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军锋 金太军：论公共危机中谣言的生存逻辑――一个关于谣言的分析框架

内容提要 公共危机中谣言是以寄生的方式生存的。谣言的寄生性使人们信任谣言：内容寄生性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心理寄生性给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路径寄生性是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谣言能在公共危机中生存，依赖于联网能力和同化能力。联网能力以“差异逻辑”为基础，以“技术范式”为核心，实现不同信任网络之间的链接，为谣言的传递和扩散打通道路；同化能力依赖内容寄生性和心理寄生性，影响人们的心理或者左右人们的行为。

关键词 公共危机 谣言 生存逻辑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是谣言？卡普费雷将谣言界定为“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者已经被官方否认的信息。”[1]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认为谣言是“缺乏具体资料以证实其确切性的、与当时事件相关的命题。”[2]彼得森和吉斯特将谣言定义为“：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解释，在私人间传递，涉及人们关切的对象、事件或问题。”[3]由这些定义来看，谣言涵盖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内容层面，谣言涉及特定的事件，并在一定的社会情景中发生、传递、演化。二是心理层面，谣言影响人们的利益，关乎人们的需要，甚至引致对权威的质疑或否定。三是路径层面，传递谣言需要借助一定的路径。“口口相传”是一种最原始的信息传递技术，在现代社会，我们的生活被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深深影响着，它们不但影响谣言传递方式，而且改变了信任结构。基于此，我们可以将公共危机中的谣言界定为特定社会情景下产生的、借助一定路径传递的、扰乱人们心理或行为的缺乏事实根据的信息。

谣言是信息的异化。信息贯穿于危机管理过程的始终，是危机管理成败的关键。从控制论的角度看，信息反映了对事物可能性空间的了解程度，它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具有主观性的[4]。真实的危机信息可以让人们所知的公共危机的可能性空间变小，比如暴雨预报，让我们知道（1）有暴雨，（2）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有多大的暴雨，据此决策（，3）如何行动。公共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5]，虚假的、真实的，质疑的、捏造的，错解的、误读的信息交织在一起，危机谣言应运而生。危机谣言的信息量为负值，致使人们所知的危机可能性空间扩大，对于危机比较确定的认识模糊起来，这会诱发人们心理的恐惧，甚至导致行为失序。

谣言之于社会，好比病毒之于生命体。病毒对生命体造成的危害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病毒的毒性，一方面取决于生命体的抵抗力。转型社会的中国，危机谣言的“毒性”格外强，政府和社会的“抵抗力”格外弱。此类现象不胜枚举，耐人寻味。我们仅看2012 年7月份映入国人眼帘的三起公共危机事件―――四川什邡钼铜事件、天津蓟县大火事件、江苏启东水污染事件，就会发现：谣言与危机相伴生，有时谣言是危机的导火索，有时是危机的催化剂。人们不禁心存疑惑：“为什么网络上真真假假的质疑声这么容易就把官方的伤亡统计数字淹没，为什么一个公共危机在今天的中国这么容易就能发生。”[6]俗语云：假作真时真亦假，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高度概括了谣言的生存逻辑。如果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解构，它实质上包含两个维度：（1）“假”为什么能作“真”？（2）“假”如何作“真”？这对应着危机谣言生存逻辑的两个层面：（1）人们为什么相信谣言，即谣言为什么能生存？（2）谣言是如何让人们相信的，即谣言是如何生存的？这些构成了本文的基本分析框架。

二、谣言的寄生性

人们为什相信谣言？这是由谣言的寄生性决定的。所谓谣言的寄生性是指谣言自身无法单独存活，必须寄宿于一定的客体中才能生存，它由内容寄生性、心理寄生性和路径寄生性三个部分构成。

1. 内容寄生性指危机谣言需要寄宿在真 实 信息中，也就是说，谣言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这给危机谣言提供了生存载体。

