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东方杂志》的特色及其历史地位

《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11日，停刊于1948年12月，历时45年，先后在上海、长沙、香港、重庆、上海等地出版，累计达44卷500多期，是中国历史上刊行时间最长的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东方杂志》以其高度的严肃性、学术性和丰富的内容、精美的印刷，受到了社会的推重，被称为“杂志界的重镇”和“杂志的杂志”，发行数字最高时达6万份，在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东方杂志》是在19世纪末，以戊戌维新运动为标志的那次思想启蒙运动后不久，在上海创刊的。创办和出版这份杂志的是商务印书馆，创办人是该馆的负责人张元济。张元济，浙江海盐人，自称“戊戌变法孑遗”，是维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变法失败后，他蛰居上海租界，继续为实现戊戌党人的理想而奋斗。他很同意梁启超所说的这样一段话，即“发端经始，在广风气，维新耳目，译书印报，实为权舆”［1］。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他就和该馆的另一个创办人夏瑞芳一道，积极筹划有关《东方杂志》的出版事宜。新创办的这个刊物，先是为月刊。每期出10万字左右，大32开一册。每年12期为一卷。1911年8卷1期起，改为20万字左右，16开一册。开始用高档纸张印刷，西式装订，并开始在每期卷首，增刊从国外刊物上复制过来的铜版图片。1920年1月17卷1号起，改为半月刊，仍为每年一卷，直至1948年12月停刊。累计发表大大小小各种文稿22442篇［2］，1亿多字。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东方杂志》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出版的。1938―1946年这9年，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才被迫迁离上海，辗转到长沙、香港、重庆等地出版。1946年后，重新迁回上海。在1904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的45年时间内，这个杂志经历过四次休刊。一次是1911年11月至1912年4月；一次是1932年2月至10月；一次是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最后一次是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累计休刊的时间近两年半。除了第一次是受辛亥革命爆发“交通阻碍”的影响之外，其余的三次，都是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影响。

刊物早期的主编是徐珂和孟森。此后，相继担任过主编的有陈仲逸（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郑允恭、苏智等。早期的《东方杂志》，仿效日本《太阳报》和英美等国的文摘报的做法，除了本社自撰的一篇“社说”和“广辑新闻”之外，还“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3］，分类刊登，性质类似于“选报”。目的是为了让“内地人士，无力遍阅各报者，得此亦足周知中外近事”［4］。此外，它还辟有小说栏，译载国外的文学作品；辟有文苑栏，刊载骚人墨客的诗文词话；辟有杂俎栏，刊载中国事纪、日本事纪、欧美事纪；辟有各表栏，刊载京官表、外官表、金银时价表等报表和统计表，供读者查阅参考。1908年8月起，《东方杂志》进行了编辑工作的第一次“大改良”，除调整栏目外，开始署列所刊专论专著的作者姓名。1911年3月起，又进行了第二次“大改良”，除保留了原来时论性质的内外报栏和中外大事记外，开始大量刊载政治、法律、宗教、哲学、伦理、心理、文学、历史、地志、理化、博物、农工、商业等方面的“最新论著”，兼及诗歌、小说、诗词等文学作品。其中有不少是“直接延请名家撰写的”。开始了由“选报”性杂志向综合性学术杂志方向的转变。此后，一直按这一模式继续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后进入它的鼎盛时期，逐渐形成为一份辟有东方论坛、内外时事等近40个栏目，兼有时政和学术评论文字及大量文献资料，图文并茂的综合性学术杂志。《东方杂志》初创时，自揭其宗旨是“介绍新知”和“启导国民”。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它对外主张联日抗俄，对内则主张政治改革，但热衷于立宪运动，不赞成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去改变现状。这一点，很明显地是接受了由维新派发展起来的立宪党人的影响，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部分爱国绅商学界人士主张“和平改革”的政治思想特点。1915年新文化运动初起的阶段，《东方杂志》的态度一度趋于保守，曾经受到过《新青年》的批评。但不久，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刊物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减少了科技方面的文章，增加了社会科学方面的论著，同时增辟“世界新潮”、“时论介绍”、“读者论坛”等专栏，广泛介绍各种资产阶级学派的学说和社会新思潮，曾刊登过《述俄国过激派领袖李宁》、《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之变迁》、《社会主义与社会政策》等介绍和探讨社会主义的文章，瞿秋白的《李宁与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论和鲁迅的《祝福》等文学作品。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东方杂志》还曾出版过一期号外――《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肯定五卅前后游行示威的正义性质，赞颂五卅运动的历史意义，把争取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对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30年代以后，《东方杂志》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准备，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减少了学术论文的数量，选刊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等方面的文章，增加了刊物的时政性色彩。曾发表过近百篇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民族经济的现状和出路的文章。

