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祥辉：从传播失灵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

内容提要：信息的可获得性及流通状况主导着政治活动，并对社会治理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信息流通呈现出“传播失灵”的特征，“数字注水、欺上瞒下”以及“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等现象即传播失灵的突出体现。传播失灵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相互嵌套，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内蕴了传播失灵，传播失灵又强化并导致了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困境。对于一个庞大的国家和日益复杂的社会而言，传播通畅是实现社会治理的前提和保证，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降低了政治决策的科学性和社会的透明度，给政治决策、政策执行、反馈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合作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传播失灵是解释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困境与转型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传播失灵 经典社会主义 苏联模式 治理困境

作者潘祥辉，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系，副教授，（杭州 310018）

研究政治治理离不开对社会体系内信息传播的研究与关注，因为信息问题是政治治理的重要条件。政治学家R.达尔认为：现代政治建制的历史发展可以理解为是由内嵌于政策要求的信息问题所驱动的。现代国家的主要动力就是发展和行使与权力相关的非对称分布的信息。国家不仅仅是服务和价值的分配者，它还是一套聚焦和管理并以公共政策来体现公众意愿的政治信息机器。[①]在美国政治学者宾伯（Bimber B）看来，任何政体，都是一种基于“信息收集与信息处理”的组织结构体系。为了说明信息与政体间的紧密联系，宾伯提出了“信息政体”（information regimes）的概念。信息政体的特征是：1.一套政治信息的主要属性主导的性质；2.一套这些属性所产生的管理政治信息的机会和限制条件；3.适应于这些机会和限制条件的特有的政治组织和结构的出现。[②]可见，如果从信息角度看，不同的政治体制必然有着不同的信息功能与信息装置。那么，社会主义体制尤其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其信息功能如何？其有着怎样的信息装置？这种信息装置与信息功能与其政治治理状况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从文献综述来看，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大多数有关社会主义体制困境的研究着重于从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或国际因素着手，如关于苏联社会主义解体的研究就形成了诸如“上层革命说”、“和平演变说”、“戈尔巴乔夫葬送说”等数十种解释框架。[③]对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匈牙利学者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在《社会主义为何失败：迈向一种关于体制崩溃的理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认为，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是若干外部和内部因素互动的结果。苏联对东欧的政策、世界市场的压力和军事挑战、异议知识分子、群众斗争是其外部影响因素，精英的分化则是影响中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内生因素。[④]塞勒尼关于社会主义体制困境的研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他也忽视了一点：信息传播因素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这种忽视在有关中国改革或中国社会主义转型研究的大量文献也同样存在。正因此，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探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治理问题就极具价值和意义。

一、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

在科尔奈 (Janos Kornai)看来，社会主义体制有三种不同原型：一是“革命过渡体制”，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的那个过渡形态；二是“经典体制”（或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指按照苏联原典模式建立起来的体制；三是“改革体制”（或改革社会主义），指偏离经典体制的，经过改革的社会主义体制。[⑤]这三种类型大体上对应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体制以前，社会主义（socialism）只是一种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思潮。直到1917年，苏联将其变成了一种国家建制，即“现实的社会主义”。苏联因此成为社会主义体制的样板，成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东欧的学习榜样。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大家庭日益庞大。根据科尔奈的统计，到1987年，世界上共有26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欧洲有9个：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亚洲6个:中国、朝鲜、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拉丁美洲1个：古巴。除上述16国之外，在国际上通常被列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有：埃塞俄比亚、安哥拉、贝宁、刚果（布）、索马里、也门、莫桑比克、阿富汉、尼加拉瓜、津巴布韦等。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34.4%,国土面积占世界的30.7%，其相同点是，他们都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有的甚至复制了苏联模式。[⑥]正如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m）所说：“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一体通行。”[⑦]这种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体制即“经典社会主义体制”。“斯大林模式”可以看作是经典社会主义体制的化身，它最主要的特征或总特征是高度集权和高度集中，“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和科学等所有的事业的所有的决策权统统集中于中央，执政党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统一和高度集中的管理。”[⑧]

经典社会主义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即整个社会的信息发现机制与信息传递机制功能失调，导致传播失灵现象十分严重。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紊乱、失真或扭曲，进而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社会福利受损的状况。[⑨]从苏联、东欧和中国等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及现实来看，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传播失灵”的确十分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沟通不畅，信息传播中的隐瞒和扭曲现象严重

