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溪声 童兵：“五四”新闻理念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的承续

【内容提要】 本文从宏观角度对作为“五四”精神有机组成部分的“五四”新闻理念进行了梳理，认为“言论自由”、“新闻本位”、“社会公器”、“商业经营”、“职业范型”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突出要点，并认为这些理想追求在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不同层面有所承续，表现在以人为本，构建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坚持新闻本位，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张扬公共性，为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肯定商品属性，走传媒事业化与产业化并举之路；培育新闻职业精神，塑造现代新闻职业理想和新闻队伍等方面。

【关 键 词】“五四” 新闻理念 新时期 承续

自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正式命名为“五四运动”以来①，每当现代中国思想面临重要转折的历史时刻，总是会重新回到“五四”。当然，这里的“五四运动”主要指两部分，即1919年的爱国运动与前后延续多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②对“五四”的不同言说，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不同面相，更在于“五四”独特的精神感召力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造就了其思想“策源地”的独特地位，不断激起不同时代的后来者追寻和建构的欲望。

虽然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已经不可能被完全复原，但这并不影响对“五四”精神意义的阐扬。如果说民主、科学、人权、法治、宪政……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国人面对民族危机，主动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思潮，解放人性，意图再造文明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姿态，那么作为“五四”精神有机组成部分的“五四”新闻理念又有哪些要点呢？这些“五四”时期新闻界普遍追求的理念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如何体现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也许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把握“五四”之于中国新闻业的历史价值和划时代意义。

一

尽管在“五四”运动的起止时间问题上思想文化界还存在着某些分歧③，但谈及“五四”时期的新闻理念，时间界限基本可以划定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张友松译《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等一批新闻学著作出版前后，这些系统而全面的开创性学术专著标志着新闻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在这两位“先生”的导引下，追求自由、尊重科学，按新闻传播规律进行新闻生产与经营，成为“五四”时期新闻人崇尚的信念与理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先后涌现的各种新闻观念和新闻思想虽然不少，但不是所有的观念和想法都可以提升至理念的层面，这里所指的新闻理念，当是符合“五四”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新闻界普遍追求和认同的观点、看法和信念。

（一）言论自由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④陈独秀的这一呼吁被视作“五四”精神最有力的表述。人权的核心是自主、自由，离开公民的自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利，人的解放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戈公振认为“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既久，无所发泄，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荣枯系之”，故“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⑤。李大钊也曾激情地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⑥。因此，尊重人权，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第一要义。

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精神在“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其中个人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共和国家之本质”的体现⑦。在报刊上开展自由讨论，各种思想、学说可以自由地交流、碰撞是“五四”时期报刊的一个重要特色。如针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尊孔运动的活跃，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就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争论，对借推崇孔教以复辟帝制的逆流进行了猛烈批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了对国民尽“提撕警觉”之责，报刊上还大力普及自然科学知识，驳斥封建灵学关于鬼神迷信的无知妄说。那一时期的报刊往往能抓住普通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反对封建婚姻、女子的人格和读书的权利、恋爱自由、家庭改革等展开讨论，给人以思想启蒙。一些报刊直接把“评论”二字放进自己的名称中，如《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钱江评论》、《珠江评论》、《双十评论》、《妇女评论》等，这些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特别是有些报刊还从民主的高度，论证言论自由和争鸣是政治上自由平等权利的表现，如“言论自由，本神圣不可侵犯，而为各国宪法所特别保护也”⑧，“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为吾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⑨，这些对形成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促成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闻本位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逐渐认识了新闻报道的自身规律，把“供给新闻”作为报纸的首要功能，认为“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⑩，徐宝璜对此有极明确的论断：“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李大钊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12）。邵飘萍则称，“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的，认识一切关系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13）。正是从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李大钊指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而对新闻事业的价值取向，邵飘萍有更为清晰的论述：“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14）

以新闻为本位的理念，使当时中国新闻界普遍重视信息的传递，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如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对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报道。直接采访、迅速报道的认识得到加强，如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曾联合筹集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以开辟国外新闻源。同时，也使“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人开始从自身的基本问题，诸如新闻、新闻价值、新闻采写等出发来思考问题。如徐宝璜曾强调，办报要有读者观念，所刊登的新闻，应“确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发表的社论，应“确为对时事所下正当透辟之批评”；所发布的广告，应“确为毫无欺骗性质之商业与人事之消息”（15）。他还强调，新闻报道应建立在读者的需要之上，新闻报道要正确、求完全、求迅速、求丰富，强调报道要与意见分离，这些观点标志着“五四”时期的新闻人对新闻及新闻事业自身的本质和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三）社会公器

