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旦：重造新闻学――网络化关系的视角

就历史看，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总是显得有点底气不足步履蹒跚。且不说似乎一直面对有学无学的质疑，甚至不得不为这无聊的伪命题做种种辩护，就足以显出对于自己合法性地位的紧张。上世纪八十年代传播学的引入，又增加了几分压力。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始终剪不断理还乱，迄今仍是不清不白，尽管表面上像兄弟俩，和和气气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当然，说这些并不表示我要清理历史旧账，新闻学一路走来没有倒下，就说明它有着自己的根基和营养来源，没有必要回过头看。牵涉历史，是因为由此联想到新闻学的今天乃至未来。

今天是一个什么情状？刺激一点，或许可以用得上 罗伯特 ? 麦克切斯尼的“紧要关头”

――“旧的制度正处于土崩瓦解的阶段”。“新的传播技术革命摧毁了现存的制度”；“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新闻业陷入美国“进步时代”以来的最低潮。 ( 麦克切斯尼， 2007/2009:11-12) 平和一些，则可以用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 “各种沟通模式整合入一个互动式的网络中。或者换句话说，通过超文本和后设语言的形构，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经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和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 ( 卡斯特， 2000/2001:406) “紧要关头”与“网络社会”，表述不一，精神一致，在传播技术革命性变化的推动下，传播生态和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改变。“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 ( 麦克尼尔、麦克尼尔， 2003/2011:1) 如果说 工业时代最为关键的机器是时钟，并由此成了机器的代表和“典型符号”，那么，时钟也就是工业时代的最好隐喻， ( 芒福德， 1963/2009:15) 有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自然理性主人， ( 普里高津、斯唐热， 1984/1987:83) 在主宰着世界的一切，想想“标准、规律、节奏、分工、统一、进步、因果”等等之类的现代词汇，即刻明白我们其实一直是生活在时钟所确立的生活节奏之中。然而，网络化时代变了，如果也选择一个隐喻，就不可能是再是时钟，用约翰?厄里 (2003/2009:79-80) 的说法应该是“因特网”，意味着是一个“高雅的、无等级之分的根茎状全球结构模型”；“而且，它还以横向的，以及纵向的‘超文本’链接为基础，从而使得文本文档中的物体之间的边界呈现出无穷无尽的流动态势”。本来似乎秩序井然中心边缘分明以线性因果逻辑运转的社会，突然间就变成了无边无际的波浪式的涌动：没有中心，或者是互为中心，此起彼伏，前呼后拥，同声共享。“线性的隐喻”被“联系的隐喻所代替”，“既不存在‘结构’也不存在‘功能’、既不存在‘宏观’层次也不存在‘微观’层次、既不存在‘社会’也不存在‘个体’、既不存在‘系统世界也不存在‘生活世界’”，社会理论这些假定存在相互分离的实体和相互分开要素的概念已经失效，诸多网络所造成的“关系”，同时也只有“关系”，才是根本。 ( 厄里， 2003/2009:152-153 ； 25)

