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燕 李婧姝：策略与分野：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的新闻奖

话语是一系列的社会实践，它为权力和意识形态所建构。新闻业的社会话语反映出不同社会实体为维护自身权力和宣扬其意识形态而对记者角色作出的定义和期待。①新闻奖的设置是设奖者对当前新闻业、新闻价值理念的认知框架的直接体现，是新闻话语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闻奖的奖项设置和获奖文本，体现的是国家话语的价值取向，是国家权力对新闻作品、新闻记者的认可，对大众传媒的规训是显在而明确的。如陆晔、潘忠党所指出的――它更多是官方的话语表达；②相较而言，传媒本身所设置的新闻奖，则更多体现了其所认知的社会责任、新闻价值以及市场理念。

通常而言，现有对国内新闻奖项的研究多以普利策奖与中国新闻奖进行比较，而就传媒机构新闻奖与国家新闻奖之间进行比较的研究则较为稀见。笔者以为，这两者之间的比较看似不在同一层面，但却可以考察国家以新闻管理机构为管理平台，与具体到个体的传媒机构在新闻理念、价值取向与社会责任认知等方面的异同，并进一步比较传媒机构是如何通过本机构奖项的设置，引导记者在中国新闻奖为代表的国家话语之外，尽可能认知本媒体独特的新闻价值定位和企业文化，并将其内化为日常的新闻生产常规机制。在国家话语体系以及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之中，为赋予了多重价值取向的媒体寻求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中可行的生存和发展路径。就国内的媒体表现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批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媒体，尝试在中国新闻奖为代表的价值标准之外另辟别途，寻求对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进行价值彰显的策略。③

在中国传媒改革过程之中，新闻记者这一行业在报道中记录社会转型历程的同时，自身行业的主导理念、新闻记者对自身的认同也在发生着转变。市场与党的新闻事业体制是新闻从业者实践的两个不同的正当性基础。④

在延安时期以来形成的党报体系中，新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新闻工作者是党的宣传工作者。以上这两个概念是国家话语体系中新闻传媒最鲜明的话语表达。通过对以上话语的构建，国家主流话语将新闻传媒内化于体制结构之中，为体制服务。而在这个话语建构过程中，国家新闻奖强调通过奖励、肯定符合该体系话语表达的新闻作品，凸显其价值判断，鼓励更多的类似的话语表达，来维护此话语体系。新闻工作者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肯定，树立与国家话语相符合的新闻实践理念，进而确定自身的合法性地位。

目前，社会转型期中的中国新闻传媒处于多元话语争夺的场域中。随着传媒改革的发展，新闻媒体中市场的影响日趋明显。强调市场的要求、以受众为导向的意识，在目前的新闻实践中十分明显，这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高度依赖受众的都市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新闻记者的专业地位，这与党报话语体系中将新闻业主要视为党的宣传工具相比，为在转型期在商业和政治权力之间，寻找自身合法性存在的新闻从业者们所迅速接纳。在《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一文中，作者指出：“这三种力量(新闻专业理念、政治宣传体制、商业传媒体制)，既发生在话语场域，即由上述基本概念的不同组合而构成的三个内部相对一致的话语体系，又有社会实体的意义，包括传媒体制、传媒运作中资源配置和流通渠道、具有不同教育背景的新闻从业者及其实践、以及他们互动的实践。它们相互冲突、渗透和调和，构成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专业实践的历史场景。”⑤

有鉴于此，本文选择都市类媒体――《南方都市报》所设置的新闻报道奖与“中国新闻奖”作为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作为市场化的媒体自身设立的内部评奖，虽不与“中国新闻奖”处于同一层面，但是却提供了从微观层面来观察，在国家主流话语之下，在三种力量构成的话语场域之中，传媒机构媒介话语生态的视角。本文试图通过评奖宗旨、奖项设置、作品选题与价值取向分析等几个方面的梳理，解答传媒业是如何寻求自身话语策略，并由此与国家话语逐渐形成功能、理念和价值观分野。

