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岩：报业30年，谁领风骚！

经历“文革”浩劫后，中国媒体不仅充当“喉舌”，还要做党和人民的“耳目”。30年来，媒体逐步从宣传回归新闻，接受市场的残酷检验。

《人民日报》的黄金岁月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期，中国最好看的报纸是中央大报，它们占据了几乎全部的新闻资源。在披露信息的及时、准确、全面方面，地方党报是没法与之相提并论的。而除了这些机关报，中国当时还没有其他类型的报纸。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当时的副总编辑胡绩伟、王若水、秦川等人的布置下，《人民日报》对天安门事件的调查在两年前就悄悄开始了，一年之后，事实基本查清，但直到1978年清明节，《人民日报》编选的天安门诗选专版，仍被中共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副主席汪东兴叫停。

尽管“转身”步履艰难，尽管还带有宣传的痕迹，各行各业的风貌仍然全方位地展现出来。单看标题就知道：《鄂伦春山区开办列车商店》、《上海保温瓶行业开展劳动竞赛 消耗降低产量大增》、《如何解决“抓药难”的问题》、《群众为什么买不到生姜》、《不可小看小商品》、《全国烟叶、黄麻、红麻收购量创历史最少水平》……

空洞的宣传和颂扬性的报道少了，遵循新闻规律的报道多了起来。曾在《人民日报》做过多年记者的祝华新，2006年在其博客上撰写《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据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老大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它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第一时间传递出改革的消息。

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了600万份。

中青报：抓青年关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是1978年的10月7日复刊的。它从一开始就将青年关心的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

复刊号的《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篇幅不大，但却格外引人注目的新闻《成都认真清理干部子女档案》，因为父母问题而被打入另册的青年人命运开始有了转机。与这篇新闻配发的是四川达县一中几个十几岁的学生寄来的“青年来信”，问中青报的编辑怎么看“出身问题”。编辑回信说：“家庭出身根据一个青年在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以前抚养人的职业来定。家庭出身不该沿袭。各个家庭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在革命大变动时期更如此。”――今天看来这是常识，当年这是福音。

1978年10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李振宇被中科院破格录取为研究生的事迹。李振宇只上过初一，业余自学植物分类学十余年。当时，“自学”是一个让多少青年人热血沸腾的字眼。

短短三四年时间，《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就从复刊时的100万份骤升到300万份。

《中国日报》：刊登普通人的大照片

1980年创办的《中国日报》，主持版式设计和图片新闻编辑的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的常务副总编辑冯锡良。

冯锡良对于图片新闻的设想，让部队报道员出身、习惯了宣传口径的摄影记者王文澜闻所未闻，“老冯说，报纸要用大照片。我心想，毛主席像你用多大都没关系。但他又说，还得要普通人的大照片，要把普通人生活细节的照片当作新闻，放在头版。”

冯锡良要求编辑画版的时候，先确定图片的位置、大小，再考虑文字，从头版到最后一版，每版都有一幅8寸到10寸的大照片。很快有了议论之声：太吓人了，每个版都用这么大的图片。

王文澜拍摄的儿童吃西瓜的照片，登上了《中国日报》的头版；北京的风沙，也以新闻图片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用了整整半版，这在社会主义中国大概是第一家。

没过多久，《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开始有六寸、八寸的照片了，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全面学习《中国日报》的大照片风格。新华社摄影部主任把《中国日报》的图片做成幻灯，号召大家向《中国日报》学习。

中央大报大搞批评报道

1978年之后，新闻人反思自己在“文革”中的职业角色，渐渐担当起“社会望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有论者认为，建国之后报纸议政是从新时期开始的。1980年，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相继召开。《人民日报》整版发表代表和委员们所提的实质性问题。提高了国人对报刊议论国事的心理承受能力。此后，物价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要不要搞南水北调和三峡工程，每每成为报刊公开讨论的话题。一面议论国事，一面为民喉舌。新时期的第一波舆论监督，中央级大报走在前头。而且监督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坏人坏事，甚至不限于行业不正之风。

1980年，《工人日报》揭露渤海2号钻井船翻沉事故，阻止了一些领导人企图蒙混过关，把丧事当喜事办，又揭发中央委员、鞍钢党委副书记、弓长岭铁矿党委书记王君绍骗取荣誉、打击迫害揭发他的职工。同年,《中国青年报》批评商业部长在饭店吃饭不照标准付费。

1982年，黑龙江双城堡火车站的装卸工人在给双城青年商店卸洗衣机的时候，要求留下十台洗衣机，按出厂价卖给他们。双城青年商店不同意，装卸工人就以摔洗衣机的恶劣做法报复，一共摔坏九十多台，造成八千多元的损失。2月6日，双城青年商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信，2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这封信全文播出。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事进行追踪报道。一层层剥开铁路部门包庇职工，借职权谋私利的种种问题。