报刊业呱呱坠地，恰好是“时钟”时代，且是“时钟”的威力渗透社会各个方面并慢慢确立自己独尊地位的时期，“随着钟表的更广泛的应用，人们对时间的意识就变得更普遍化了：时间与有机体的时间系列分开来了”，“到了 17 世纪，报刊杂志出现了”，甚至连衣着也每年变换着新花样，再不是几十年不变了。 ( 芒福德， 1962/2009:17-18) 传播革命所激发的第一次“紧要关头”就此来临，随之美国的“进步时代”催生了新闻专业主义， ( 麦克切斯尼， 2007/2009:13) 新闻人才遂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新闻教育发端于 19 世纪末，首先开办四年制新闻学课程的是 1904 年的伊利诺伊大学，随后是密苏里大学于 1908 年开设了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初期的新闻教育，重点在于技术性课程。到了第二个阶段，新闻史和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新闻事业，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出现了第一批教科书。 1930 年代以后，新闻教育进入和社会科学结合更加紧密的阶段，目标是实现二者的一体化。“人们公认，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接受广泛的大学文科教育和良好的新闻技能训练，并理解他们所选择的职业的社会含义”。 ( 埃默里、埃默里， 1996/2001:603-605) 不过这种面上的平静描述，遮蔽不了内在曾经有过的激烈冲突。在新闻教育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过程中，尤其是后来传播学的融入，并非风平浪静。罗杰斯 (1997/2002:385-490) 就看到，在不同高校里“绿眼罩人”和“卡方人”互为轻蔑和贬低，可见二者隔阂和戒心之深。“绿眼罩人”甚至反对将“新闻学”命名为“传播”。传播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概念；新闻学是一个职业名称。一直待到报人和一些媒介机构开始涉足于民意测验和市场调查之后，传播的应用首先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互不买账的情况才稍有转圜。当然，缝隙并没有因此就被填平，或者可以说，传播更多是在应用研究上，新闻学仍然以职业为重。施拉姆想把新闻学院变成传播学院的设想，显然是低估了其中的难度。大多数学院最终是选用拼搭捏合之法，以“新闻与大众传播”冠名，多少说明了这一点。当然，这是一种妥协，更是机会主义的表现，以使研究和教学各得其所相安无事。此种思路下，本科的学士学位，坚持以“新闻”为名，自也就不足奇了。

之所以从报刊业的产生转接到美国的新闻教育，乃是最先注入中国新闻教育之流且激荡搓摩并初成模样的，就是来自美国这股泉。迈入 20 世纪不久的中国知识人发现， 新闻事业“尤以北美合众国为盛。自美国新闻家 Joseph pulitzer 君创设新闻学校于哥伦比亚大学，而各大学之特设新闻科者，亦所在多有。新闻学之取资，以美为最便”。 ( 蔡元培， 1994) 不过，恰 如有论者所揭示的，后来影响中国新闻教育最大的不是蔡元培所提到的哥伦比亚而是密苏里大学。中国整个新闻教育，实质上都是“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的翻版，即：“主张学新闻最佳的方式是实践，强调动手做和职业取向”。 ( 张、李金铨， 2008:335) 这种倡导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职业导向之新闻教育，确立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基本目标、教学体系和研究方式。因此，像美国一样，中国新闻学从一开始便是一个职业规范性学科。具体地说，新闻学是通过对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加以归纳和提炼，形成条理化的知识，传授学生，指导实践，其依托的基础是职业伦理 - 社会责任，并以此区分和指认应该 / 不应该，“导新闻业于正轨”。 ( 徐宝璜， 1994:132)1949 年后的新闻学教育和研究在性质、方向及目标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这种变化与其说是职业上的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培养新闻事业新人仍是基本目的，需要端正的是为谁服务。直到 1980 年代传播学的侵袭，新闻学才发生了动荡，好比美国的“卡方”和“绿眼罩人”的纠缠，二者的界线和各自重点，同样让人迷惑不清。“新闻传播学”的名称糅合并确立为一级学科，表面上的隔阂得到了消除，内在的张力却并没随之而去。由于本文着重是要谈新闻学重造，传播学暂且搁下，下面仍然转到新闻学。

在以“互联网”为隐喻的今天，报刊业所开创、建立及保持的大众传播秩序和关系，风光早已不再，如果不是说被颠覆的话。新传播推涌出一个新的“紧要关头”，这主要不是时常说的多了哪些传播渠道，信息是如何的庞杂，舆论意见的表达是如何嘈嘈切切，而是发生了传播的“整体的生态变革”， ( 波兹曼， 1992/2007:9) “ 这种以多种传播模式之数字化与网络化整合为基础的新沟通系统，其特性是一切文化表现的无所不包与全面涵盖。由于它的存在，新社会中的所有信息均以一种二元模式运作：亦即在多媒体沟通系统中 ‘ 出现 ’ 或是 ‘ 缺席 ’ 。惟有在这个沟通系统中出现，才让信息能够沟通与社会化。其他所有信息则被化约成一种个人想象，或是日渐边缘化的面对面接触次文化。 …… 不过，若要纳入这个体系，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要能适应其逻辑、语言、进入点以及编码与解码模式”。 ( 波斯特， 1990/2000:464) 由此见， 麦克切斯尼说的 “媒体体系的内容，特别是新闻业，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新闻业和大众媒介体系要依照新的“ 逻辑、语言、进入点以及编码与解码模式”，方能进入并在这个新的传播生态之中存身，否则就只能是“缺席”。

