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至刚 海磊：从立场到图景：试论“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和逻辑

【内容提要】 本文以国人自著本国报刊史的高潮，为何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为起点，探讨作为叙事文本的“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与逻辑。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和情景的体察，笔者认为，在当时“中国”不仅是叙述范围，更是书写立场，其根本预设就是中国及其报业本身不仅具有值得认知的特殊之处，而且自成脉络。基于这样的预设，这些文本才会大多以“营业”和“精神”两条路线的冲突为逻辑主线，通过对“精神”的填充，来呈现在后世看来有所偏向，却是自洽的整体图景。

【关 键 词】“中国报刊史”/缘起/逻辑

上世纪二十年代，国人开始成系统地研究和书写本国报刊史，除汪英宾《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1924)、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等专门著述，其他本学科著述辟有专章或收录专文的，也所在多有。①然而，它们何以会在此时接踵而来？作为文本，它们蕴含着怎样的预设？呈现出怎样的图景？此类图景，又对此后的中国新闻学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作为立场的“中国”：中国报刊史的书写缘起

为何要书写本国报刊史？乍看起来，答案仿佛不言自明：既然中国已有报业，就得鉴往知今。但这已隐含前提，那就是当下可以从中提炼或正或反的经验。倘若不这样做，也有现成的路径依归，即便是本国，又何须去着意认知？实际上，在此前报人的共识中，报业典范就在且只在西方。

甲午至戊戌间，国人自办报刊才蔚然成风，中国报人方以群体姿态浮现于世。虽说各自所依的学理和具体设计不尽相同，但除了眼界特高的康有为，他们都认同在当前，西方诸国堪称理想样板，相应地，也把其报业看作效法典范。终清之世乃至民初，这些“过渡时期知识分子”又始终未能掌控政权，除了济世情怀，其想象亦需寄托。因此他们也就倾向于将西方报业想象得格外完美，将“理想报业造就理想社会”构想地愈发具象。②其中，梁启超在1901年的表述堪称典型：

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绍介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彼政府采其议以为政策焉，彼国民奉其言以为精神焉。故往往有今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而明日为主笔者；亦往往有今日为主笔，而明日为大宰相、大统领者。(梁启超，1999：476)

虽说此类话语未必经得起逻辑考验，然而对既以“趋新崇西”为当然前提，又在从事报业的人，却仿佛既指明路径，又提供了慰藉，在这样的预设下，纵然既往对本国报业偶有顾及，也大多只能愈发自惭。直到民国初年的徐宝璜、邵飘萍，如此倾向仍有相当体现。③在这样的共识下，中国报刊又怎有资格成为被国人着意书写的主角。

但偏偏就在近代文明的发源地欧洲，爆发了空前惨烈的一战。同时，为了维护权益，提升国际地位，从战争爆发起中国就相当积极地折冲樽俎。④然而，欧洲大国虽标榜“公理战胜强权”，作为却令国人心寒。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西国”在国人眼中已再不那么仰之弥高。罗素就曾提到，他在战后访华期间，听到不少人对他讲，1914年前自己对于西方文化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罗素，1924：190；转引自郑师渠，1997)。既然“西国”已不再被认为是当然的典范，那么自身的经历，对于此后的路径，也就不见得全无意义。还是以梁启超为例，自从1920年3月旅欧归来，他就反复强调，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相信它可以开出新境并助益西方文化(郑师渠，1997)。

社会共识的转变，自然会促成报人去审视在普遍规律之外，“我国”报业是否还有什么应被认知的特殊之处，这就当然需要详尽地梳理它的既往。可以说，自此对本国报刊史的着意书写，才成为必要。自然，从标尺的转换到生成具体文本，通常存在延迟。所以，中国报刊史直到稍后的二十年代中期，才成为显学。以专著为例，《中国报学史》开篇就揭明该书将“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戈公振，1927/1985：3)《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更断言“整体而言，中国本土报刊的出现代表着世界报刊的发端”。(汪英宾，1924/2013：1)。《中国新闻发达史》虽说承认中国的报纸“到底不能和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却已算是有相当的发达。(蒋国珍，1927：46)还认定自唐绵延至清的“邸报”，可称为“世界上最古之报纸”。(蒋国珍，1927：5)。可以说，在他们那里，“中国”不只是指称的范围，更是探究的立场。放眼当时学界，它们跟几乎同时出现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学衡派”的活动，虽说领域不同，基本立场却是相通的。

二、“营业本位”与“精神本位”：中国报刊史的书写逻辑

报刊史终究是历史，纵然预设已定，描述却要落实。既要寻出“中国”的特殊，又要阐明这些特殊值得珍重。就需要寻找既在逻辑上自洽，又为时人认可的框架。

如前所论，“中国特殊”所以能成共识，是源于国人猝然间对“西方”从崇拜转而失望。当群体心态被观感的陡变所左右，在中国报人眼里，自然会认定西方报业已问题重重，而且日趋下滑。如果本国报业也出现类似趋势，自然不足为道。既然主题先行，故已盛于西方，在中国也露苗头的“营业主义”当然饱受猜疑。还在1924年，邵飘萍就质疑“新闻事业苟欲达于理想值境域，究以何种方法经营为恰当乎？此实将来之大问题”，且坦陈“以营业本位为理想的经营方法，未免为偏于资本主义之见解也”。(邵飘萍，1924/2008：202)到了三十年代，成舍我说得就更加激愤：“现在全世界的报纸，普遍地，被压迫屈服于许多时代巨魔――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的淫威下，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报纸，即百不获一”。(成舍我，1932：3)而此时报界以外的知识精英，对此也颇有同感。⑤

