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

正在进行中的《清史》纂修工程，是一项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这部《清史》，初步规划为92卷3220万字，设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其中的《报刊表》，将纳入计划中的《清史》的第81卷，与《书院学校表》一道，合为一卷。为报刊设表，把报刊出版情况写入正史，这一点，和《图录》一样，都是《清史》的首创，是以往的二十四史所不曾有过的。

纳入《清史・报刊表》的报刊共约2356条。其中涉及“古代报刊”，即近代化报刊以前出版的古代形式报刊的仅13条。所占比重不大，但时间长远，在史料史实及体制、形式、内容的认知上，也还有一些歧义，笔者在参与编写这部史表的过程中，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订，力图把问题搞清楚。下面试就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邸报》为什么会有许多异称？

《邸报》作为封建时代传播官方信息的一种载体，起始于唐朝，完善于宋朝、明朝，延用于清朝。清朝各时期都有关于《邸报》发行制度的记载。最权威的当属永榕等《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中的以下一段记载：“国朝定制，各省设在京提塘官，隶兵部，以本省武进士及候补候选守备为之，由督抚遴选送部充补，三年而代……谕旨及奏疏下阁者，许提塘官誊录事目，传示四方，谓之《邸抄》。”①这里所说的《邸抄》，就是《邸报》。

在有清一代，《邸报》一直有着多种异称。

有称为《邸报》的。如四川道御史杨素蕴“论吴三桂威权太重宜防微杜渐”疏中所说的：“阅《邸报》，见平西王请以副使胡允等十员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内，不胜骇异。”②及姚济《小沧桑记》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六月二十一日所记的：“闻南路炮声不绝，见府中《邸报》，知曾帅部将鲍超于三月七日克复青阳。”③

有称为《邸抄》(或作《邸钞》)的。除前引永榕等《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中的那段话外，还可以举出昭《啸亭杂录》中所说的：“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苗匪窃叛，福文襄王率师征之，有神兵数千助阵，苗匪因之败溃。土人云与三杨将军庙相近。王奏于朝，特建祠以祀之。见《邸抄》。”④及叶昌炽在他的日记中所记的：“阅《邸钞》，徐子静年丈奏保人才，工部主事康有为、兵部主事张元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⑤

有称为《朝报》的。如清初王士桢所说的：“今之《朝报》，或曰《邸报》。”⑥及清末吴永在奏折中所说的，“请刊……《朝报》，俾天下知乘舆所在”⑦。

有称《京报》(或作《京钞》)的。如王先谦《东华录》中所记的：“提塘管理《京报》，设立久矣。”⑧俞正燮《癸己存稿》中所记的：“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初三日，宁阳孙永祥牛产麟，见《京报》川督黄廷桂、川抚宪德奏。”⑨及严修《香馆使黔日记》中所记的：“收提塘寄《京报》六封(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初一)，附吏部咨文一角、礼部文一角”⑩等有关记载。

有称《科抄》(或作《阁抄》)的。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三月左都御史揆叙在上疏中所说的：“近闻各省提塘及刻写文报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听写录……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严行禁止，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惧。”(11)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所说的：“各省发递《科抄》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12)

以上这些，都是由六科发抄，和经由各省驻京提塘负责向地方传发的清廷官报的不同称谓。它们其实是同一物事。称《邸报》，是因为这是它的正式的也是传统的称呼。称《邸抄》或《邸钞》，是因为它由类似于古代邸吏的提塘官负责誊录和“抄”发。称《朝报》，是因为它发自朝廷，其体制也类似于宋代的《朝报》。称《京报》或《京钞》，是因为它发自京都。称《科抄》或《阁抄》，是因为它抄自六科及内阁中枢机关。凡此种种，所指的其实都是《邸报》。

《邸报》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异称，是因为它是由各省提塘通过塘兵逐级向京外传递的官报，本身就没有固定的报头，看《邸报》的人在对它的称谓上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在清以前的各朝，也同样存在。但是，在众多的异称中，《邸报》这一称呼，仍然是最主要的和最通用的。