学界和业界不是没有感受到此种非同以往的变革，反应也不算不及时，“媒体融合”或“全媒体”之类的操作性尝试和课程的开设，以及业界主动介入数字技术，都在在表示要努力融入这个按照新逻辑运行的传播网络而不是被排除在外。但是，当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媒体融合”所吸引时，却似乎忽视了“网络化社会”或者“网络化关系”是由另一种“融合”所构成，亦即延森 (2010/2012:3-4 ； 17) 所谓的 三种不同维度的“媒介融合”：人的身体的媒介平台、大众媒介平台以及以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互相叠加和广延，实现“交流和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籍此，“人类被纳入了传播平台的范畴” 。与前一个“媒体融合”――某一媒介内部综合运用诸种媒体――之不同，延森的“媒介融合”，是三种媒介平台交错混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新闻业当然存在，但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平台或者维度，更彻底地说，不过是这张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犹如其他节点一样。 在这样的“关系之网”中，新闻业并非因为是职业新闻制作者就有何先天优势，或者占据什么高地。相反，“各节点通过更多地吸收信息并有效地处理这些信息来增强自己在网络中的地位；而如果它们表现不佳，其他关节点则会把它们的任务给接收过来。因而，各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如何并不在于它们本身的属性，而在于网络中的其他节点相信不相信它们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转换者’遵从的是网络运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所以厄里 (2003/2009:12 ； 22) 进一步指出，各种节点只是以一种中间状态而存在，“既不是决定论的，也不涉及自由意志”，自然也不能用一种先定的功能予以定位。结构已变，功能焉存？一切均是待定，完全取决于节点所显示的能力――信息吸纳、处理及转换。作为一种职业实践的新闻传播仍然有位置，作为一个组织信息和知识机构的大众媒介也不会消亡，但都只能化为“关系之网”中的一个互联部分。即便它自身也是一个网络，也必定被嵌入到更大的网络，与其他网络共存并发生相互作用，从而显现出如下的特征： 1. 有位置但不必然有效力，网络关系始终以 去中心与再中心进行着波浪式的涌动； 2. 媒介与社会的界线消解，只有自组织自滋生的 多重相互联结， 看或被看互为交织，同时发生， 线性因果不再存在，后果不可预见和不可逆 ； 3. 真实、客观等理念将会重新遭到估量，由于网络关系中有着各种层面的诠释群体，意义的建构将成为重点； 4. 作为一个节点，衡量专业新闻传播机构的不再是独家或者什么原创性新闻，而是接入点 1 和到达点的数量，转化转换数据的能力和水平。所以，《纽约时报》就提出，要从一家生产优质数字报道的报纸转型为一家生产优质报纸的数字媒体，显见就要在元技术――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平台上同台竞争。 ( 《新闻与写作》， 2014) 这也正是厄里所讲的，如今遵循的是“网络执行逻辑，而不是命令逻辑”之意。看一下 当下中国传播沿网络节点水平展开，以行政地域纵向分层管治的媒介格局不再有效；舆论呈现多中心且在流动中此起彼伏；新闻业的一举一动被公开化被围观；大众传播想发力却找不到一个牢固支点，就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了问题，虽然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 可是，眼下的“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却透露出职业大众媒介机构执拗的路径依赖思维，“门”好像是敞开了，但仍坚定地沿续着原有的职业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