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至今已有103年的历史，是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崇高声望的报纸。在她的103年的历史当中，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段，影响最大，声誉最隆，是《大公报》报史中的最光辉的一页。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和《大公报》当时的领导人费彝民谈到《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时，就曾经肯定地说：“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毛泽东在1941年张季鸾逝世时发给《大公报》的唁电中，也肯定张在《大公报》的言论，“坚持团结抗日，功在国家”。这些都是对《大公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表现的最权威的肯定。

《大公报》的爱国和抗日，并不自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之日始，而是一以贯之的。

《大公报》的前三代主持人都和日本有过密切的关系。《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应日本报界邀请访问过日本，接办英记《大公报》的王郅隆曾多次浮槎东渡，并最后死于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新记公司时期的“三驾马车”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都是清末民初赴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在1926年他们接办《大公报》到抗日战争结束的这一段时期，报社内拥有一支在全国范围内说来都算得上是顶尖级的对日本政情、军情、国情十分了解的知识分子群体。即除了吴、胡、张三个人之外，还有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作深入研究写过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王芸生，和曾经在东京大学攻读社会学1937年毕业回国办报的日本问题专家李纯青。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知日，而不亲日。早在英敛之时期，《大公报》就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觊觎和北洋当局的媚日行为，表示过强烈的不满。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当局接受不平等的二十一条约，她是坚决反对的。段祺瑞内阁发动的满蒙五路对日大借款，她也是坚决反对的。

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一段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华活动，《大公报》也表现了强烈的义愤。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大公报》就报道了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事件的消息。9月22日又在后续的消息中配发评论，要求日方“先行退兵”。10月7日又发表题为《明耻教战》的社论，要求“全国上下，彻底明白国耻之由来，真切了解国家之环境，实际研究雪耻之方案。”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明耻教战”始终是《大公报》评论和报道的一个中心课题。与此相配合的有两大举措，一是从1932年1月5日起开辟“国难痛史一页”专栏，揭露“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省凶残横暴之一斑”。一是从同年1月11日起，开辟“本报特辑”专栏，连载王芸生所编撰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前者连续刊载了10天，后者每天见报，连续刊载了两年半。正文前还冠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等字样。王芸生的这部专著，记载了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之间的重大交涉事件，以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日本凌辱中国的历史。为了撰写这部专著，王芸生查遍了京津两地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走访了能够找到的曾经参与两国外交活动的前清和民国外交官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成为在中日两国都具有重大影响的日本问题专家。

对此后发生的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6年的绥远抗战，红军的北上抗日，《大公报》也都作了积极的报道。范长江为介绍红军北上抗日所写的系列通讯，如石破天惊，影响尤为巨大。此后为“西安事变”所作报道和评论，也和她所一贯坚持的抗日爱国的主张，息息相关。

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支持抗日，主张“明耻教战”，但并不轻易言战。这方面的言论屡见于当时的社评和主持人的文章。前者如“九・一八”后不久发表的社评《国家真到严重关头》，有“近者民气悲愤，争欲一战，……然事实在今日号召宣战，却实中日阀之陷阱。”等语。后者如胡政之在抗日战争开战两年后在李纯青《日本春秋》一书书序中所表白的：“我们一向希望中日两国和平相安，二十年来持论一贯，所以九一八以后，尽管有人主张对日作战，我们却从不轻于附和。”当时国民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仅合4.17亿美元，军力军费严重不足，《大公报》盱衡国力，对内支持联共，对外支持联苏，一面主张“明耻教战”，“一面决心速备自卫，一面本现有之国际轨道，力求多助，奋斗到底。”她的主张“缓抗”，和不轻言战，未始不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应该允许《大公报》的那些知日派们从国家利益出发，有这样考虑的权利。只要想一想，如果抗日战争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10年就全面打响，中国所单独承受的日本侵略军的压力，和所付出的代价将会有多大，就会对《大公报》这一时期的“缓抗”主张，多一点理解了。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始终坚定不移从事抗日宣传。

虽然不轻易言战，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公报》就义无返顾，毫不犹豫地全力投入了抗战的宣传。正如胡政之在前引书序中所表白的：“一变而为百折不挠的主战派”，并决心“和日阀撕拚”，一直“打到使日本服输认错，悔过自拔”，“变更国策，放弃侵略”为止。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坚持抗日到底的思想，始终坚定不移。

首先是决不在日军和和敌伪势力的统治下办报。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12月14日宣布自次日起对在租界内出版的各报实行新闻检查，《大公报》拒绝送检，宣布自15日起自动停刊，并发表《宣言》称：“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还说：“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港版《大公报》随即停刊，宣称“我们要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并在停刊社论中引文天祥《正气歌》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励。

其次是坚持做国家民族的喉舌，效忠祖国，坚决和日本侵略者周旋到底。在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的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先后发表的有关抗日的社论不下200余篇，抗日思想，贯沏始终。1939年4月15日在所刊社论《报人宣誓》一文中所说的：“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凌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伐，对民族的败类必摘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和前一年王芸生在社论中所说的：“我们自誓绝对效忠国家，以文字并以其生命献诸国家，听国家作最有效率的使用，……我们永远与全国抗战军民的灵魂在一起。”都充分地表达了她的这一立场。爱国之忱，溢于言表。

