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忠党：历史叙事及其建构中的秩序――以我国传媒报道香港回归为例

传媒是局促的历史舞台。一方面，历史的画卷在传媒这一载体上展开（并日益经常地采取“实况转播”的形态），因此，传媒为我们提供了特定的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成为我们认知历史的工具之一。[1]另一方面，历史并不能在传媒上无拘无束地公演。通常，镶嵌在一定政治、经济体制和发展环境中的传媒不经意地限定了历史事件的脚本，成为某类主体建构（包括叙述）历史的积极合作者。毕竟，传媒有自身运作的逻辑，它部分基于传媒技术的潜力和特征，更重要的是有它动态的部分，即基于特定政经历史条件的动力、规范及其演绎。[2]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析历史事件的传媒再现（media representation）及其建构过程，从中窥视出传媒在建构历史过程中的框选，以及这种框选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经逻辑的契合。

20世纪步入结束之际，重构中华民族──包括历史和人文──的叙事，成为我国传媒的重台戏。这其中有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并发展的沉思和忧虑，也有关于我国如何面对全球化趋势的断想和警告，还有因为我国国力日强的振奋和豪迈。[3]国内外的学者们纷纷关注到了我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日益高涨和民族主义话语的日渐强势。当一些国内学者寄情民族主义，论述它作为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资源之必然和必要时，一些国外学者却对他们所谓的中国“侵略型民族主义”或“敏感仇外的民族主义”表示担忧和恐慌。[4]这些都表明，民族主义成为20世纪末我国最有影响而且引人注目的话语体系。

1997年的香港回归就是凸显我国民族主义话语的一个“热点时刻”（hot moment），即集中我国文化或社会内省自身的意义以及体现内部各种张力的历史事件或现象。[5]因此，我在本文以“回归”作为案例，分析我国传媒报道中的历史叙事以及生产这一媒介再现的过程。我的目的在于展示我国传媒在报道回归时建构了一个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其中文本及其建构的过程都体现出一定的秩序，也就是结构性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代我国民族主义话语在文化产品中的走红作出一个解释。虽然“香港回归”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三年，在生活节奏如此迅捷的今天，它已经成为相当遥远的历史，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试图体验传媒对历史的建构，寻找传媒再现的“香港回归”对于我们集体记忆的密集渗透，从而感性地理解传媒作为历史的舞台如何地局促以及为什么这么局促。[6]

“祖国大家庭”的欢庆

历史学家会告诉我们，“香港回归”是个浩瀚的历史工程，其中牵涉到了我国内政与外交，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各个方面。不仅如此，它还是20世纪末整个人类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回归”在90年代后期成为我国的一个重大文化现象，是一个符号，一个意义浓缩的“新闻聚像”（news icon ）。不同的人，处于意识形态场域的不同点，采用这一“新闻聚像”构筑各自关于世界秩序、历史、未来和个人身份认同的话语。[7]从我国传媒的香港回归叙事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当代我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传媒是我国人民欢庆“回归”的舞台，是各地（包括全国和世界各地）欢庆活动得以跨时空同步的组织者。传媒的“回归”叙事采纳了历史的庆典这一基调。在这一叙事当中，收回香港，我国人民得以“百年梦圆”，“一洗百年耻辱”。因此，这是“中华民族永载史册的盛事”，赢得了普天下“炎黄子孙”的自豪和欢庆。“香港回归”也因为传媒而成为一个文化节日。在传媒上，中华民族（在此我们暂置其丰富复杂的内涵）的所有成员参演了各种文化仪式，其中包括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仪式。[8]作为文化节日，欢庆香港回归成为一个仪式表演的情境，起到了更新并强化民族凝聚的纽带，展现统一民族的实体存在的作用。