把报纸视作“社会公器”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突出特征。任白涛认为现代新闻事业的特质可用“公共的”、“人类的”、“教育的”、“艺术的”四点加以概括。他强调，“新闻事业特质之第一应述者，则社会之公共机关是已。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主张则透明无色，态度则公平不偏，是为经营新闻业者当守之要则，报纸之权威信用，皆视尊重此要则之程度为差等。”（16）戈公振认为，报纸的公共性来源于自身的特色。一是报纸有“公告性”特点，把消息完全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二是报纸又有一般性特点，即内容要适应多数人的需要。“公告性”是报纸的外观、形式，“一般性”是“公告性”的内容，两者互为作用，使得报纸能够代表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17）

“公共性”作为报业的第一特质，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报纸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是集团，而是社会的公共机关，是让大家常常发表意见的地方；二是报纸能够代表大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18）1918年，邵飘萍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这样说明《京报》的使命：“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19）1926年，新记《大公报》提出“四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党”，即“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0）显然，“五四”前后的报人已经把报纸服务公民社会作为报业存在的主要目的。既然报纸的性质是“社会之公共机关”，那么就必然承当与其相应的责任。在徐宝璜看来，报纸有移风易俗、潜移默化的“惩恶励善”的作用，因此“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彼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也”（21）。

（四）商业经营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提出了以商业经营谋求报纸生存的理念。他们基于保障真正的言论自由、克服“政治不良”、争取报格独立的目的，提出这一理念――“倘政治不良，言论莫克自由，处处受恶势力钳制与压迫，不是封闭报馆，便是逮捕记者，轻则下狱，重则枪毙，人人都感到‘邦无道危行言逊’的恐惧，谁还肯大放厥词呢？”“中国报业上焉此为机关报，以全部售于一人或一派；下焉者，则是甲盛迎甲，乙盛迎乙，依靠下贱之卖身投靠，以求‘戋戋糊口之费’，报业如何独立？”（22）

商业经营理念的提出，与西方报业理论的引进和传输密不可分。徐宝璜和戈公振等人指出，商业化之理念，在西方均为办报常理，而中国报业“鲜有能知商业化之意义”。只有报纸成了商业，才需要报馆组织。徐宝璜认为，报馆成为职业机构，具备商业化属性，由其包含的三个条件决定：一是用纸张印刷；二是要定期出版：三是为全社会各色人等生产报纸。这三个条件表明，办报馆要有资本投入，要有生产管理，要令报纸成为人人自由消费的商品，而非为某特定人或特定人群生产。而要能维持报纸的这种持续生产方式，商业化经营和令报纸成为商品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商业经营理念的主旨是强调报纸为一个商业组织，办报的目的之一是谋取商业利润，为此要在报纸生产时既要重视新闻以事实为基础，又要强调其可读性和可售性。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理念，促发了“五四”时期新闻业务的发展，如“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大力进行新闻文体改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重视广告发行，报纸副刊发生了突破性的革新，出现了影响较大的四大著名副刊，这些变革标志着符合报业发展潮流的商业经营理念逐渐已为时人普遍接受。

（五）职业范型

“人类文明愈进步，则事业愈见其繁复，于是不得不分行业之法”，（23）徐宝璜的这句话表明了当时学人对新闻职业化的创见。向往言论自由，秉持新闻本位，立足公共机关，坚守经济独立，最终导致新闻职业理念的萌生，这是符合逻辑的必然发展趋向。由于中国报人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过深，因此报刊的政治鼓吹功能一直被放大，新闻记者被视为“文人末路”的职业，新闻职业化道路显得尤为艰难，诚如邵飘萍所言：“以我国之社会，欲以新闻为职业，乃有时较他国为难。盖我国之各方面固未认识新闻记者之地位如何尊严，政府中殆尤甚也。”（24）邵飘萍认为，改变这一弊端，关键在于提倡新闻之学，以推动职业化进程。徐宝璜指出，“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志者也。斯学昌明，则人类受新闻事业之福，愈增其量，是斯学之重要可知矣”。（25）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职业观念的推广，使得这一时期成立了诸多的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了一大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创办了新闻系，新闻教育被引入正轨，培养职业记者成为新闻教育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