推论下去，如不想重蹈覆辙，中国报界必须摒弃“营业本位”和“资本主义”。然而摈弃了它们，又当以何为根本？借用戈公振的话说，既然民初以来，中国报业“商业色彩太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是其病也”。⑥(戈公振，1927/1985：283)再如胡政之也叹息中国报业“近年受了物质文明的熏陶，从营业、设备上，显示着很多的发展，然而精神上倒似乎不无减色”。(胡政之，1932：1)这样一来，在“营业”与“精神”两条路线间的抉择，就俨然成为中国报刊的历史主线。而且孰是孰非，在当时报人看来，根本不成问题。⑦

三、“精神本位”下的历史图景

其实，“营业主义”虽然几近人人喊打，“资本主义”更遭到普遍抨击，但在很大程度上，论者并未就其含义达成清晰共识。⑧作为“营业本位”的对立面，而被认为应该存在的“精神本位”，也就连带着面目难清。但这恰为它被认同、被诠释，乃至被操作，创造了广阔空间。只要对西方报业，甚至是被想象的西方报业并不全然认同，就可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在反对“营业本位”，并遵奉“精神本位”。当然也可以此为线索，来书写自己认可的“中国报刊史”。接下来，不妨以上述提到的专著与论文为例，剖析以“中国”为立场的报刊史如何成为可能。

(一)区隔中“外”

近代报刊毕竟从域外传入，如不对“外报”有效区隔，即便在史实中找到若干亮点，又何以证明它们源自本土。像郭步陶那样，完全否认外报的先导作用，甚至指责持此观点就是“数典忘祖”，未免太过牵强。(郭步陶，时间不详：31)⑨但当引入可高度活用的“精神”为叙述框架，就大可通过阐明“外报”对中国社会并无直接助益，从而彰显中国报业如有内在精神，也只是由国人践行。例如按照戈公振的说法，(外报)“虽然从文化上之全体以视，外报在我国，关于科学上之贡献，当然为吾人所承认；惜以传教为目的，是去一偶像而又立一偶像也。且流弊所及，一部分乃养成许多‘boy’式之人材，舍本逐末，为彼辈之走狗，得不偿失，无过于此。”(戈公振，1927/1985：94)蒋国珍虽然承认教会报刊确是中国报纸先驱，却又强调它们“与现在(1927年)的文化是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今日外商的报纸，却仍占先前的地位”只是因为“今日中国的报纸虽然已有相当的发达，但到底不能与邻国的大报纸分庭抗礼。所以外国文的报纸的生命，在短期间内，恐仍不能销声匿迹罢”。(蒋国珍，1927：46)

汪英宾的措辞则是将“报刊”和“现代报刊”区分开来。在他那里，所谓“报刊”，首先是“公众思想和舆论的解说者”(汪英宾，1924/2013：1)，这样一来，将“中国报刊”上溯到尧帝时期的口头歌谣，并将商周的博采国风、汉代的月旦之评也一并纳入，就并非格外牵强。“中国何时才有报刊”，实际上被转换成“为何在外报传入以前，中国报刊迟迟未能演化到现代报刊”。汪英宾给出的解释是，“从理论上讲，在最早发明纸张、印刷术和官方报纸的中国大地上，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出现近代意义上的报纸，但事实上，这个进程在中国由于固有的困难，如一位中国排版工为了完成一页中文报纸的排版必须步行三英里，而没有在早期兴起。”(汪英宾，1924/2013：9)。所以，要在“外报”进入后，“具有现代新闻意义的中国本土报纸”才得以被它们“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或者催生了”。(汪英宾，1924/2013：16)“固有的困难”和“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当然显得含含糊糊，但所谓“几个世纪以前就应该出现”、“影响或者催生了”，表达的其实就是“中国报刊”由来有自，只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对“外报”有所借鉴，才形成了当前的形态。戈公振对“报刊”的定义，也是侧重于首先应是“民意之代表机关”。(戈公振，1927/1985：1)他还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戈公振，1927/1985：7)放在一起不难看出，前者是报刊存在的理由，后者只是其承载。而报刊史就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影响之学问也”。(戈公振，1927/1985：3)，“自身发达之经过”，只被看作是促使影响发生的条件。在这样的架构下，是否“发达”，当然以“影响”为首要标准，至于报刊通过怎样的传播手段，覆盖多大的范围等形式来实现这一宗旨，并不重要。

无论是戈公振的语气决绝，蒋国珍的看似持平，还是汪英宾的区别考量，叙述的结果都是“外报”之于“中国报刊”，甚至是戊戌以来兴起的“民报”，都谈不上是源头，自然被排出了历史的主轴。当然，以后世所认可的媒介史角度，如此叙述实有偏向。然而，这可能正是“中国报刊史”在当时之所需。就此而言，戈公振和汪英宾的时段设置，诚然极可能受到秦理斋的影响，但在他们那里，分期所承载的不仅是时间先后，更是脉络区隔。

(二)构造传承

区隔了“外报”，荣辱就得由国人报刊独自担当。要证明其中确有经验，就得说明它们至少曾功勋卓著。在这样的尺度下，“民报”在戊戌至辛亥期间的表现自成首选。在这个“颠覆清室、宏我汉京”(戈公振，1927/1985：146)的时期中，本国报刊的确功不可没。⑩革命造就的还是“亚洲第一共和”，拿到全世界去比，也不输于人。因此，至少在抗战以前，要书写体现“中国”立场的报刊史，势必会以此为关键节点。(11)这与《春秋》始于隐公元年，以及建国后的新闻史文本对延安时期的看重，道理并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