再次是对不利于抗战的言行进行口诛笔伐。这一点在1944年底刊发的一系列社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年12月湘桂黔战役失败，桂林沦陷，日军直逼独山。《大公报》先是刊出社论《最近的战局观》，指责当局御敌不力，反对以“以空间换时间”的说法作为搪塞，提出“我们也应该有我们的斯大林格勒”。要求蒋介石到前方督战。接着又连续刊发了《为国家求饶》和《晁错与马谡》等两篇社论，谴责贪官奸商和败将，引用汉景帝杀晁错而败七国之兵，和诸葛亮斩马谡以正军法的故事，要求当局“除权相以解除反对者的精神武装，戮败将以服军民之心”，矛头直指孔祥熙、何应钦之类的军政大员。在前一篇社论中，执笔的王芸生，还向那些误国的贪官和权贵们三呼：“请你们饶了国家吧”！所表现出来的愤激之情和爱国之忱，给朝野人士以很大的心灵上的震撼。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就是这样从事抗日宣传的。就像当时在《大公报》担任主笔的中共地下党员李纯青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就我所知，《大公报》在版面上没有一字一句对抗日发生丝毫动摇。”又说：“我可以作证，《大公报》的主要负责人，对彻底抗战一点，完全一致，从未有半点争议”。这些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为了及时报道和鼓吹抗日，《大公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首先是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先后被迫委弃了五处馆舍。《大公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只出有天津、上海两个版。抗日战争时期，除这两个版外，又先后增出了香港、汉口、重庆、桂林等四个版。这四个版都自备馆舍，分头编辑，分头出报。到了抗战后期，除重庆版继续出版外，其余的五个版都先后被迫停刊。天津版停刊于1937年8月5日，汉口版停刊于1938年10月18日，上海版停刊于1938年12月14日，香港版停刊于1941年12月13日，桂林版停刊于1944年9月12日。每一次停刊和相应的转移，都要损失一些物资，委弃一些馆舍和设备。如汉口版西迁重庆时，就因交通工具不足，弃置了不少办公用品，勉强送上船的纸张和器材，又在宜昌附近江面遭到日机轰炸，造成重大损失。桂林版是在敌军逼近时仓促撤离的，所有办公用品，三架印刷机和自建的一百几十间大小房屋，全被烧毁。其他被迫放弃的几个版的“事业财产”，也“大抵随国权以俱沦”。

其次是屡遭敌机的轰炸。遭遇轰炸最严重的是《大公报》的重庆版。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机先后出动9513架次战机对重庆进行218次空袭，累计投弹21593枚，造成近3万人伤亡和近两万幢房屋被毁，史称“重庆大轰炸”。在这场持续达数年之久的“大轰炸”中，重庆版《大公报》曾6次被炸。第一次被炸是1939年的5月3日，位于重庆下新丰街的《大公报》馆遇袭，“我们的报馆在火舌与烟雾飞卷飘散中挣扎着，大家在搬东西，只有一点印刷器材书籍和存稿。”第二次被炸是同年的5月4日，已经成为瓦砾堆的社址再遭蹂躏，几乎被夷为平地。第三次被炸是同年的8月30日，第四次被炸是同年的9月15日，这两次轰炸，把《大公报》在重庆近郊李子坝新建的经理部和办公楼炸毁，印刷厂的一个车间也荡然无存。第五次被炸是1941年的7月10日，位于李子坝的经理部大楼直接中弹，半遭焚毁，半成瓦砾。编辑大楼则被震过猛，屋顶为裂。“炸后适逢大雨，全部员工雨中露宿者两夜。”第六次被炸在同年的7月30日。印刷厂中弹，印刷机架被毁，纸张和其他器材也损失不赀。

香港版《大公报》虽未遭遇过轰炸，但设在罗便臣道和西摩台的两处员工宿舍都曾遭到过日军的炮击。据当时同人们的回忆：“罗便臣道宿舍突中六发炮弹，楼下及二楼各中一枚，毁室而未伤人，一枚落四楼窗外未爆炸，另三枚中屋顶，因建筑坚固未炸穿，可谓大幸。”

难得的是《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们坚持与国家与报社共患难。汉口版西撤时，有的乘江华轮溯江直上，有的中途滞留于宜昌，辗转经月才到达重庆。桂林版撤离桂林时，不少同人与难民一道走小路，爬难民车，有不少员工是徒步入黔，经贵阳辗转到重庆的。在整个抗战争时期，《大公报》至少有两位员工死于国难。一位是在撤离桂林的过程中因车祸牺牲的印厂纸版房领班闫起发，一位是在重庆“5・3”轰炸中被炸死的工友王凤山。胡政之自已在撤离香港的过程中，也曾经作过一旦遇敌立即自尽以免受辱的必要准备。他是决心和日本侵略者“撕拼到底”的。

更难得的是《大公报》人是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和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去应对侵略者带给他们的困难的。战时电力不足，工友们就用手摇的方式推动机器印报，每天都要“纯用人力把机器摇动几万转。”这是重庆版《大公报》曾经使用过的办法。敌机实行“疲劳轰炸”时，就干脆把编辑部和印刷厂搬进防空洞，在防空洞里编报印报。这是桂林版和重庆版《大公报》都曾经使用过的办法。对于后一种应付敌人的办法，《大公报》人深感自豪。他们在题为《我们在割稻子》这篇社论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这也是张季鸾指导王芸生写的最后一篇充满了爱国感情的社论。坚持在防空洞内办报这一行动，也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关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在颁发给《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的奖状原文中，就曾经提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