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济顺：五十年代初的上海报业转制：从民办到党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年代里，中共新政权对上海大众文化进行全面改造。实行计划体制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统帅地位是改造的两大目标。实现这两大目标的关键，则是将大批文化市场的自由职业者纳入国家计划之下的单位，使之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办报出书，写戏演戏，拍片映片，从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螺丝钉”注1。

这是一场政治运动与文化改造相同步、相纠缠、相交织的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国家权力主导下的计划文化体制改革只用了不到四年时间便摧枯拉朽般地取代了上海文化消费市场，但新政权对上海文化人的掌控却不像延安时期改造从上海投奔革命的“亭子间文人”那样得心应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因袭了中共革命时期的政治传统，但战略考虑和策略选择上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上海文化消费领域里的各种类型、不同层次的文化人也不都是消极被动挨批，更不如通常理解的那样，都是违心的检查和服从，真诚的呼应和能动的抵制同样呈现在这一过程之中。

本文选取1949年至1953年上海私营报业改造为研究路径，以《文汇报》为核心案例，重点描述新政权与一群文化人建立新认同的复杂过程。试图透过文化体制急剧转型的表层，去揭示上海的文化人和知识者如何应对这场疾风暴雨的变革，进而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国家与都市社会如何构建新的权力关系。注2

扶助与控制：新格局中的旧报业

还在西柏坡谋划新中国大政方针之时，中共已经将建国后新闻事业的各项原则基本定夺。新闻事业的新格局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行政计划主导的国营媒体网络。就其功能而言，则是执政党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新的报业格局是各级党委主管的党报为统领的国营报业体系。这一设计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工具论，即认为新闻事业是“一定的阶级、党派与社会团体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不是生产事业”注3，与都市大众文化市场的消费品绝不能同日而语。形成这一格局虽然需要时日，需要部署，但从一开始中共就秉承“全党办报”之传统，紧紧抓住三大要素：自上而下的党管报纸的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党报及其权威地位的确立，民营报业的控制与改造，以此推动报业国营化、报纸政治化的进程。

严密的新闻管理机构和严格的新闻审查及纪律规定，是党管报纸的组织及制度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所属的新闻总署即成为掌管全国新闻事业的行政权威机构。但中共中央同时强调，政府文教委及其所属机构必须“在党（通过政府党组）的领导和党外民主人士的参与下负起管理全国文化教育行政的任务”，有关重大问题仍需按照此前相关的中央文件规定，“经过党的系统，向中央报告和请示”。注4自1948年7月起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每半年向中宣部“作一次系统的情况报告”的制度继续执行，其中之第一项报告内容便是“党的与非党的报纸种类、发行数，编辑、记者、通讯员的数目”。注5

关于新闻出版的审查和纪律，中共中央下达了明确指示。规定各地党报社论、涉及政治性和政策性的编者按语及答读者问，“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阅正批准后，才能发表。凡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而不应轻率答复”；各地新华社要求向全国广播的稿件，新华总社有“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凡要求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不得先在地方发表”。注6

党报建设迅速推进。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共决定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系统，以此为全国报纸的示范和引领。1948年6月至8月，中共中央两次就党报问题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人切实担负起领导党报的责任，确保党报“主要是为工人和农民服务”的方向，并逐步积累“在城市办报的经验”。注7

在建立国营报业的总目标牵引下，中共对民营报纸作了统筹考虑。总的指导原则是根据报纸的政治态度，区别对待。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明确“对于私营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对私营工商业同样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真正鼓励群众革命热情的进步报纸刊物，应扶助其复刊发行以外，对其他私营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均不应采取鼓励政策”，但要区别对待旧有报刊中“有反动的政治背景”的和“少数中间性的和进步的”，既不能“毫无限制的放任”，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轻率地一律取消”。这个文件还点名上海《申报》《新闻报》，是“有明显而确实的反动政治背景，又曾进行系统的反动宣传，反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拥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报纸，指示“应予没收”。注8