《邸报》中刊有发报人自采的社会新闻吗？

不少清人的文集中，都刊有关于在当时发行的《邸报》上看到某些社会新闻的记载。如陈舜系在《乱离见闻》中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四日，《邸报》：顺天正阳门外风卷火药铳砣刀枪，屋舍砖瓦木石人物数百家于天。”(13)俞正燮在《癸己存稿》中称：“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宁阳孙永祥家，牛产麟。见《京报》。”(14)秦笃辉在《平书》中称：“《邸报》：道光十年庚寅岁，直隶地震。邯郸城外，裂一穴，潮大，有兽从中跃出。”(15)有人就根据上述这些记载，得出结论说：“《邸报》不只是刊载圣旨、上谕、任免事项的，其中确实有一些灾祸、怪异、公案、传闻等社会新闻。”还说“这些社会新闻具有五个W一个H”(16)。云云。这些都纯属误解。陈舜系、俞正燮、秦笃辉在各自书中所记的种种可以称之为社会新闻的新闻，确实得自《邸报》，但准确地说，是得自《邸报》所刊载的向皇帝报告上述事件的大臣题奏，而不是《邸报》发行人自己采写的新闻。下面试举两条《京报》上的文字为例：

其一：“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间，袁大马、袁立儿并在逃之王六舜儿、定幅、傅九、刘四各在徐志祥烟馆吃烟，袁大马因贪起意，商允袁立儿等行窃，得赃分用……潜至慈宁宫门首将门钉六十二个起下偷出。十二月二十二日，王五听从王六舜儿、韩老西携带蜈蚣梯仍由原路上至慈宁宫后殿脊，将龙口宝盒连金钱银锞等物偷出。”

其二：“王民仔籍隶晋州，向患疯病，时发时愈。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夜起更时分，其父王钰溪在家披衣烤火。王民仔自外回家，疯病复发，用菜刀铁锤将王钰溪左额砍殴致伤……甲长王富汶、邻人王赵氏等趋至，时王民仔仍持菜刀在屋跳舞，王富汶等将其捆住，见王钰溪已在地受伤身死。”

前一段文字见于光绪八年正月十二日聚兴报房所出的《京报》，叙述的是大内慈宁宫被盗的事。看似刑事新闻，实际上摘自这一期《京报》所刊刑部尚书文煜的奏折。奏折中还报告了刑部对此案处理的结果：袁、王等斩立决。

后一段文字见于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聚兴报房所出《京报》。叙述的是一件精神病患者误杀亲父的案件。看似市井新闻，实际上摘自这一期《京报》所刊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为审明逆伦重犯照例办理”折。折内的后文还交代了处理的结果：罪犯王民仔被押赴省城正法。

由此可见，所有关于在《京报》内看到某某事件和信息的记载，其源盖出于报内所收刊的各类题奏折件，而并非《京报》发行人自采自编自发的报道。认为《邸报》中刊有自采的一些灾祸、怪异、公案、传闻等社会新闻，纯属误会。

清朝的民间报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长期以来，搞新闻史的都有一个印象，即清朝的民间报房，大抵是清朝中后期以后，至少是乾隆以后，才陆续创办起来的。这与已知的挂了招牌、有名称可考并公开发行《京报》的清代报房，大都开创于乾隆以后有关。已知的这些报房，属于乾隆年间开业的有公慎、公德两家；属于同治年间开业的有合成、永兴、聚兴、集文等4家；属于光绪年间开业的有聚升、怡昌、致和、敬慎、宜安、同泰、杜记、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同文、信义、连升等15家，共21家。乾隆以前的，则未见著录(17)。

但是未见著录，没有留下名称和字号，并不等于没有。根据笔者在编写《清史・报刊表》“古代报刊”部分的过程中，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证明早在清朝定鼎之初，就已经有类似公慎、聚兴之类的民间报房存在了。

