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黍：媒介抚慰：一种弥合阶层落差的方式――南京市民收视民生新闻行为与动机调查

[内容摘要]本研究以南京六城区市民为研究对象，采用“使用与满足”理论作为研究框架，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探讨了南京市民收视民生新闻的行为与动机，发现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较信任与依赖民生新闻，但其节目参与程度较小。研究认为这部分受众收视民生新闻的原因：获取人际交流的“亲切感”与社会的“尊重感”，获取参与公共事务与拥有心理依靠的虚拟满足感，从而获得媒介抚慰以弥补社会心理层面上的缺失。因此本研究认为民生新闻促使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适应社会，从而具有促进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平衡和维护稳定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民生新闻；收视行为；收视动机；媒介抚慰

从2002年起，全国各省级电视台和城市台为争夺本地观众，纷纷调整本地电视新闻的形式，逐渐开始以老百姓的视野报道老百姓关心的事，此类“以‘民生、民情、民意’为主要关注点，以城市百姓‘身边事、麻烦事、希奇事、关心事’为主要报道题材”[1]的电视新闻节目被业界及相关学者定义为“民生新闻”。电视民生新闻这种媒介现象引起了全国一些学者的注意。受众收看民生新闻的行为有哪些特征？受众收看民生新闻是基于何种动机与需求？不同社会、心理特征的受众收看民生新闻的行为与动机有怎样的区别？本研究以南京市民为研究对象，采用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理论为研究路径，针对以上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研究设计及方法

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的社会及心理的基本需求，会引发他对大众传播媒体或其它来源的期待，而导致其对不同形态的媒体使用与从事其它活动的行为，从而获得需求的满足或其它非预期的结果[2].对于媒介使用动机的社会根源而言，布卢姆勒指出了由于性别、年龄以及社会的角色不同会使人们产生对传媒的特定的需求[3].对于媒介使用动机的个人心理变量而言，卡茨等学者提出了“期望”的概念。根据菲利浦・帕尔姆格林对于期望的解释，可以理解为：媒介期望反映了受众文化、心理、社会的认知，同时也包含了某种接触传媒内容的“实际”经验，这些是决定人们想从媒体获得自己想要的满足的主要信息成分，从而影响媒体行为。

根据以上使用与满足的理论框架，本研究重在研究受众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在其使用媒介时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变量是：（1）受众收看民生新闻的行为：包括民生新闻收视频率、节目参与、新闻内容的“再传播”、媒介求助、收视内容偏好等。（2）受众收看民生新闻的动机：采用鲁宾和柏斯对于动机的分类原则，分为由“习惯”等11个动机因素。（3）受众社会地位：由“学历”、“收入”两个指标来进行衡量。（4）受众的节目期望：由“民生新闻真实地表现了我们的社会状况”、“民生新闻关心百姓疾苦，代表了百姓利益”、“相比较其他新闻，我更信赖民生新闻”、“民生新闻给老百姓提供了一个发表意见的平台”、“民生新闻能够帮助百姓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等五个指标来衡量。

基于使用与满足的研究路径，本研究假设如下：受众的社会地位与其对于民生新闻的期望存在着负相关关系（H1）；受众对于民生新闻的期望与其收视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H2）；对于民生新闻拥有不同期望的受众在收视动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H3）。

本研究采用定量调查的方式，在南京市的六大主城区内，按照“南京社区网”[4]提供的社区名录，在每个城区随机抽取一个街道，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在每个街道中抽取2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48名居民，共获得576名居民为本次研究的调查样本。于2005年5月2日―7日对随机抽取的576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34份，有效率为92.71%.南京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的学生担任本次调查的访员，所有的调查数据录入电脑，运用SPSS13.0FOR WINDOW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二、发现与讨论

研究发现受众对民生新闻的内容偏好普遍趋于正向，其中偏好最高的前三类为“生活资讯新闻（均值3.93）”、“主持人评论（均值3.86）”、“民、刑事新闻（均值3.82）”。发现在11类媒介动机[5]中，受众主要出于“了解南京发生的大事（65.0%）”、“为了获得生活的实用信息（55.3%）”、“了解社会是否安全（45.4%）”、“为了学习知识（45.4%）”、“为了获得一种亲切交谈的感觉（37.8%）”等四种动机收视民生新闻。