政治沟通指“政治信息通过一定的信道进行交换与传递的过程”。[⑩]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政治沟通的主要方式有选举、会议、文件、汇报、学习、巡视、考察、信访等形式，形式虽然很多，但由于政治沟通的主要通道局限在政治科层体系内，政治沟通的效果并不理想。在社会主义的科层体系内，决策层通过各级各类会议形成政治决策，或完成动员，再通过公文系统层层传达决策，基层则通过学习领会上级的精神，通过汇报反馈执行情况。高层也会通过视察等方式收集下面的信息。通过这些政治沟通方式完成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但由于这些政治沟通渠道受到政治科层体系的约束（如会议和文件制度有严格的级别限制），加上信息传递的层级过多，因而存在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在上情下达或下情上达的过程中，歪曲走样或封锁信息，隐瞒信息，扭曲信息，伪造信息等情况在政治沟通中十分常见。由于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在下行传播中，即便政治领袖的理论阐述，有时经过层层传达也会失真。例如在中国经典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与党中央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其最初的含义是要强调摆脱权威思想的束缚，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但经过媒介以及若干层次的组织传播过，却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反对正常的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甚至反对科学常识的闹剧。[11] “上行传播”中的扭曲则更为严重，在科层等级制下上级甚至很难听到真话。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发表的一个讲话中指出：“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的现象。我们要提倡说真话。”[12]可见那个时候领导是很难听到真话的。政治学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写道：“在毛泽东时代，经验就告诉人们，他们磋商中即这个程序的‘民主’阶段所表达的观点会给他们招致批判，因而大家都不敢说真话，此后，中央领导人所获得的信息的质量便急剧下降。例如，1961-1962年的大饥荒便因来自上级的荒谬的高配额粮食征购而极度恶化。这个配额是根据重大错误信息而制定的。”[13]在苏联也是如此。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写道：“苏联政权组织的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作出决策。”[14]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上下级之间不可能很好的分享信息。

（二）媒体报道充斥假大空，“真理报无真理，消息报无消息”

如果说档案、公议主要是政府科层内部的沟通管道，那么大众媒体便是沟通官民，搭建科层内外互动的主要信息桥梁。然而，由于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媒体从属于国家，受到党政机关的严格控制，媒体主要是作为一种喉舌和动员工具出现的，因而其信息收集和传播功能十分有限，无法发挥其在政治传播中的应有信息传播功能。不论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从媒体上了解到多元的信息。如在苏联的斯大林时期，以《真理报》为首的苏联众多报纸几乎完全丧失了媒体的信息告知功能，他们热衷于报喜不报忧。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列伊在50年代当过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总编，他回忆道：“从当时的报纸看，苏联从没有铁路和航空惨剧，从没有沉船事件，矿井从不爆炸，泥石流也不会崩塌，总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15]这就是苏联媒体的传播失灵。除了报喜不报忧，苏联媒体的“假大空”也十分泛滥。苏联媒体曾大肆宣传的斯达汉诺夫就是一个假典型。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里采煤130吨，超过普通定额13倍，苏联媒体鼓吹“超过了世界上至今知道的所有成绩和记录，把大洋彼岸的工人们的最高指标抛在了后面”。然而，他所创造的“世界纪录”完全是由该矿党委书记彼得罗夫一手策划的。[16]在中国的大跃进年代，媒体也同样充斥着“假大空”。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以《卫星社坐上了卫星 五庙小麦亩产2105斤》刊登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的丰产纪录。报纸上到处是“放卫星”的消息。北方小麦从亩产2000多斤升高到7000多斤，最高记录是青海赛什克农场的8500斤。南方稻作也从亩产800斤，升高到几千斤。广西环江以13万斤夺魁。报纸上甚至刊出了一个小女孩坐在密不透风的稻谷上的照片。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假的。在经典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媒体上的信息扭曲十分厉害，假新闻，假经验，假数字，假典型层出不穷。在“事实服务于政治”的理论指导下，媒体报道甚至不惜违背常识。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一些媒体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惜生搬硬套。如1960年1月25日的《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的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1960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无法承担传递真实信息的功能，也无法建立自己的公信力。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及南斯拉夫等也普遍存在着类似的传播失灵，这些国家的“传媒没有自已的声音，只为各自的政权的宣传机关服务。它们的目的是宣传、灌输和散播假消息。威权控制伴随着各种政治潮流而起伏，对于传媒的控制也就随波逐流。不过政府的铁拳从未放松过对传媒机器的控制，政府驯服传媒来控制人民。实施严密的新闻审查；不允许外界传媒，特别是西方的广播电视在国内出现。要求传媒严格遵守党的路线。”[17]这种情形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随着东欧的政治转型，私有媒体和外国媒体出现，传播失灵的状况才有了一定的改善。

在经典社会主义体制下，真实信息不足与信息超载严重是同时出现的。浮夸雷同的媒体报道，数量繁多的会议、汇报、总结与文件等使政治沟通缺乏效率，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在苏联计划体制下，1950年代国有企业必须向部委和中央计划办公室汇报一些规定项目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有时是10天汇报一次，即使到了1980年代，苏联中央政府每年都必须处理成千上万个单位的经济和政治信息。[18]这些信息中央政府根本处理不过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这样描述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信息的传递过程：在社会主义体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