理由之一，是有近似的活动。下引的一段文字，就是其中的一例：“顺治十三年随州知州程文光谋升心切，托吏部书办冯应京伪造保举依议旨意，交与吏部书吏茅万懋载入《邸报》刊行，案发，刑部审讯时，茅万懋供称：‘这刻发报生意，原不能尽行刻发。冯应京既说是旧本的事，故此不曾问他，就刻发了。’又称：‘我是刻报营生之人。’”(18)按：获准公开发行报纸的民间报房，起始于明末。属于当时北京民间132行中的“抄报行”。曾出版过《京报》、《急选报》(19)等报纸。上引“顺治十三年”的那段文字，说明早在清朝入关之初，就已有人继续从事类似明朝报房一样的“刻报营生”和作“这刻发报生意”。据同文，该案审讯的最后结果是“首犯冯应京拟绞”，茅万懋的处理情况则不详。但由此可以认知，当事人获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了虚假的奏疏和旨意，而并不是“以‘刻报’为营生”，和做了“这刻发报生意”。易言之，类似明季民间报房那样的刻发报活动，在清廷入关以后，是仍然存在的，至少是被默许存在的。

理由之二，是有相应的记载。较早的有关民间报房活动的记载，见于以下两段引文。其一是：“凡朝廷示谕京外大臣一切应办之事，以及用人行政并有当使天下人共知之件，若无月报，则何而知之？故由内阁衙门发抄，改名《邸抄》，交报局刊印通行。其机密大事则不发抄。至报局之设，虽系禀知官府，然其主人实同开铺牟利无别。其设立之始，从本朝定国之初，因明朝之制而稍为改变者。”(20)其二是：“凡开设报局者，每日必遣人至内阁，抄录本日一切事件，归后即用活字版木字也摆就，亦有抄成小本者，刷印订本，发给送报之人，分路送往各看报之处。其送的之人，系山东居多，其报送之报亦系向报局主人买之，如趸货转售者……看报之人，亦有向报局买取，而不假手送报之人，然此等者甚少。”(21)以上两段文字，都引自官方编定的《六部成语注解》一书。该书成书于乾隆七年，所记乃乾隆年间和乾隆以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即：一，它把类似报房的那一机构，称为报局，但论其性质、业务范围和活动方式，如“虽系禀知官府，然其主人实同开铺牟利无别”，和“每日必遣人至内阁，抄录本日一切事件，归后即用活字版木字也摆就，亦有抄成小本者，刷印订本，发给送报之人，分路送往各看报之处”等等，均与报房并无二致。可见所谓的报局，实即乾隆以后盛行的民间报房。二，“其设立之始，从本朝定国之初，因明朝之制而稍为改变者”。说明此书编者称之为报局的民间报房，确系清朝“定国之初”就已经存在了。

《京报》是荣禄堂南纸铺首先办起来的吗？

长期以来，有关新闻史的专著和教材，只要谈到报房、《京报》，都要提到一家位于北京琉璃厂中间路南的一家文具店荣禄堂南纸铺。其根据主要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的以下一段话：“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22)俨然把这家南纸铺视作《京报》和报房的发端。

笔者早年也沿用过这个说法，后来渐渐地有所怀疑，现在则倾向于否定这个说法。

首先，名为荣禄堂的这家南纸铺，并非创自清初。按：有关荣禄堂的记载，曾见于李虹若《朝野丛载》的“荣禄堂缙绅南纸店，在前门外琉璃厂中间路南舍旁便是，专办各级公文用纸、书画用纸及文房四宝、石章、罗盘、琴弦、雅扇、简帖等物，兼刊历科科场官卷，精刻翰苑分书各种书籍摹本发卖”(23)。亦见于徐永年《新增都门纪略》的“荣禄堂缙绅南纸店，在琉璃厂中间路南东北园对过便是。有对联悬门：荣膺芝诰传三接，禄启蓬池冠众仙。”(24)李书出版于光绪十二年，徐书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年)，所记均晚清光宣时期的情况。而详载清初琉璃厂一带店肆情况的朱一新、缪荃孙的《京师坊巷志》及刘承斡的《京师坊巷志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