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谣言需要以特定的社会情境为依据。信息不是在社会真空中产生、传递和演化的，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现实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神秘性，造成了人们心目中的政治生活的“神秘之幕”，有利于政治谣言的生成；传统政治生活具有封闭性，正式渠道信息的不充分，使一些人可以借此制造政治谣言，而另一些人则会以联想、猜测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意愿、希望传播政治谣言；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压制性，使人们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信息传递阻塞，出现“大道难言小道言”的现象[7]。历史的发展是累积性的，这些历史因素依然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构成了谣言产生的文化背景。现实环境是指风险社会的来临，“随着烟雾警报、毒物泄露等或多或少的增加，在风险社会中出现的是一种灾难的政治可能性。”[8]这种可能性给人们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为了降低或者消除不安全感，促使相关的个人去寻求风险信息以选择“最优化”的风险决策，实现个人的安全需要。危机谣言是对这些信息需求的一种回应，也是对这种风险情境的一种反映。“在这危难时刻，笃信和夸大凶险新闻成为一种普遍习性。……仿佛逻辑本身已不在于计算可能性的程度，而在于把不着边际的传言当作真实性。”[9]

第二，危机谣言需要以部分真实的信息为载体。从突发事件中产生的危机谣言一般存在三种形式：一是“无中生有”，不知真相、不顾事实，肆意捏造危机信息，比如多地盛传的“地震预言”。这类谣言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成为公共危机的导火索。二是“添油加醋”，片面夸大或拼凑危机信息，模糊了人们对于危机的真实认识，比如最近网络上流传的蓟县大火中死亡人数各种版本。这是一种最为普遍的谣言发生模式。三是“移花接木”，将虚假性信息或误导性信息直接嫁接到现在的危机上，掩盖了事件的真相，混淆了事件的性质。这种危机谣言的形式最具有迷惑性，比如西藏“3・14”事件中，某些西方媒体将救护车报道为囚车，把武警对遇袭汉族平民的救治描绘为逮捕藏族和平人士；原本是不法分子制造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却被说成是“和平抗议”。

危机谣言的生存轨迹同危机生命周期的演化轨迹是一致的。公众对危机信息的关注度通常随着这些危机的实际变化而变化。人们对于某地的危机信息关注度，与人们同此地的关联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正在发生的危机或刚刚发生的危机，它们的相关信息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对于同一危机而言，危机不同阶段的信息关注度也是不一样的。危机前关注度最弱，危机中关注度逐渐趋高，随着危机的不断化解，关注度逐渐减弱，到最终消失。因为危机谣言是以真实的危机信息为载体的，这也勾勒出了危机谣言的生存轨迹：一般来说，谣言与公共危机事件相伴生、相依存，谣言的生命力是公共危机事件的强度、持久度、影响度的函数。

2.心理寄生性是指危机谣言需要和受众的心理预期一致，它给危机谣言提供了生长养料。

危机谣言不仅是事件的叙述或信息的传播，还是一个心理变化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危机谣言有一种心理预期“，在这里，预期实际上是人们心中的选择。对公共事件的发展轨迹，人们心中不仅有自己的预测，而且也有自己的偏好导向。”[10]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谣言之所以能产生、传递，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潜在的心理需要。公共危机事件中，这种心理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匮乏引起的，表现为一种理性恐惧下的感性反应。危机面前，人们一般会产生恐惧，而恐惧、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是谣言最好的温床[11]。这种恐惧是理性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安全需要匮乏时，有机体受其主宰，以调动有机体潜能的活跃和支配因素尽可能的去搜寻相关的信息，以实现安全需要的满足，这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1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危机信息供给不足，理性恐惧会引致一种感性反应，即相信谣言甚至传播谣言。信息认知与两个系统有关，系统Ⅰ是迅速的、联想的以及知觉的，而系统Ⅱ则是缓慢的、慎重的以及分析的[13]。恐惧状态下，系统Ⅰ启动，并抑制系统Ⅱ，限制了人们对于信息的分析推理能力，不能有效分辨真实信息与谣言，导致认知偏差。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出现社会“连锁反应”[14]和“网络效应”[15]，使谣言不断被放大，相信谣言的人也越来越多，谣言的生命力越来越强。