对研究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等研究之后，得出以下的发现：

1、社会地位较低者对民生新闻持有较高期望

如表1所示，社会地位越低的受众（学历越低，收入越低）对民生新闻的期望越高。因此，证明了假设H1的成立：受众的社会地位与受众对于节目的期望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另外发现：女性对于民生新闻的期望要高于男性受众（P=0.000，男=11.88，女=12.97）。通过对于节目期望的研究，我们即可以认为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和女性受众较认同、信任民生新闻，对民生新闻拥有相对正面的信念。

2、对民生新闻持较高期望者收视行为趋于正向

如表2所示，研究发现民生新闻的期望与收视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作用，即对民生新闻的预期越高，其收看频率、与别人谈论所观看的民生新闻内容的程度越高，在遇到困难时越倾向于求助民生新闻，即证实了假设H2.但研究没有显示出期望与节目的参与程度之间有任何明显的相关关系。研究并且发现学历越低的受众收看民生新闻的频率越高，收入越低的受众在遇到困难时更希望求助于民生新闻，但更少地在收看民生新闻时参与到节目中。

3、民生新闻营造的媒介抚慰弥合了阶层间的落差

如表3所示，不同社会地位、对民生新闻拥有不同期望的受众在收视动机上存在着明显差异，故证实了假设H3的成立。即社会地位越低、对民生新闻期望越高的受众越将收看民生新闻视作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更希望从中获取一种亲切交谈与被社会重视的感觉，并且他们注重通过民生新闻学习知识与寻求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

在对受众收视动机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受众收视行为、社会地位及其对于媒介期望的分析和探讨，本研究认为，民生新闻之所以受到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的喜爱、信任及依赖，很大的程度上在于民生新闻为这部分受众营造了一种媒介抚慰的环境。

（1）受众从民生新闻中获取人际交流的“亲切感”与社会的“尊重感”

在本研究中，对民生新闻持较高期望的受众越希望从民生新闻中获取“亲切交流”及“受尊重”的感觉（p=0.000，p=0.016）。这部分受众社会地位较低，在社会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他们由于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与社会话语权的缺失，他们无法进入社会的主流精英阶层，并且他们获得资讯的渠道十分狭窄，对于大量资讯的理解能力也十分有限，所以他们在现今的媒介传播中是被忽略的一个群体。他们选择媒体时相较于社会地位高的受众缺乏主动性与独立性（学历、收入从众：p=-0.011，-0.025）。并且在本研究中社会地位越低的受众越感到“在这个社会中老百姓的利益经常受到侵犯”（学历感到侵犯：p=-0.016）。

新闻传播的过程即是构筑“媒介真实”的过程。在民生新闻中，关于普通市民的社会新闻占到了绝对多数，媒体无微不至地关心百姓衣食住行，不起眼的市民纠纷被请进演播室。民生新闻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进行类似这种蒙太奇手法的选择性地拼贴再现，使普通市民的生活几乎被放大为社会的全部，市民成为社会的主流阶层。

受众通过媒介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则形成受众的心理现实。民生新闻使存在落差、相对处于弱势的百姓被夸张成世界的全部，现实生活的落差与缺憾被新闻里‘冷暖有人管、疾苦人共知’的虚妄的媒体景象缝合，使受众被关注被承认的心理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与满足[9].并且，民生新闻作为一种大众消费文化的媒介形态，大众对其节目的文化内涵不仅熟悉，而且充满观赏的心理期待：新闻讲述的都是道德、伦理、情爱、血缘等人间关系。那些寻常事、平常心于百姓来说是“关己”的，这也正是让受众感到“亲切”的原因之一。因此，民生新闻以一种“文化幻觉”的形式对那些社会地位缺失的受众进行了一种在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抚慰”。