1932年10月至1933年4月胡愈之担任该刊主编时期，《东方杂志》一度成为宣传进步思想的舆论阵地。发表过不少文章，主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评论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企图控制全世界的狼子野心，深受读者的称赞。在胡愈之的主持下，《东方杂志》还在1933年1月出版过一期“新年特大号”，以《新年的梦想》为题，邀请国内142位著名人士，就梦想中的国家和个人的前景，发表了242篇“感言”，表达了公众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当政者的不满。1933年4月至1948年12月最后停刊的这一段时期，刊物的激进色彩有所减弱，但抗日的基调并没有降低。曾发表过不少主张全民抗战的文章，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抗战爆发被迫内迁到后方出版以后，仍然全力支持抗战，对这场正义战争的胜利满怀信心，给读者以很大的鼓舞。对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东方杂志》并不否认它的合法地位，但经常以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作为标准，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及个人独裁的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批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性，也有偏于保守，害怕过激，畏惧革命的软弱性。《东方杂志》是以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知识分子为核心创办起来的。它的上述不同时期的政治表现，正是它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的反映。受这种两重性的影响，《东方杂志》的总的编辑方针，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首先，是尽可能地“不正面谈政治”。正像胡愈之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商务的资方尽量想不卷入政治浪潮”［5］。实在回避不了，就尽量在各种政治力量和观点之间寻求中立，保持大体上的平衡。《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者中，绝大多数政治上持中间立场，除李圣五有明显的国民党背景之外，其他全都是无党派人士。在政治上，它“不是最前进”，但也“不是很落后”［6］。即在反共势力异常猖獗和反共浪潮汹涌澎湃的时候，它也从不发表以共产党为攻击目标的反共文章，参与反共的鼓噪。其次，是兼容并包。正像该刊编辑部所说的：“本社同人对于各学派一律看待，在作者或难免门户之见，而编者是毫无轩轾之分的，只要文章的本身确有客观的价值，无论任何一派的学说都是一致欢迎”［7］。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刊物上各种政治倾向和各种学术观点的文章并存。既弘扬唯物论，也宣传唯心论；既介绍社会主义，也介绍社会改良主义；既提倡工业救国，也强调农业为本；既宣传尊孔，也宣传反孔；既讲科学，也讲“灵魂学”和玄学；既赞成罗斯福新政，也反对罗斯福新政。让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不同观点的文章中得到教益，既充实了自己一方的论点和论据，也了解了对立方的观点，吸收和借鉴其中有益的思想材料，择其善者而从之。编辑部的成员中，左中右各种政治倾向的都有，但并不拒发和自己观点不同的文章。当然，倾向和侧重还是有的。正因为坚持了上述的编辑方针，才使得《东方杂志》能够在清末民初以来半个世纪的云谲波诡的政治浪潮中，持盈保泰，长盛不衰，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下，从容应对，维持出版。

作为一份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东方杂志》之所以深受读者的欢迎，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享有很高的声望，还因为它具有以下的一些突出的特色。

《东方杂志》之关心东方文化，自然和它所依托的商务印书馆的文化背景有一定关系。商务的几个主要的创办人，如张元济等，都是弘扬东方文化的热心人。他们把自办的杂志定名为《东方杂志》，把自办的收藏大量珍善本古籍的图书馆，定名为“东方图书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一信息。在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下，《东方杂志》之大力弘扬东方文化，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综上所述，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东方杂志》在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她是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发行量一度排在首位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她是旧中国学术品位较高，学术质量较高，读者的文化层次也较高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她是旧中国纸张质量最好，印刷质量最好，较早刊出铜版照片，图文并茂的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她汇集和保存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量的文化信息和文化思想材料。是“杂志的杂志”，是反映她所在的那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的“百科全书”。她是东方文化的弘扬者。是她所在的那一时代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者发表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她为她所在的那一时代的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她是中国历史上期刊杂志中的“著名品牌”，是她所在的那一时代的“杂志界的重镇”。正因为这样，即使相隔了半个世纪，《东方杂志》在她的老读者中，仍然保留着深刻的印象。不少当年的老读者们，至今还十分感念《东方杂志》给他们提供的如此众多的时政和学术上的信息，十分感念《东方杂志》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给他们提供的如此丰富的思想材料和学术上的影响。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主办的《东方》杂志，是一份与历史上的那份《东方杂志》同名的杂志。她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两份杂志同以“弘扬东方文化，提高民族素质”和“促进东西交流，推动现代文明”为宗旨，同以文化和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许多办刊的原则和方法也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今天的《东方》杂志，乃是历史上的那份《东方杂志》的事业的继承者。时代不同了，理念不同了。现在看来，《东方杂志》的有些言论和主张是需要扬弃的，但她的一些好的传统、好的精神和好的办刊原则，还是值得今天的《东方》很好地借鉴继承和发扬的。

【注释】

［1］梁启超：《农学报序》，载《农学报》第一期，189705。

［2］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宋素红提供的统计材料。

［3］［4］《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载《东方杂志》1卷1期，1904。

［5］［6］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

［7］《读者作者与编者》，载《东方杂志》30卷7期，1934。

［8］《普及教育议》（社说），载《东方杂志》3卷3期，1906。

［9］《论外务部》（社说），载《东方杂志》2卷1期，1905。

［10］张明养：《绥远抗战》一文，载《东方杂志》63卷24期，1936。

［11］《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载《东方杂志》7卷12期，1910。

［12］《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载《东方杂志》1卷1期，1904。

［13］《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载《东方杂志》7卷12期，1910。

［14］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宋素红提供的统计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