遵照中央的部署和政策，人民解放军一进驻大上海，中共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就着手上海报业破旧立新的工作。

新闻出版的领导和组织机构从1949年5月底起相继建立。由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亲自挂帅的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下属的新闻出版处负责接管新闻机构和报刊的登记工作。新闻出版工作的领导责任由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担负，两部分别设置的新闻出版处为职能部门，管理各报的编辑业务。华东军政委员会成立新闻出版局，上海市人民政府下设新闻出版处，行使对各报的经营管理权。1950年6～7月间，鉴于非公营报业的中共党员人数甚少，除新闻日报外，其余各报均无法成立党支部，《文汇报》只有1名党员，连党小组都无法建立，上海市委组织部、宣传部便根据党章规定，酝酿在“群众性的同业公会”――上海市新闻协会中建立党组，“指定在各报社担任负责工作、能起作用的党员”为其成员。7月19日，新闻协会党组正式成立，由市委宣传部派出的及指定的各报10名党员组成，军管会文教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社副社长陈虞孙为书记。注9这个党组在私营报业乃至上海新闻界的作用举足轻重。

上海党报备受重视。经中共中央决定，延安时代党中央机关报报名《解放日报》给予上海。194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为解放日报社配备了强大的领导阵容，由中共党内的资深办报人范长江、恽逸群、魏克明、陈虞孙、陈祥生等组成社务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全盘接收了《申报》原有的场馆和设备，并沿袭了《申报》的管理制度。华东局还特设党报委员会，凸显党报地位，加强党对报纸的领导注10。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民国第一大报的硬件条件打底，《解放日报》一问世就显现出上海第一大报的势头。

在上海报业立新的同时，号称全国新闻中心的旧报业迅速瓦解。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报告显示，上海解放仅两月，实行军管和接管的“报馆通讯社20个”，“停止了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纸和过去作为反动喉舌的报纸，刊行了人民的报纸，实行了两家报纸的改组，扶助了过去在国民党时代受压迫而停刊的进步报纸的复刊”。注11国民党党政军各系统官办以及官僚资本独资举办的《中央日报》《时事新报》等14家报刊被市军管会接管后停刊。官商合股的《申报》《新闻报》被接管后，受到不同对待。前者彻底终结，以《解放日报》全新开始；后者改组为公私合营《新闻日报》，进入新的报业体系。43家中国人办的民营报纸按军管会要求前往登记，获准登记的只有14家，未获批准的或自行停业，或陆续由军管部门接管。外商外侨的报纸也先后退出上海。英商《字林西报》、美商《大美晚报》因取敌视立场受到军管会警告于1951年先告停刊，其余外报也坚持未久，到1953年全部销声匿迹。注12

在新旧报业的激烈变动中，《文汇报》《大公报》《新民报》晚刊等几家上海民营大报以及《亦报》等几家民营小报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和空间。

从1948年到1949年，为筹备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中共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数百民主人士、知识精英和文化名人从香港启程，取道东北、华北、山东解放区到北平，与他们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著名的“知北游”。《大公报》的王芸生、《文汇报》的徐铸成、《新民报》的赵超构等上海报界名流均受到邀请。1949年3至5月，徐铸成利用北上之机会，数次就《文汇报》回上海复刊一事与中共有关领导商议注13，并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负责新闻出版接管工作的范长江明确首肯。大公、新民两报也获得建国后继续办报的指示。徐铸成与一部分上海知名报人得中共中央允诺，于5月初随人民解放军南下。行前，周恩来设宴为之饯行，给各报以很大鼓励。6月21日，《文汇报》在上海正式复刊。在此前后，《大公报》《新民报》晚刊获准继续出刊。

