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恭俭：《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系列之第二篇：20世纪中国新闻史著概观

［提要］各类新闻史的定位。主流中国新闻史著以新闻事业史取代新闻史带来新闻本体发展史和新闻传播主体史的缺失。徐培汀《新闻史学史卷》的偏颇是致命的。做“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课题的针对性。

［关键词］新闻史 新闻事业史 新闻本体 新闻主体 人格

诸位当我根据个人的积累，初步确定做“百年新闻记者人格整合简史”课题时，觉得还得给20世纪新闻史著作做一个概观，以便求得其针对性。不过此前已有徐培汀的《新闻史学史卷》①，这本书研究的是关于中国新闻史的历史，不就是一本新闻史著概观么？因此，首先要走的一步是对此书提出问题，问题就是针对性。不要小看问题（针对性）的价值和意义。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最实际的呼声②。当然，事先没有想到，我对徐书的主旨会是否定的，结果我不得不颠覆它。且由我慢慢说来。

把徐书所评介的各种中国新闻史著作的书名都录下来，初步归类并做些补充，中国新闻史不外是如下的一些：

1、中国新闻通史；2、中国新闻事业史；3、中国新闻传播史；4、中国新闻思想理论史；5、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6、中国新闻界人物史；7、中国新闻记者心态史；8、中国新闻记者人格史；9、中国报史；10、中国新闻广播电视史；11、中国新闻采访演变史；12、中国新闻文体发展史；13、中国新闻编辑史；14、中国新闻法制史；15、中国新闻伦理史；16、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7、港澳台新闻史；18、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19、海外华文新闻史。

我们再进一步做分析――分类――分析的工作，即把上述十八九种组合成通史类、思想理论类、人物类、媒体类、应用史类、边缘学科类、其他类。以便在考察其内在联系时，对各种类新闻史在研究对象、范围、重点、主线等方面做出准确的定位，划出边界，由此也就不难推出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针对性来。

一 新闻通史的三种命名、三种推出时间和三种定位

新闻通史史著发展的历史逻辑：新闻史-新闻事业史-新闻史-新闻传播史

A，通史类1――3

三种命名：刘家林、白润生分别编著的都是《中国新闻通史》，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亦是“中国新闻通史”③；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和方汉奇、宁树藩、陈业劭等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④；吴廷俊的《中国新闻传播史稿》，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都是“新闻传播”方面的通史⑤。

三种推出时间：1924年5月有汪英宾的《中国报刊的兴起》出版于纽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通史型的中国新闻史著作，虽然有一章是报纸的广告和发行史，不是纯粹的新闻史，但究竟着眼于报刊的发展过程⑥。与之相似的是戈公振于1927年1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的《中国报学史》，自述“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 ⑦，虽然把报纸对社会文化之影响也包括进来，但着眼点依然是“报纸自身”，而不是如后来的社会、政党主动控制报纸的新闻事业史，其质有阶段性的区别。1983年8月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由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开新闻事业史的先河，由此从1992年到1999年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齐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主编方汉奇，副主编宁树藩、陈业劭，参写者50人，虽说“代表了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⑧，实际上是集新闻事业史的大成，表明新闻事业史乃是主流。

这期间亦有王洪祥等的中国新闻通史仅作为非主流而存在。

至于中国新闻传播史推出的时间已在二十世纪之末，虽受外国传播学流入的影响，但并未落在“传播”二字上，割不断新闻事业史的脐带。

由此，三类通史大致是先新闻史而后新闻事业史而后新闻传播史，或者说是先新闻事业史而后新闻史而后新闻传播史的发展顺序与模式。因为几本新闻通史不仅在1995（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1988-1997（王洪祥主编：《中国新闻史》），1998（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这段时期内出版，而且大都名不副实，依然承袭新闻事业史，王书对新闻事业史的“离经叛道”也只是一个开端，有待发展。如此把二者的走向贯串起来看，明显地走了一个“之”字拐。总之，真正的新闻史和新闻传播史的尚未成型，使新闻事业史成为主流。研究对象重点的转移，表明某种趋势与规律性，很值得研究。不难看出，它已显示并预示未来的发展。不过，为何徐氏对此浑然无觉，不见有应有的梳理？既然三种命名存在名不副实的状况，故命名只做参考，而直接着重去把握这些定位的理性概括。它们涉及质实，是新闻史类的边界的科学保证。进一步可以看出，徐书的问题正出在对三者定位的把握上。

