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慧：传播中的社会冲突、民主实践与应激式改革

【内容提要】本文从对网络舆论的影响力评价谈起，跳脱不同评判方式所隐含的对民众发现与讨论社会问题时所彰显的民主主体性既肯定又质疑的矛盾性认知，进而将互联网与民主的生发放置于历史性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之中来探讨网络民主与参与式民主话语在中国互联网上兴起的背景、内涵以及与中国作为政治制度最根本层面的人民民主的差异与契合，从而通过反思“郭美美事件”中民主参与在网络上实践的主体、内容和结果的具体表现，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两个维度来解构将民主潜力抽象性赋予给互联网所塑造的网络民主神话。

【关键词】互联网网络民主参与式民主人民民主应激式改革

编者按：2012年3月31日至4月1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暨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与上海外国语大学传媒学院共同举办了一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微博事件（2011―2012）”工作坊，分别选取了2011年～2012年十大代表性热点个案进行梳理与分析。本次工作坊在新浪微博上引发众多关注，现场讨论热烈，与会者激情投入。本专辑三篇文章以及点评意见，就是本次工作坊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是希望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下探讨中国新媒体研究的新路径，并借此推动传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尝试把微博事件放置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激烈变动的整体脉络中去描述、理解与剖析，阶级、党派、民主、国家、市场、公共性、知识分子等关键词因此成为中心议题。在此，也期待更多的批评意见，以共同推进中国新媒体研究的进程。

在成为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字眼之前，民主在西方曾一度被认为是带有贬义色彩的乌合之众的统治并因而被统治者所恐惧和排斥。如果仅从字面意义即人民的统治来理解民主似乎没有疑义，然而，一旦涉及“人民”是“谁”、“谁”来统治以及统治“谁”，民主就赫然成为一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并在民主指称被越来越多的具体演绎和修饰语叠加的使用中摇摆于贬义与褒义之间成为最被滥用的一个，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形成“民主反对民主”的尴尬对峙局面。作为反映社会民主脉象并同时推动民主走向的媒体民主在承接民主内涵的多义性中也同民主一并成为争议的对象。在媒体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存在三种宽泛的观点：即自由民主框架下的市场自由主义民主论、社会民主框架下的公共领域自由主义民主论，以及激进民主框架下的人民民主论。①事实上，民主体现了一种政府的治理结构以确保人民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公共事务决策中的主体地位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我管理。但是，人民是谁以及在什么民主体制下进行传播却是一个历史变数，正因为此，大众媒介的民主传播代表着哪类人民主体的传播权利以及民主传播模式，也存在历史形态的差异。

在中国，无论是对民主观念的吸纳与立场分化还是对媒体民主的向往与批评，都是近代反封反帝反殖历史催生的产物。在“五四”这场被当代部分知识分子定义为带有启蒙意味却未完成真正意义上西式启蒙的运动中，英国式的经由霍布斯（Thomas Hobbes）、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以及洛克（John Locke）阐述的以自由、人权、宪政为核心价值的民主理念，混杂着法国式的被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推崇的以人民主权、公意、共和为主导并强调革命与平等的激进民主诉求，成为民主观念在中国近代传播的起源。除了西式民主这股思想源头之外，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民主观作为另一股与西式民主理念相悖的思潮，随着十月革命成功所引发的世界性关注也在五四运动中兴起，成为中国社会民主发展的另一种选择性参考与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民主观经由毛泽东在借鉴列宁、孙中山等人士民主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阶级主体的扩展和对民主实现方式的中国化探索后成为人民民主思想的基石。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运转的新机制，更开启了又一次启蒙与反启蒙的交锋，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以自由市场为孕育母体的西式民主观成为中国第二次启蒙话语中的民主向往，并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推动下成为第三次启蒙持续推进的目标。

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几年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话题正褪去敏感成为议论焦点，其核心问题即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在政治民主充满方向性争议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在将新闻自由与媒体民主、社会民主等同的过程中，将新闻自由实现空间的扩展作为民主有无与健全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而当互联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以城镇居民为主体人群的日常生活体验后，民主政治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在“网络”与“民主”直接嫁接后所呈现的“网络推动民主参与”的新的话语建构与表达中被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尤其是近年来以社会冲突为焦点的网络公共传播事件更是把互联网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变革潜力和彰显的传播精神与自由、民主抽象性的直接对等，并认为突显了自下而上的大众民主的实现。然而，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中介真的能承载民主建设这一厚重的使命吗？如果可以作为实现的技术手段，那么互联网上的民主又是谁的民主？民主参与的内容又表现在什么方面？参与的过程最终又将会推动民主向何种方向发展呢？当民主的想象力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边界重合时，网络民主的生成会囿于西方现行民主制度的框架与设想，从而在公众表象性的参与中与民主本意相悖。

一、“公民”微新闻：是群体极化的导火线还是社会变革的推动机？

郭美美，一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在新浪微博上多次发布豪宅、名车、名包等照片而备受关注，后因其在新浪微博上认证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身份引发了民众关于“我们捐给红十字会的钱到哪去了”的种种质疑与猜测，矛头集中在郭美美炫富的个体行为与其认证身份所彰显的公共性之间的巨大冲突。正是基于新浪微博中身份与言行的强烈反差，从而导致一名叫“卖耗子”的网友于2011年6月21日21：02在天涯“娱乐八卦”版中率先发帖――《新浪微博又有新发现，20岁“女红十字商会总经理”，各种炫富！火速围观！！》，帖子一出，立即引起BBS论坛跟帖和微博等新媒体的关注，并最终导致对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为代表的全国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