为了适合比较，本文在同一时间跨度选取研究文本，研究的范围从2005年《南方都市报》首次设立“新闻报道奖”开始，相应的，对“中国新闻奖”的研究从其2005年度第16届获奖作品开始，到第21届(即2010年度)为止。⑥

一、功能分野：关于评奖宗旨上的比较

“中国新闻奖”是经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性年度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每年评选一次。其评奖宗旨是：“旨在检阅我国新闻工作年度业绩，展示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成果，发挥优秀新闻作品的示范引导作用，推动新闻媒体与新闻工作者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落实‘三贴近’要求，提高作品质量；促进新闻媒体多出精品，多出人才；推进新闻事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⑦

从其评奖宗旨来看，中国新闻奖主要有三个旨趣：1.主张坚持正确舆论导向；2.强调新闻作品的质量；3.强调中国新闻奖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应当发挥的功用。

《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的内涵最核心的就是以是否符合《南方都市报》的采编理念和要求作为最根本的评判标准，也就是评奖要与《南方都市报》所追求的理想与品位相一致，与他们追求的目标相匹配。

《南方日报》原总编辑范以锦认为，“《南方都市报》最大的目标追求是什么，我想就是它常用的口号‘办中国最好的报纸’。与此相对应的最基础的工作应该是‘做最好的新闻’，评出的作品理所当然也应该是好新闻中的上乘之作了。开展评奖以来，他们把握这一评奖的理念，将最具闪光点、最具价值和最具示范意义的作品评选出来。他们还特别强调首创意义，独家性及社会影响力是特别看重的。”⑧

在范以锦总结的《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的评奖宗旨这一段话中，可以将《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的宗旨总结为以下几点：1.强调新闻作品品质；2.重视独家新闻；3.强调新闻作品的社会影响力。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分析其普通新闻报道奖的评奖标准，这一特点则更加明显：

1.题材重大性(泛指，或专指所报道行业)：10分。

2.独家性(完全独家新闻，同一新闻里新闻点的独到抓取)：20分。

3.社会反响(如引起关注、成为话题、媒体转载、促使转变等)：20分。

4.专业水准(对所报道领域体现的专业性及新闻专业素养)：10分。

5.采写水平(文笔准确、优美，创新手法，采访难度等)：30分。

6.无瑕疵(采写编细节准确到位程度)：10分。⑨

从以上标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方都市报》新闻奖的宗旨是如何细化为评奖标准的。“题材重大性”、“独家性”，都可以体现在新闻采写的专业素养之中，而在这里又突出强调了“专业水准”这一标准，体现出其新闻专业主义的取向。

对比两者的评奖宗旨，可以发现，二者都强调新闻作品的质量，但评判质量的标准则呈现出明显的区别，中国新闻奖要求新闻“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它所体现的是执政党对新闻实践的控制，由于评奖范围涉及全国媒体，因此体现的是国家话语对整个传媒业主流价值取向的规训，而《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的评审在这方面似乎没有特别明确的要求。

其次，在中国新闻奖中强调对于舆论的引导，而《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则从报纸自身的角度来要求新闻作品，强调新闻报道的专业品质。

与新闻作品对于整体舆论的导向相比，《南方都市报》新闻奖更看重新闻报道对于塑造一个有独创性的媒体形象的重要性。通过评奖“让所有采编人员理解南都主张什么，褒扬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这才是真正的目的。”⑩由此可以看出，在价值取向上力求凸显自身报业文化的独特性，是《南方都市报》评选新闻报道奖时的主要目的。

中国新闻奖在选取新闻作品的篇幅上也有所限制。消息的字数被限定在千字之内，评论则是在两千字之内，通讯是在三千字之内。而《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则不设篇幅限制。笔者注意到，字数的限制可能将涉及重大议题、非常规的稿件拒之门外，因此《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的选择更为灵活，不拘于此。

二、理念的分野：关于奖项设置的比较

奖项设置是新闻奖对当前新闻报道、新闻作品乃至新闻生产整体流程的框架设置，直接体现了该新闻奖背后对当前新闻业、新闻价值理念的认知框架。新闻奖项设置的变化体现着新闻业、新闻报道的变化，比如，网络的发展对新闻报道从报道形式到报道内容、理念、新闻报道实际操作都产生了极其强烈和深远的影响，而这一变化在新闻奖项的设置上也有所体现。

