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 邱戈：媒体弱智：是社会咒语还是媒体现实

【摘要】长期以来，媒体具有很高的威信，倍受大众推崇。近来，社会上却出现了对媒体许多激烈的责骂声，“媒体弱智”就是十分流行的说法。这个话语具有巨大的模糊性和暧昧性，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意蕴，几近一个“咒语”，不具有真正的理论分析力。因此我们结合当前的媒体现状和这个话语某些具有洞察性内涵，把“媒体弱智”归结为三个特征：媒体缺乏独立品格；节目的儿童化和幼稚化；讯息的反智倾向。从我们确定的分析界线和社会化视角出发，指出媒体对政府和市场具有双重依赖性，抱有儿童化的受众观，而时代的精神病态则是产生“媒体弱智”主要社会成因。

【关键词】 媒体弱智，传播智慧，媒体批判，精神病态，权力依赖，社会文化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the mental sickness of the era

-social culture analysis on word

Shao Peiren Qiu Ge

Communication Graduate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 310028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media have a high prestige and canonized by the masses. Recently, there appeared many furious criticism to media and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became a very popular saying. The word has great mistiness and vagueness and contains many numerous, jumbled and contrary meaning. Actually, it almost likes a curse without real theory power to analyze. Therefore, we summarized three features to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by combining the embodiment of media and some penetrating connotation of this word, which are lacking independent character, the trend of program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childish and young age and the anti-wisdom trend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analysis line and socialization way set by us, we informed that media has double dependence to government and market with a childish audience value, while the mental sickness of the era is the major social cause of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Keywords: Lacking Wisdom of Media, Wisdom of Communication, Media Criticism, Mental Sickness, Dependence to Power, Social Culture

长期以来，大众媒体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结构性力量一直具有很高的威信和地位，它覆盖面广，穿透力强，影响巨大，威力惊人，决定着社会的价值选择和舆论方向，俨然成为“第四权力”。与此同时，凭借着其似乎勿庸置疑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代言人的身份，高举着真实、客观、公正的旗帜，代表着责任、正义和良知等等光芒四射的字眼，大众媒体获得了社会大众的敬意、赞许甚至崇拜。

但是，在特定社会转型期的结构性动荡中，原本拿着手电筒在黑夜里只照别人唯独不照自己的媒体，在舆论的黑箱中开始裸露出来，神秘的面纱被慢慢的撕开，加上媒体自身存在的各种弊端和报道失误也常使自己陷入舆论的旋涡中而窘态百出。于是在媒体的赞誉和崇敬声中开始出现了责疑、埋怨甚至骂声，而且某些“骂声”还获得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反响。“媒体弱智论”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媒体弱智论”曾经有比较大的社会覆盖面，在一些时评刊物和网络上一度十分流行，现在这种说法好像开始慢慢退潮，开始停留在一种认知或者咒语的状态，其语义上的含糊性和暧昧性，以及太笼统的表现力，包容了许多庞杂甚至矛盾的现象描述和价值评判。正是面对这个现象，“媒体弱智论”需要学术界比较严肃认真、细致深入地理性分析介入。运用传播学和社会学理论，从话语分析和社会文化分析两方面入手来梳理，有助于我们锁定分析对象，分析“媒体弱智论”的核心内涵，深究其生成原因和应变策略。

一、“媒体弱智”话语分析

1998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幸在广东《新周刊》以醒目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和《中国电视八大病》为标题 ，打响了向中国电视发难的头炮。引起了有关“媒体弱智”话语风暴。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论有：孟浩军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 ，胡小同的《弱智媒体正在形成》 ，非马的《媒体，媚体，还是霉体？》 ，尹世康的《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 ，等等。台湾、香港地区也有关于“弱智媒体”的一些文章：台湾杨玛利的《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 ，黄文毅的《弱智媒体领航，台湾也疯狂》 ，香港金钟的《回归后的香港传媒》 ，等等。还有在一些对于中国电视的娱乐化和文化的理论性批判文章中也有过“弱智”用词。更加不用说在许多网站上的各种文章、帖子、讨论中，“弱智媒体”的作为一种流行用语不断涌现而共同形成的一股强大的话语风暴。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入仔细分析这个话语风暴，就会发现聚集在“媒体弱智”下的话语和观点具有模糊、暧昧甚至是一些相互矛盾的特征。比如李幸在他首难的两篇文章就主要攻击中国电视制作水平低下，没有观众意识，缺乏娱乐性，在媒体特性方面缺乏自己的独立性和特点（主要指电视模仿或学习电影的表态方式）。他批评了媒体工作人员的低劣叙事方式和工作作风。但是在孟浩军的《弱智的中国电视开始狂欢》中，作者把攻击的锋芒指向了以湖南的《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电视所表现出娱乐性，实际上是把已经开始娱乐狂欢的电视也当成为一种“弱智”的表现。尹世康的《日本枫情画：谁更弱智》更是直接指出了电视娱乐和游戏节目中“弱智”或幼稚情状 。这样看来，缺乏娱乐性和“娱乐狂欢”都可以被纳入到“媒体弱智”话语之下。而胡小同的《弱智的中国媒体正在形成》中把媒体对权力和控制的规避称为“弱智”（他自己也承认这也许是一种“明智”） ，暗示媒体缺乏真正的言论独立性。而台港的作者则指称媒体偏重八卦新闻、负面社会新闻 ；迎合市民的感官趣味、信息娱乐化、过于煽情等特点为“弱智”。这里的“弱智”的意思应该更加偏向于缺乏深度社会思考和社会意义。这实际上是对于“媒体弱智”又一种解读。当然关于“媒体弱智”的言论还有许多的其它的意蕴，上述几种解读方式是较具有代表性。这也可以看出“媒体弱智”这个断言的涵盖面之广，以及溢出了“弱智”这个词的常规涵义边界，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