三种定位：王洪祥对“中国新闻史”的定位是“以新闻（界）人物为主线，以新闻思想、新闻作品、新闻事件、新闻业务改革为具体内容，把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界）人物史、新闻思想史、新闻文体发展史、报刊广告发展史等融为一体” ⑨。王说接近新闻史的科学边界。纯粹的新闻史，实即以新闻及新闻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主线是新闻界人物（记者和编辑，广义的新闻记者）具体内容涉及新闻思想史和新闻文体发展史等。要找出新闻以及新闻传播自身的规律及史的线索。这种纯粹的新闻史可称为新闻本体发展史，或称为新闻本义史。与此同时存在新闻事业史，或者让广义新闻史包容新闻事业史而不是反之。

新闻事业史的定位是徐培汀的概括：“以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为主线，以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范围涉及新闻媒介的宣传内容与传播艺术、新闻工作者的传播业务与传播技术、新闻人才的培养与教育、新闻伦理与新闻法规的形成与发展，新闻事业的经营与管理等等。重点是名媒介与名记者（广义）的介绍与评析。” ⑩似乎无所不包，但确实说了两个研究对象：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既然新闻事业的发展才是主线，那么新闻传播活动就并不是与新闻事业并列的，是新闻事业史包容新闻史而不是相反。

中国新闻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看来泾渭分明。然而，问题来了，针对性有了。你会问：在徐培汀那里，新闻史做何界定？其边界在哪里？对不起，不仅新闻传播活动在新闻事业史中只是辅助性的，此外，根本就不存在新闻史。虚晃一枪之后，以新闻传播活动作为对象也无所谓了。

且看徐培汀在《新闻史学史卷》“结论”中的一段话：

历史新闻学（又称新闻史学，指的是新闻事业史）。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第78页上这样解释：“历史新闻学――新闻学的史学部分，研究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学科。”“新闻事业史，见历史新闻学条。”按大辞典的说法，新闻事业史就是历史新闻学，也就是新闻史学。

值得关注的是：这里有不同于前面他对王洪祥关于“中国新闻史”定位的引述，两者性质不同。前者是一种客观的陈述，属述而不作，徐书既是史书，就少不了许多这样的述而不作。后者引用甘惜分《新闻学大辞典》中的释文，却是为了论证自己的论点。行文的逻辑顺序是：提出假设――引用论据――得出结论。徐先生终于有了自己的论点了，且以此作为全书的主旨：新闻事业史也就是新闻史，或者说新闻史学，指的是新闻事业史。然而这论点却给他造成一种困境：只承认中国有新闻事业史而没有（不应有）新闻史，让新闻史缺席。只说他以偏概全是不够的。如果说新闻事业史和新闻史有联系又有区别，本质上在于新闻史首先应该是新闻本体发展史，本体者，根本的存在，而徐氏逻辑的结果实际上是让新闻本体发展史缺席。徐书的主旨是否从根本上动摇了新闻史学存在的价值？这之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徐氏就新闻事业史的定位有概括说明，而对新闻史却没有自己的归纳说明？原来在他那里本来就没有新闻史的地位，新闻本体发展史即使作为一种非主流的历史，也是不予承认的。他只想证明和承认新闻事业史作为主流的历史和现状。不过，在这个意义上，引用甘惜分的《新闻学大辞典》，也就是反映主流的历史和现状，有什么不好？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这样，你不能对主流视而不见，有时不能不承认主流的地位和价值，然而不应被主流所裹挟，忽视主流的停滞，主流是一种惯常、故常和齐常。特别是进入庙堂以后，当主流成为政治专制的附庸，也就成为对非主流的专制。“变形恰恰是历史的本质，因为历史的本质正在于不断地增添自身……每一次的增添都改变了历史的整体，因为整个过去都由于我们新的生活经验而显得有所不同。” ○11用汤因比的这种历史整体发展观去关照，就不难发现问题了。我们不是进入了21世纪吗？改革开放不是早显示出“新的生活经验”来了吗？显示出忽略新闻本体发展史的错误做法与历史进程相悖？至于不承认非主流的存在，也是说不过去的。“全面的观点同偏颇的观点相比，在反映真实方面，无论如何会减少一些失误。”而“人类的美好品性之一正是具有领会这种局限的智能，拥有继续奋斗的精神和一如既往的热忱，竭尽其天赋的才能，朝着他认定的目标前进。” ○12 我们没有理由否认这种乐观。