突发事件的可及性又增加了谣言的可信度。所谓可及性是指风险与个体利益和个体安全之间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人们更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可及性是经验主义的。就个人而言，风险社会只是一种宏观叙事或理论抽象，缺乏可及性，公共危机事件则是具体的、可感知的，可及性程度更高。可及性的程度与三个变量成正相关关系：一是时间，即危机发生时间越近，可及性程度越高；二是空间，发生地与个体的关联度越高，可及性程度越高；三是人际，危机对个体或个体联接的关系网络危害越大，可及性程度越高。危机可及性影响人们的信息选择，进而决定谣言内容。比如在“非典”危机中，谣言的内容是与非典相关；什邡的市民关注钼铜的谣言，蓟县的市民更关注火灾的流言。危机谣言的生存价值在于契合人们的心理预期，改变个人的预期收益评价。卡普费雷认为，谣言要让人能够相信，需要三个条件：(1)可靠的信息来源；(2)必须是人们所预期与希望知道的；(3)听起来似乎像是真的[16]。公共危机中，这种心理预期实质上反映了一种恐惧心态，是对满足安全需要的渴求。谣言尽管本质是虚假的，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某种程度上，它往往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而且由于内容的寄生性和路径寄生性（下文述及）会诱使人们改变对预期收益评价，使得相信谣言似乎要比不相信谣言带来的预期收益要高，这时候选择相信谣言似乎是理性的。

3.路径寄生性是指危机谣言的传递机制是寄生在社会信任结构之上的，它是危机谣言传递的路径通道。

具体来说，社会信任结构包含两个层面：个体层面，它是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对符合自己利益的客体的心理认同模式；群体层面，它是人们相互交往过程中的一种规则化的行为模式。路径寄生性实质上是一种信任结构的“移情”现象[17]，是人们将对其它客体的信任或不信任投射到危机谣言上，它包括正转移和负转移两种机制。所谓正转移是将对其它客体的信任投射到谣言上，从而相信谣言，包括角色寄生和关系寄生两种类型。角色寄生，是指人们将对所在共同体中角色的信任投射到谣言的身上，这种共同体包括宗族和村庄。这些共同体属于传统的信任结构，主要以血缘、地缘为纽带、以差序格局为基础构成的。角色就是社会成员在共同体中的身份和位置，“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18]这种由“熟悉”而产生的“可靠性信任”是由于在共同体中，每一个角色的行为方式、行为目的都是可预期的。简单地说，在共同体中，角色与角色之间彼此了解，在何种情况下如何行为，大家都了然于心。这种信任是直接的、感性，因而这种信任结构是封闭的、信任关系是盲目的。危机谣言一旦寄宿在这一信任结构之上，谣言的内容、传递方式等本身的属性都退居次席，大家在乎的是传播的“角色”是谁？“角色”是否可信？在这种结构中，人们信任的不是谣言而是共同体中的角色。角色寄生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熟人或半熟人社会之中；在城市中，这样的信任关系主要存在于农民工等边缘性群体的社会生活中。

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危机谣言的正转移更多的呈现一种关系寄生模式。所谓关系寄生，是指危机谣言寄宿在由人们的社会互动连接而成的关系结构上。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活动空间不断扩展、共同体角色日益模糊，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日益分化，“习俗型信任表现出逐渐衰减的趋势”[19]，信任关系只有在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过程中重新建构。个人需要先在“陌生人社会”中寻找身份认同，它是通过组织转为实现的。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先进入一种社会组织，然后通过这一组织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角色，比如在国家中，你是某省某市的人；在学校中，你是老师还是学生等。角色之间通过一系列的纽带相互联系，角色定位影响联接纽带，“虽然这些社会联系中的任何一种都与情感性亲密关系有关，但亲密关系本身并不构成维系个人信任的条件。制度化的个人纽带和非正式或非正规的真诚和荣誉法则，提供了潜在的信任框架。”[20]由此，人们通过各种联接纽带，以社会行为轨迹为基础重构了信任网络。当危机谣言寄宿其中，它通过各种联接纽带传递，在信任网络的边界内传播，进而嵌入到角色之间的信任关系中。也就是说，在信任网络中，人们信任的不是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