传媒的“回归”叙事具有时空的秩序。起到构筑时间秩序的是我国政治话语中特有的历史脚本。这个历史脚本由这么两段因果关联的链结组成：（1）落后──挨打──丢失香港──民族耻辱；（2）民族复兴的雄心──寻求真理──中国共产党──国家的独立自主──改革──国力强大──民族振兴──香港回归。历史在这里绝不是随意排序的事件系列，而是一组组因果关系的链条。在这一历史脚本中，中国共产党是拯救民族的英雄，西方列强是欺负中华民族的反派，而1949年以前的中国统治者，尤其是直接负责的清朝统治者，扮演的是令中华民族蒙羞的角色。这一切令得这一历史脚本带上了“爱国救亡”以及民族一体等于政治统一这样的逻辑。[9]对于这一历史脚本，《人民日报》1997年6月30日社论作了定稿式概述：

明天，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76周年纪念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一洗百年耻辱的大喜日子。……香港回归祖国，是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为之牺牲、却又壮志未酬的夙愿，只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年梦想才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昭告世人，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不可能有香港的顺利回归。……中国共产党是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核心力量。

历史的脉络还由1997年往前追溯。为庆“回归”，《人民日报》组织撰写了四组八篇“迎接香港回归特稿”。这组特稿顺着时间的延续，由“血脉永相连──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开篇，直到“明天会更好”结束，以此连接秦汉、1997和“明天”。[10]在《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对“黄帝陵前香港回归纪念碑奠基”的报道中，在频繁重复的“炎黄子孙”这样的象征表述中，不仅历史，而且作为这个历史的主体，中华民族，都被赋予了五千年“一脉相承”和“延绵不断”的实体特征。中国共产党所继承和代表的正是这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延绵发展。因此，历史是塑造民族实体的基本途径，历史的叙述也是对民族实体的话语建构。[11]

除了五千年未曾间断的时间脉络，回归的喜庆还成就了空间的延绵。这首先表现在中央传媒的空间覆盖：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并且全世界各地。[12]中央电视台在它的“72小时直播”中运用天安门广场上的倒计时牌在视觉上塑造了这种空间的辐射。譬如，在7月1日午夜播出的“百年梦圆时”，记者激越地抒情道，“倒计时牌已经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丰碑”，“这（回归）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这是百年历史的重大庆典！”“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读秒，10，9，8，……0，香港回归喽！”在这一刻，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矗立于天安门广场的巨大屏幕，上面正在显示6月30日的午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的会展中心冉冉升起，声道上传达出是国歌的演奏声、天安门广场上礼炮的轰鸣声和10万民众欢腾之声。紧接着，电视画面从天安门广场的这一景象剪接到了一个又一个来自不同城市但是完全雷同的欢庆景象，即“香港回归喽！”的欢呼声和沸腾的人群。通过这种镜头组合，举国欢庆显示出空间的延续和时间的同步。

在“回归”的叙事中，家成为民族的基本诠释框架：香港回到了“祖国的大家庭”，家族的成员，也即“炎黄子孙”，因此欢欣鼓舞。在这里，共同的始祖确定了民族成员之间的血缘关系和“骨肉”亲情。中华民族的多元──在媒介上不仅表现为男女老少和居住地的区别，而且还表现在“兄弟民族”的服饰、语言和风俗的区别──被同质化为“一体”，编织成统一的民族单元。[13]民族的欢庆虽然首先是公共活动──其表现是在公共场所展开的并且是通过国家（state ）组织、规范的活动，同时也是家族活动。因此，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的基本设施之一──为家族甚至是核心家庭的活动提供了表演的场所。通过电视屏幕，我们看到父母推着婴儿车漫步在装饰了五彩灯光的街头，渡过这“比过年还高兴”的盛大节日；我们也看到林则徐的后裔，聚集在林家祠堂，举行“迎回归慰英灵家祭典礼”。但是，林家的典礼同样由“家”与“国”共享。在祭典上，林家最有地位的我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宣读了“祭文”，年轻一辈的代表则朗读了“爱国决心书”。家与国在此浑然一体，通过电视屏幕，这种“家”“国”一体被网联到了亿万家庭。[14]

