻观念，人的价值判断是主观的和相对的，并且是完全不可通约的。为了避免人们之间因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的分歧而产生社会冲突，信仰自由主义的现代传媒，采取的策略是“去道德化”，在价值问题上保持中立与缄默。[6]具体来说，现代传媒将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都划入私人领域，传媒作为社会公器，必须保持道德的中立性。它只关心新闻信息的真实、客观与全面，保护人的新闻自由权利，却不能干涉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选择。

徐宝璜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深受西方新闻教育的熏陶。他告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员们，“只有事实，可成新闻”，“苟非事实，即非新闻”；为确保新闻信息的真实性，记者在采访时要审查新闻事实，在写作时要据实直书，在编辑时“新闻要与观点分离”，编辑对于新闻报道如有意见，可于社论栏中发表，或于新闻报道之后，加以附注。因此，传播者不再是“道”的持有者和真理的垄断者，而是以“真正之新闻供给社会”。[7]邵飘萍认为报纸的第一任务，是给读者提供“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8]他们对传播新闻事实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反复致意，表明传媒与意义世界无涉，关心的只是现象世界的真实与否。

事实与价值两分，传媒不再是真理的裁断者，而是为读者“供给参考材料之宝库”，是读者发表各种意见的“公同辩论机关”，这就必然在新闻教育中确立客观主义的报道立场。徐宝璜指出，“新闻纸既为社会之公共机关，故其记者亦为社会之公人”，不能对于一方有所偏袒或构害。邵飘萍也告诫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员们，记者如果加入党派与团体，“则必有特殊之利害目的与色彩”，因而丧失其独立性，故记者要“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无色之精神”。记者要想保证新闻信息的真实客观，就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排除一切成见，心灵犹如不染纤尘之明镜，方能照见一切事物，使新闻事件的真相显现出来，把最终的价值判断交给读者。

(二)由“成德”转向“成才”

儒家之道是内圣之学，其教育理念是德性高于知识技能，虽也强调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但知识技能服从于士人的德性修养。教育之目的，乃是熟谙儒家经典，修身养德，训练应举技巧，以为帝国培养合格官员。但近代中华民族的危机使知识界意识到，只有提高国家实力，实现国富民强，才能挽救民族危亡。随着历史的展开，这种实力由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延伸到民智层面，国家富强之根本在于人德智体方面的发展能力。康有为指出人类之所以善辨善思，“惟其智也”。梁启超将“智”视作人类进化的本源，认为《春秋》三世，“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

近代中国主流社会阶层，从德性优越转化为知识优越。这种优越意识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也得到德性论之外的知识合法性支撑。因此，德与智开始分化，知识脱离德性而取得独立的地位，并且逐渐压倒德性，成为肯定人的能力的重要方面，从“成德”到“成才”，从内圣之学转向专才之学，这是时代的大转变。

现代社会，职业分殊。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现代法权，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将人们从各种地域、行业、宗法血缘等社会网络中解放出来，通过合理化的知识分类与社会分工，将各种类型和取向的人类生活，囊括在它的广泛谱系之内，非身份性的形式平等的权利主体，成为建构国家和社会体系的基础性范畴，由此确认了新的道德/政治权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瓦解了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结构。[9]

知识脱离德性获得独立的地位，四民社会向专业社会转型，这就要求科举教育必须转向专业教育，即通过专业性的分工和知识分类谱系，将民族教育体制综合在一个过程之中，从而为新的劳动和社会运转方式提供知识体制保障。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以后，按照社会分工推行的专业教育，构成国民教育体制的基本框架，新闻专业教育于是兴起。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宗旨，即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蔡元培也强调新闻教育的专业性，要求培养合格的新闻专业人才。

现代新闻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发现新闻、报道新闻和评论新闻的能力，即黄远生所谓的“四能记者”――脑筋能想、腿脚能走、耳能听、手能写。在专业训练上，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将采访、编辑、选题、报纸与通讯社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作为主要课目。徐宝璜十分重视学员的新闻职业素养，要求学员反应敏捷、追根究底、观察准确、博闻强记。邵飘萍同样要求学员加强知识训练，养成良好的观察能力，体格强壮，思维敏捷，行动迅速，能够适应新闻记者“饮食无节、起居不时”的生活。他还教导学员必须掌握社交艺术，以便采访到真正的新闻信息。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大屋顶”教育观，是从专业角度理解和评判新闻教育的。徐宝璜和邵飘萍的指导思想，是为传媒确定一个平易却坚实的地基，将传媒同一切超出新闻信息之外的道德划清界限，捍卫传媒的专业自主性和自足性，强调新闻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专门传播之才。

二、士人之魂：“大屋顶”教育观的传统取向

“大屋顶”新闻教育观在解决传媒“能做什么”的问题之外，还要求传媒建立相应的职业伦理，以解决“该做什么”的问题。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以反映事物的本质，并以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为实践理念，最大限度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利，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目标。[10]对此，徐宝璜和邵飘萍在开创中国早期新闻教育时，也吸纳传统道德资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中国现代新闻教育服务。

(一)个人权利与群体责任并重

现代传媒以个人权利的法权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资本的逐利冲动使一些媒体偏离道德约束，为迎合某些企业、政府及受众的特殊需求而进行新闻报道。针对这种弊端，徐宝璜和邵飘萍一方面主张报纸要重视广告经营，实现经济独立，“毋须受人之津贴，因之言论亦不受到何方之缚束”；另一方面主张吸纳儒家的传统道德资源，召唤士人之魂，以为纠偏之道。中国传统士人以道自任，注重义利之分与公私之别，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徐宝璜强调报纸是社会公器，承担着群体责任，要以公众利益为原则，义在利先，私在公后；记者须具公心公德，见义勇为，要敢于同邪恶势力作战，“宁可牺牲一身以为民请命，不愿屈于威武而噤若寒蝉”；记者要有传统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的优良品质，“秉笔如董狐，褒贬如春秋，美刺如国风，对于合理之事，公益之举，助之张目；不合理之事，自私自利之举，抨击无余”，如此方能“不愧为社会之明镜，民众之导师”。

邵飘萍认为，记者之才，品性第一，“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记者要有文人侠客梦，路见不平，拔笔相助，“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人道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

(二)专业分立与重心建构并举

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士为四民之首，也是社会重心所在，具有儒家文化规定的各种特权，是皇权制度与宗法制度联系的纽带。进入现代社会，儒学作为统一意识形态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已不同于传统士大夫与朝廷的关系，他们以专业化的形式介入社会活动，但通常并不直接干预官僚政治，而是与政治保持疏离与超脱。士人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11]

在“权势转移”的时代，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强调传媒是提供真实新闻的社会职业，教育之目的是培养适应这一职业的记者，但这种专业化却是自掘鸿沟，容易分裂成碎片状的意识形态团体；另一方面也发现报纸既是现代中国的公共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