比较中很容易发现的一点是，中国新闻奖奖项门类齐全，以媒介、文体为主要划分标准，而《南方都市报》的奖项设置更加细化。

中国新闻奖设28个评选项目，共分为五大类：报纸、通讯社作品参评项目，广播电台电视台参评项目，网络新闻作品参评项目，新闻名专栏以及新闻论文。可以看出，其主要分类依据是根据发布作品的媒介来划分，强调新闻作品的文本内容。

《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在奖项设置上更加细致，更为强调新闻作品内容、新闻生产中的分工。《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在初设时，主要分为普通新闻报道奖、人物报道奖、生活服务报道奖、常规版面编辑奖、特写摄影奖、现场新闻摄影奖、专题摄影奖、特别版面编辑奖、营销策划报道奖、美术编辑奖、校对奖、策划/系列报道奖、评论奖、年度大奖。后逐步增加了报网互动特别奖、多媒体报道策划特别奖、《南方都市报》周刊年度新闻报道大奖、《风尚》周刊年度新闻报道大奖、《云南信息报》年度新闻报道大奖。这些奖项的设置与中国新闻奖有着截然不同之处。在《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中，与其说是以作品的内容分类，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根据新闻生产的分工、具体操作流程来分类。以上分类，可以大致分为：编辑、采写、摄影、策划与营销、评论以及特别的年度大奖。从这里可以看到新闻作品生产中不同工种的分类。而在此之下，又根据每个新闻生产环节中，不同产品的特点进行分类，形成了以上的奖项设置。

尽管中国新闻奖也强调编辑的重要性，比如说对报道的作品其记者获奖，同时其编辑也获奖，同时还有特别为版面设置的奖项。但是与此相比，《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更为强调记者与编辑的分工不同，对报道的奖励以采写记者为主，除非编辑在策划、加工中有实质性贡献，才作为共同作者获奖。而编辑有自己的奖项――校对奖、美术编辑奖、特别版面编辑奖。从中可以看出，《南方都市报》新闻奖对于采编分离的理念更为清晰，新闻生产过程中分工角色的强调，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志之一。

相比于中国新闻奖奖项设置中的全面覆盖，《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更强调报纸的运作特色。而且引人关注的一点是《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中的营销策划报道奖，它体现了《南方都市报》作为一家地方报业对于市场、对于广告的重视，体现了《南方都市报》在自身认识中，除了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之外，还有着对于市场、对于盈利的需要。“它同样有着企业的市场属性并且绝不排斥这种属性，从根本上我们也认为这样的一种属性与理想主义专业色彩传媒责任也并不相悖，反过来套一句俗话就是‘既要讲心，又要讲金’。”(11)

三、价值观的分野：获奖新闻作品比较分析

新闻奖的价值取向不仅仅通过其所提倡的宗旨、奖项设置以及公开提出的理念而体现的，更为重要的是新闻奖所评选出的新闻作品。在中国新闻奖中最能体现其理念的莫过于特等奖及其一等奖(12)，而对《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来说则是新闻年度大奖。

在上述得奖列表中，格外值得关注的是《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奖的“年度特别大奖”。从选题中来看，不同于中国新闻奖特等奖中以说理、弘扬精神、倡导政策为主，“年度特别大奖”重在报道具体事件，反映社会问题。

例如，2006年的“彭水诗案”所涉及的问题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公权力私用的重大社会问题，同样，2010年的《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调查了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暴力截访现象，直指公民人身自由保障的重要议题。这两篇作品都体现了新闻媒体对于政府、政府官员公权力的舆论监督，通过个案的报道体现的是尖锐的社会问题。用庄慎之的评判来说“事关宪政理念、公民社会的确立与建设”。(14)

而中国新闻奖评选出的特等奖中，其选题主要涉及党的中心工作、该时期的宣传要求――长征精神、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奥运会、建国六十周年，政府政策解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都以正面积极报道、正面宣传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