这里，民族的历史也就是个人的生活体验。体现这种叙事结构，林氏后裔凌青成为传媒的热点人物，他的“国耻家仇今尽雪”的诗句分别为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所引用。[15]更为突出的是，传媒访问一些经过特别筛选的普通人，由他们叙述在殖民统治下生活的耻辱以及争取香港回归的艰难历程等，并赋予他们“历史见证人”的权威。这当中有《人民日报》反复出现的栏目，名为“百岁老人话沧桑”；还有中央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中英谈判历史见证人》等。中央电视台在其72小时直播中穿插的大量音乐电视片，更赋予这种个体化的叙事以生动的形象，祖国被直称为“亲娘”，150年的割离被私情化为“离别相思”，回归的欢庆被渲染成“照耀历史”的“真心”和“穿越时空”的“爱恋”。[16]

虽然血缘的基础令得家庭成员之间有了“骨肉亲情”，但也造成了自然的角色划分，其中最基本的划分基础是生理特征，如性别和出生先后。然而，这种自然划分的社会化赋予了角色之间权威与服从、核心与边缘的关系。民族主义的“回归”叙事运用了“家”的隐喻，但反其道而行之，将共同始祖这一血缘意念揉进政治权威等级之中，将社会建构的角色划分自然化。在这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民族的“大家庭”，匆匆赶往香港，亲领主权，又匆匆返往北京，统领以北京为中心的举国欢庆，不啻是民族大家庭的“家长”；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民族大家庭的“长子”，其它成员则是“兄弟民族”。这样构筑的民族大家庭在传媒上通过各种象征的安排而再现。譬如，6月2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首都各民族人士在北京举行迎香港回归座谈会”，通过这种场合，各主要民族有代表露了面，这种露面不仅有群体的代表性，也有地域分布的涵盖完整性。体现这一空间覆盖的要求，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都报道了东南西北各地的欢庆活动，还报道了“各国华人”庆回归的活动。通过这些报道，中央的媒介不断地强化“举国”和“五洲同庆”以及“四海归一”这样的空间框架。这样的叙事结构，用萨伊德（Edward Said ）的概念来说，成功地“本质化”（essentialize）了中华民族，也就是说，将民族作为历史与文化的建构这一点排挤出人们的视野。[17]

党－国主导的利益调适

“回归”叙事中为什么会有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义话语？为什么不同的传媒实体会有非常一致的叙事结构和话语形态？英国学者格尔纳（Ernest Gellne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主义是“有闲秃笔和轻信的读者们共同浇灌的果实”，是“特定社会条件的必然产物”。[18]据此，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回归”叙事的建构过程，从中看到传媒作为历史的舞台如何局促。

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从来就是国家主导的工程，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度更是如此。在我国历史上，“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与中华帝国（empire）或国家（state ）并不总是同步形成。如果说作为“国”的中华在历史上朝代更替，分分合合，但以“合”或“大一统”为总的趋势的话，作为“民族”的中华却总漂移在各种因素的不确定组合之中。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实践和习俗、种族（race）或部族（ethnicity ）、居住地区、国籍等，但这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构成定义中华民族的充分必要条件。直到近代，孙中山先生在推翻满清帝制的斗争中还经历了“反满”到“五族共合”的变化。正因为如此，有些西方学者称中国是“无民族之国”（nationless state）或是个正在寻找“民族”的“帝国”（empire-state）。[19]

西方学者的这种概括当然不中听，但他们却道出了一个理论困境：当用源自西方，尤其是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一框架考察中国时，我们会发现，首先，在中国，这两者之间的勾联并不象以欧洲中心为取向的学者们所想象的那么密切；其次，中国历史上国家（state ）在构造“民族”叙事和话语中起着重要作用。[20]因此，有学者声称，中国的民族主义有着强烈的“国家主义”（statism ）的倾向。1910年共和之后，这种“国家主义”叙事甚至取得了“霸权”的地位。[21]反映这种“国家主义”话语倾向的近、现代表现是，“亡国”与“灭种”不可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