二 主流 庙堂主流 非主流 伪主流

史家的客观和倾向

新闻本体发展史、新闻本体论、理应成为新闻史、新闻学的主流

只要乐观不是廉价的。于是我还得说说在迷信、偏信主流（庙堂主流）的同时那种对垄断话语权的盲目崇拜。

徐书中多次称王洪祥的新闻史编写新军为“第三世界”○13，总觉得这比拟多少有点滑稽。虽然语气上并没有轻视而是肯定“第三世界”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做出了贡献等等，但划分本身提请你注意那“第一世界”的存在，说明白了就是人大复旦沙场老将们要你承认，不可怠慢，虽说不称霸云云，但要向他们汇报，要得到指教和首肯方可，那权威似乎是不容置疑的。这使人联想到――

门户之见、衣钵相传及圈子的形成和势力范围的拓展，相应地，人格个体独立和创造精神不能发挥。于是“第一世界”的垄断话语权和主流地位便合二为一，因为正是“第一世界”的权威们筑成了新闻事业史的营垒，明里暗里让纯粹新闻史的空间可有可无。徐培汀说新闻事业史就是新闻史，新闻史学，指的是新闻事业史，确实不过是对庙堂主流和垄断话语权娱乐紧密结合的现实的所作的一种反映罢了，显示了其客观意味，只是这客观性品质不高，不见半点异议，反而渗透了他的偏颇和局限，由此达成了新闻史学理应是这个样子（以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成了全书的主旨，《新闻史学史卷》的偏颇是致命的。与其说他太拘泥于客观，不如说是看不见历史趋势的主观倾向害了他，或者说他本来就是其中的一员，他的偏颇不是他个人的，他充当广告形象代言人，似乎不是在写新闻史学史。

诸位，社会有文学和哲学，为什么相应地只有文学史和哲学史，而不见像新闻领域那样既有新闻史也有新闻事业史，（如果都去弄文学事业史、哲学事业史，一定费力不讨好只引为笑谈），这是因为客观上从来没有什么哲学事业也少文学事业而确实有兴盛的新闻事业。原因的原因是新闻对社会（尤其是信息舆论）直接产生影响，于是政治、党派还有商业趋之若骛，强调新闻事业，说白了正是政治或商业对新闻本体的控制，因此便混淆新闻系统和大社会系统这两个系统的边界，以新闻事业及史抛弃、剔除、取代新闻本体及史，正是社会大系统中其他系统的入侵，从而使新闻本体边缘化、工具化，事情变得如此荒唐、荒谬！

1997年宁树藩在一次对话中，有要区分两种新闻学之说，并认为这对梳理新闻史研究观念也有重要意义○14。他认为，“本义新闻学”以新闻以及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为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和终点都是新闻本体和新闻传播，是一此贯之的。“广义新闻学”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媒体）为研究对象，必然无法从新闻本体这一逻辑起点来建构理论体系，混乱便由此产生。不难看出，他的“广义新闻学”指的正是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宁说给了我们一个启发：相对应地新闻史也有本义新闻史（纯粹的新闻史）和广义新闻史（新闻事业史）。他强调新闻本体无疑是科学的也是极为重要的。新闻本体必立足于新闻本位，而新闻事业却可能立足于政治本位和广告本位。关于定位和边界的认识的混乱已经引起了新闻传播的历史和现状的混乱。作为新闻史学，若要发挥它的正面职能，恰只有正本清源，才能制止混乱。如果只倡导广义新闻史（新闻事业史）而无本义新闻史，这种混乱还会继续。甚至为了争不当利益与不当权力，伪装成主流，向庙堂主流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