晚报引出周末版

1980年代初，《羊城晚报》、《新民晚报》、《北京晚报》等相继复刊，如同一股春风，给习惯了“两报一刊”和颂扬性报道的读者带来新鲜的感觉，它们连同一些所谓“街头小报”，给机关报带来了压力，为了避免读者流失，各地机关报开始改革，很多周末类报纸（如 《南方周末》）就是这时候创办的。

从1978年到1988年，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0年，虽然市场经济还没有成为明确的国策，但国门已经打开多年，社会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接触到的信息多了，对信息的需求也增加了。

面对越来越丰富的社会现实，人们希望媒介不仅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小事做出解释，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也得给出深刻的解读，这便是晚报、周末类报纸流行的社会心理基础。

机关报遭遇市场滑铁卢

1996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北京居民读报选择做过一项大型调查。结果发现，面向全国发行的“中央大报”所拥有的读者数量不敌《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甚至《北京广播电视报》和《精品购物指南》。不容否认，媒体的影响力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央媒体一统天下的局面慢慢被打破了。

不但中央级大报遭遇市场滑铁卢，省市级机关报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1993年，《成都晚报》的广告额是6000万，《四川日报》的广告额是3000万。此前，《四川日报》的广告额一直遥遥领先于《成都晚报》。

都市报：嫁接其他报种优势

《四川日报》的副总编辑席文举奉命创办一份赚钱的报纸，以改变尴尬局面。既然被晚报打败了，席文举首先想到的是向晚报取经，从北到南，把《北京晚报》、天津《今晚报》、南京《扬子晚报》、上海《新民晚报》、广州《羊城晚报》跑了个遍。“当时晚报是一种什么格局呢？上午读党报，下午读晚报。文化、体育、社会、连载是晚报的四大支柱”，席文举很快看出了晚报的门道。

走到南京的时候，《扬子晚报》的总编周正荣对席文举说：读晚报的人不知道党的方针是不行的，要在晚报上嫁接党报的优势，也就是时政新闻。席文举很认同周正荣的观点，又把周的观点发展了一步：不仅党报的优势要嫁接，各种报刊的优势都嫁接。

席文举认为，1980年代后期，全国法制报纸热，《西安法制晚报》可以发行到20万份，靠的是案件报道；1990年代初，广播电视报登节目预告和电视剧花絮，就有上百万份的发行量，说明老百姓有这方面的信息需要；“地摊报”火是因为有故事性，如果读者需要，要办的这份报纸完全可以一天生产一个特别报道……

把所有这些讯息都集中在一张报纸上，就不是传统晚报的格局所能容纳的了。所以，席文举把要办的报纸定名为《华西都市报》。

嫁接法卓有成效。由于报道的内容取决于读者是否感兴趣，这张报纸很快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华西都市报》创刊的第一年里发行量每月增长一万份，到第二年年初就有了十多万份的发行量，第二年年底，广告额超过《成都晚报》，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与市场结盟

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的《华西都市报》确实站在时代列车的车头之上，列车上的人血管贲张，充满对市场、对财富的渴望。鼎盛时期的《华西都市报》，甚至有“出国投资部”这样的建制。

除了做贸易掮客，《华西都市报》对自己其他的媒介角色，也有清晰的定位。在批评报道中“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用席文举的话就是“老虎当然该打，但是我们不知道老虎在哪里，苍蝇我看得见。中国大的批评报道都是靠纪委、法院调查清楚了才能公布的。那我们就着重做一些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什么假冒伪劣、服务态度……这些都是应该批评的。《华西都市报》为什么好看，说穿了就是批评报道打天下，但是我的批评报道都是批评‘苍蝇’的。”

向都市报学习

在都市报的鼎盛时期，党报、机关报纷纷回过头来，“嫁接”都市报的优势。这种嫁接，实际上就是办报方向的调整。

2003年，《南京日报》社长龚惠民提出办一张“现代都市新型党报”的概念，《南京日报》的版面扩至40个版，分成A、B、C、D四叠，推出了时评、长三角、财经・投资、现场、民生、热线、娱乐・看点、非常关注、南京杂志等一批都市报类型的版面。A一版和B一版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封面版，都有报头，A一版侧重于党政报道，大标题、大照片；但真正在报摊上露脸的是都市报风格的B一版。

1982年创刊、面向港澳及海外发行的《深圳特区报》在1980年代是党报中的一匹黑马，广告额连年在全国报纸的前十名以内。1990年代，市场化的都市报兴起之后，《深圳特区报》渐渐落寞，到了深圳报贩都不愿意拿上报摊叫卖的地步。

1998年之后，深圳的房地产业风生水起，《深圳特区报》及时和房地产市场嫁接，每天用几个版到几十个版做房地产新闻，搞活动，做策划，迅速成为一张“房地产日报”。

都市报与市场的结盟，是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中期的一大风景。

这种局面，直到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冲破重重阻力，披露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里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媒体的另一面，才清晰地表现出来。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