事实上，事发并非偶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各阶级博弈中的利益冲突在社会“从结构断裂到权利失衡”②的过程中，一方面在“萌发了‘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③中形成了明晰的阶层意识，另一方面激化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明显的相互敌意，引发民众对于富人财富积累方式的合法性以及富人在相同制度条件下可能获得的特殊庇护的普遍质疑④，从而使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认知中日渐积聚，并被富人们视为“仇富情结”与“变态心理”――实属社会断裂所导致的人们对公平诉求的焦虑在由“红十字商会总经理”所引发的人们对公益事业运作的公共焦虑中得到了集中的爆发。

在推进事件真相调查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以周亚武的三个微博ID，即“新闻挖掘机”、“真相挖掘机”、“猛料集中营”为代表的网友的人肉搜索，以及以微博、博客、BBS为代表的作为公民自媒体的转载与评论，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快速跟进与调查。整个事件产生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直接的影响，即引发了人们对以中国红十字总会为代表的全国公益慈善事业的信任危机，这主要表现为捐款额度的明显下降。据统计，2011年3～5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62.6亿元，但在事发后的6～8月，全国慈善组织共接收捐赠8.4亿元，降幅达到86.6％。⑤第二是直接影响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即相关当事方为挽回公众信任而采取的应激式改革，其中，有两条举措最引人关注。其一，2011年7月31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捐赠信息发布平台”上线试运行，并着手建立全国联网的“中国红十字会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将各级红十字会接受的捐赠款、物、工作人员、开展的项目、志愿者这五项情况全部纳入，加快实现红十字会系统接收捐赠款物及使用的信息化管理，并力争两年内实现各种捐赠信息的公开。其二，2011年12月16日，中国民政部出台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指引》，旨在为各类公益慈善组织和机构公开信息提供指导性规范，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性文本，为社会和公众了解、获取和监督慈善捐助信息提供参照性标准，从而增强慈善捐助信息的透明度，提高公益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引导公益慈善资源的有效使用，推动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并表示下一步将在此基础上制定《慈善捐助信息公开办法》。

类似因为网络的舆论压力而推动事件展开调查的案例不在少数，从山西“黑砖窑”（2007年）、贵州“瓮安6•28”（2008年）、南京“天价香烟”（2008年）、云南“躲猫猫”（2009年）等事件中当事人的被免职，到厦门“PX 项目”（2006年）、广州“许霆案”（2006年）等事件结果的改判，再到广州“孙志刚”（2003年）与收容遣送制度、河北“李刚门”（2010年）与酒驾入刑、北京“郭美美”（2011年）与慈善信息公开等事件中基于制度、法律等层面的社会变革，广大网民对事件的质疑和争议之声在互联网的人肉搜索和互动平台的推动下使深藏普遍性社会问题却外显为地方性、个人化的焦点一跃成为全国民众乃至世界关注的焦点。正是基于网络事件引发网民激烈讨论，甚至监督和推动社会问题解决的现实，民众在网络上通过新闻发布、评论、跟帖等方式参与的传播行为被视为社会变革的推动机。对此，媒介技术决定论者认为互联网在改变人们生活形态的同时也极大的重构了人们关注整个社会的节奏和方式，以微博、博客、播客、BBS论坛、脸书、人人、开心为代表的各类不断新生的信息发布、讨论与社交的空间组成了与现实讨论空间等级制相对的网络公共领域，身在其间可体验相对自由浏览、自由发布、自由跟帖的参与式互动传播，并且其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网络上通过文字、图像或视频所表达出来的“说”的声音，而是渐渐“从说转向做”、“从言语转向行动”，使网络意见与现实进程在“说”中汇流、在“做”中共振，甚至使网上以言为行与网下以身为行的集体行动在互为影响的过程中激化事态的矛盾与冲突，并推进民众参与社会问题的意见表达与讨论。自由主义者则进一步将技术发展与民主政治相连，在肯定互联网实现了哈耶克式的自生自发的秩序（spontaneous order）（Hayek，1960）的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凸显网络自由与政府管制相对立等议题将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植入网络用户的个体体验之中，并使人们形成对自由向往的普遍认同，另一方面又在倡导“自由也意味着责任”的审慎中质疑网络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的认知与判断能力，认为网络在锻造公民自由精神与公共理性的同时，也容易导致网络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的产生，甚至催生出一批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Tocqueville，1838；Mill，1865）的网络暴民，并使民粹主义在网络上得以延续和泛滥。“郭美美事件”的讨论中，陈丹青先生在参加凤凰卫视“铿铿三人行”节目中谈及的“网民围观人肉郭美美大有‘文革遗风’”的言论便是对网络上群体极化与民众理智担忧的例证。

事实上，无论网络上人们的意见是基于向更多冒险转移（Stoner，1968）还是向某种偏向聚合（Sunstein，2001）而导致群体极化这一现象层面的表现，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冒险”与“偏向”这个选择本身在社会不同阶层中的话语意义，以及导致更多人愿意冒险与倾向于某种偏向的社会根源所在。因此，对于网络民意的影响力评价并非在群体极化的导火线和社会变革的推动机之间做出选择，而应该着重去发掘网络民意所包裹的内层社会冲突、背后的政治经济原因以及所带来变革的前进方向，而非一味在强调公民审慎与理性的过程中忽略民众普遍性情绪表达和个人体验中所折射出的社会深层矛盾与冲突。因此，当有言论认为过度围观郭美美会伤害慈善事业且大有“文革遗风”时，我们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围观郭美美？为什么这种围观的规模与影响达到了被视为有“文革遗风”的程度？而当社会普遍认为慈善公益对社会资源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有积极作用时，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现实社会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以至于需要慈善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来降低社会风险与不稳定的因素？跳出慈善问题的单一视角来探讨慈善背后的社会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