那么，“媒体弱智论”究竟是在说“谁弱智”。难道我们可以把那些头脑灵活、机智敏锐、言语尖利、自信十足、收入不菲的记者、主持人、编导等传播者称为弱智吗？有人提到许多低龄的“小”娱记往往只有脸蛋没有头脑，“一问三不知”，“没修养”，“没素质”，一见到明星就情绪失控，语无伦次，媚态百出，庸俗不堪 。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现象。那么，就是媒体的管理者弱智了？但是,在胡小同的《弱智媒体正在形成》中,他好像暗示这些媒体“把关人”的主动规避行为和“打擦边球”，恰恰是一种“明智”。也许是观众弱智？但是在“媒体弱智”的言论中根本没有涉及观众问题。同时，如果我们对一些受众的研究有所了解的话，可以知道具体的观众远不是被动或者“弱智”的接受者，他们表现出接受的主动选择性和解读的情境化与多样性 。那么这种“媒体弱智”应该指的是媒体的节目形式和内容了？一些电视娱乐性节目可能幼稚、儿童化，可以称为“弱智”，但是那些泛娱乐化内容、八卦新闻、犯罪报道和一般报道等等，若冠以“弱智”好像又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媒体弱智”的说法只能是指弥漫在整个媒体中某种模糊的状态，其语义模糊，指代不明，层次不清，缺乏足够明确的指向性或针对性，是一种较为随意的感觉式的表达方式。

“媒体弱智论”不仅话语暧昧、对象模糊，而且有点情绪化和攻击性，具有很强的论战风格。在上述论文和文章中，情绪化的攻击性的话语比比皆是：比如在李幸的《中国电视八大病》中，充斥着“克隆、垃圾、弱智、罐头、一厢情愿、矫揉造作、自说自话、自夸自赞、目中无人、精神贵族、性倒错、不说人话、连自己是谁都搞不清” 等过激话语。还有“媚体”、“霉体” ，“弱智媒体，大家一起来误国？” 等等，都充满了情绪化和攻击性。但是深入研究这些文章中，就可以发现多是现象罗列，批判的火力分散，重点不清，原因分析流于表面化，偶有新的观点却又没有作进一步理性的深入分析。最终的结果是乱箭齐发，看似热闹，也很痛快，却效果不佳。而且现在“媒体弱智”的话语风暴也真像某种流行时尚一样，热闹了一种以后，也渐渐的偃旗息鼓了。尘埃落定之后，一片狼藉，媒体的病态现象依然如故，没有什么改变，许多学术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由此看来，“弱智”之说与其说是一种媒体现实，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社会诅咒！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媒体弱智”的话语风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但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足够重视。在新闻与传播学界，除了我们看到的对娱乐化和泛娱乐化的批判，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满，社会责任论和新闻专业主义的重述，或者移用一些国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高空轰炸之外，并没有对“媒体弱智”作特别有份量、有深度的分析研究。这一方面有某种一贯的对当下媒体现实缺乏学术敏感的原因，更重要的也许是：“媒体弱智论”话语风暴密集而混杂的信息量，语词本身的模糊性和暧昧性，主体不明、话语笼统的涵盖面，情绪化的非学术的论战风格。

但是，我们认为，正是在这种曾经流行的话语现象本身，以及这个话语在混杂中所透露出的某种洞见，要求一种理论的介入，随着这种话语现象的呈现和本质的揭示，将引导我们深入分析当下媒体病症的成因，透视某种普遍的社会精神状态，甚至于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进一步清理并夯实“媒体地基”。

二，“媒体弱智”的本体特征与社会认知

从“媒体弱智”的本义和语言穿透力，以及话语风暴中一些合理内核，并结合当下的媒体现状，我们可以对“媒体弱智”本体特征与社会认知进行客观描述与理性分析。

首先，媒体具有依赖性、顺从性，缺乏创新性和独立性。李幸认为，中国电视媒体于文学特别是电影存在依赖和消极学习的倾向，没有认清和形成电视本身的媒体特点；同时，由于电视节目过于呆板严肃，缺乏智慧和娱乐，事实上加剧了电视媒体作为“喉舌”对政府和权力的依赖性。胡小同在《弱智媒体正在形成》一文中则认为，媒体通过主动放弃言谈独立空间的“明智”行为，来讨好权力，从而也反映出对权力的依赖。而后来媒体过度的娱乐化 （早期是娱乐性节目，当下已经发展为新闻娱乐化和泛娱乐化倾向），又展现其对市场经济力量敬畏和顺从。媒体中种种“克隆”、“抄袭”现象，则清晰地说明了大众传播者缺乏自主创新和独立行为的能力。因此，依赖、顺从、缺乏创新性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媒体弱智”基本特征。

其次，媒体内容泛娱乐化、儿童化和幼稚化。我们在媒体中不时看到有违新闻规则的东西：记者为了抢发独家新闻，恰好起到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作用；记者为了详细地报道作案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