同时，民生新闻表现形式上的特色（主持语言趋向口语化、方言化、故事化；新闻内容趋向街坊化、实用化；公众频繁出镜等）也使民生新闻更像是身边的朋友，很具人情味，拉进了受众与新闻间的距离。由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的日益冷漠（本研究中有53.6%的同意“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越来越冷漠”的说法），人们越来越缺乏人际间的亲切交流，所以每天晚上播出的民生新闻，在一定的意义上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亲切愉快的街坊闲聊。

另外，在收视动机中发现，受众选择“获得实用信息”的占到了总数的55.3%，仅次于“了解南京大事”的动机（65%），受众将民生新闻作为他们“学习知识”，“获取生活的建议”的主要的信息渠道。民生新闻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大量的实用资讯，使得这种媒介形态中基本上消除了信息传播中的“知沟”，媒介的信息可以被普通市民没有障碍地予以接受，普通的受众在面对媒介时不会感到无法理解媒介信息所带来的尴尬和歧视，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予了受众一种受尊重的感觉。

因此，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较期望从民生新闻中寻找“亲切交谈”与“获得尊重”等媒介抚慰，从而弥补该类人群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落差，以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

（2）受众从民生新闻中获取参与公共事务的虚拟满足感

在对收视行为动机进行进一步研究时，发现很少有受众选择“参与节目”这一收视动机（4.9%），也很少有受众真正参与到讨论节目中去（经常参与：2.7%）。同时也发现：社会地位越高的受众对公共事务的关注热情越高（收入热情：p=0.023），他们参与节目的行为也越偏正向（收入参与：p=0.018）。但是在收视民生新闻内容方面，却发现社会地位越低的受众越偏爱民生新闻中的“主持人评论”（收入主持人评论：p=-0.007）。

在民生新闻中，主持人被赋予个性，他们的评论被一般老百姓认为是社会正义的象征，老百姓更多地是通过民生新闻主持人的视角了解新闻，而不仅仅是通过新闻本身的叙述。社会地位越低的受众越认为“民生新闻代表老百姓利益”（学历、收入代表老百姓利益：P=-0.003，P=-0.008）。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与能力，但由于对民生新闻的高期望，他们自觉地将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力让渡给民生新闻中的主持人，主持人的评论引导受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再加上主持人所特有的亲民的个性、通俗的语言、较为犀利的言论，使受众在其中感觉到自己的意见被表达，感觉到自己参与了公共事务的讨论，从而产生了交流快感与满足。但是实际上，由于民生新闻是一种以消费为导向的大众媒介形态，其并不在于启蒙受众，而在于满足受众的媒介消费需求，所以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目前却很少在民生新闻中转化为一种公共事务参与的行动，他们更多地以一种“看客”的心态去关注而非真正参与公共事务，他们更多的仅是希望从中获得虚拟的文化抚慰。当然，由于民生新闻市民讨论互动节目的形式，本研究中也不排除社会地位较低的受众时由于没有资费或条件拨打电话或发短信参与讨论的可能性。

（3）受众从民生新闻中获取虚拟的心理依靠

研究发现社会地位越低的受众对于民生新闻有一种“包青天”意识[10]的依赖（收入求助民生新闻：P=-0.032），对民生新闻有一种虚幻的想象，赋予民生新闻“包青天”的内涵，这部分受众更多的认为“民生新闻能够切实帮助老百姓解决困难”、“民生新闻代表老百姓利益”（学历、收入代表老百姓利益：P=-0.003，P=-0.008；收入、学历解决困难：P=-0.019，P=-0.010），并且在民生新闻的内容偏好上，他们更偏向喜欢案件及家庭邻里新闻（收入、学历案件新闻：P=-0.000，收入、学历邻里新闻：P=-0.000，P=-0.003）。然而，同时，这部分社会地位相对缺失的受众在现实社会中更容易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感受到自身利益受到侵犯（学历感到侵犯：p=-0.016），他们对于社会公正、公平的渴望也愈强烈，但是他们的维权意识与能力相对薄弱。然而民生新闻那些激浊扬清，弘扬传统伦理规范的新闻报道及看似犀利公道的主持人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部分受众在现实生活中缺失的社会公平、公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