上海民营大报的复刊或继续出刊，得到了新政权在物质上的大力支持，《文汇报》尤是。资金短缺、设备简陋、空间狭小，是《文汇报》复刊的几大障碍。报社向市军管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的复刊求援立即得到应允，文管会指示其下属新闻出版处“给予纸张和印刷方面的资助”，后又由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借给大量纸张、油墨等，并协助解决房屋、机器等方面的困难”注14。复刊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文汇报》一直亏损经营，步履维艰注15，人民政府批准《文汇报》向国外订购1000吨白报纸来周转资金，以出售进口纸购买国产纸赚取差价的方式，来维持报馆日常开支注16。此间，文汇与大公等5家报社联名敦请享受优惠水电费、减免房捐、核减邮政运费以及免征营业税等项，市军管会均予一段时间内的准许，以救燃眉之急注17。为缓解《文汇报》高达54亿元以上的亏损，华东新闻出版局、市新闻出版处与之签订协议，从1950年9月起至1951年2月，由政府拨给补助费人民币8亿元，并商请银行给予贷款10亿元注18。

在扶助民营大报的同时，新执政者一刻也没有忘记行使对上海民营报纸的领导责任。而最为紧要的，便是民营报纸的准确定位定性和办报行为的纪律整饬。

遏制民营报纸的全国大报发展态势，形成综合性第一大报《解放日报》为统领的专业报纸分工合作的上海报业新格局，是领导者们用心用力最多的事。

1949年以后继续生存的文汇、大公、新民三家民营大报，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报界都曾名噪多时。它们的实力虽不及《申报》和《新闻报》，但就其在民间舆论界的影响以及大众传播的辐射力而论，都称得上全国性的大报。而在上海土生土长并一直沿用创刊报名至今的，《文汇报》是其中之唯一注19。其主办人和经营者在民营报业中也颇为独特：“它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它是由少数并无多少资财的中小职员偶然凑合兴办的”，自1938年创刊始，就以其鲜明的民间立场和抗日主张受到广泛欢迎，在孤岛上海“发行曾近六万，擢为上海各报的首次”。据总经理严宝礼聘请的汇丰银行总会计师查账所计，当时的营业情况表明，“票面为20元的每股股票，实值应升为720元”注20。徐铸成曾说，《文汇报》是“异军苍头突起，蒸蒸日上”注21。此话是毫不夸张的。1939年5月和1947年5月，《文汇报》先后遭日伪迫害和国民政府查封，两度停刊，它不但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在民间舆论界声名大振，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1956年10月，《文汇报》结束在京办《教师报》的短暂历史重返上海时，许多大学者、大名人、《文汇报》的老朋友，包括陈叔通、郭沫若、马叙伦、梅兰芳、老舍等，欣然命笔，祝贺第三次复刊注22。这也佐证了文汇报挥之不去的历史性影响。

凭借如此的历史底蕴和社会声誉步入共产党执政的时代，《文汇报》自然不甘于局限在上海，成为一张地方报纸。还在复刊准备期间，徐铸成就“抱着一肚皮‘雄才大略’，想在北京搞一个《文汇报》，以后至少全国有三个《文汇报》”，“成为新闻界的巨头”。从复刊之时起，《文汇报》就决心要“代替《大公报》”，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注23《大公报》《新民报》本来就是一报数地数版注24，王芸生、赵超构更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然而，全国大报的憧憬很快变得迷茫。“知北游”途中，曾在《文汇报》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时任新政协筹备会副秘书长的宦乡对徐铸成耐心讲解党的新闻工作方针，对其大报计划婉言劝弃，使他意识到“这个计划不能实现”注25。

民营报纸的定位很快被提到各级新闻领导机关掌门人的议事日程。1950年春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上海报业的各领导机关根据会议精神，研究各民营大报的分工问题，力图进一步转变各报根深蒂固的大报观念，定格在专业性的报纸上。拟议中的意见虽不一致，报纸调整方案也有几套，但相关领导达成了两点共识：一是“上海的报纸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