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莒:系统理性与沟通理性：由哈贝马斯看现代文明与传播

【摘要】本文由理论性的分析，想初步了解西方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已有某种深刻的自醒。而其文明自醒的内容――包括西哲所重新理解、重新定位的“现代文明”是什么，及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种种思考，可否提供我们作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只谈当代德国学界祭酒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学理思想。本文将思考传播媒体在现代体系中的角色转换与前景。

【关键词】系统理性 生活世界 沟通理性 交互主体性

I.前言：中国与现代文明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国买什么，什么就开始贵；中国卖什么，什么就开始便宜”。中国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完全无法被忽视的“量”。原来，在人类社会里，不论“中国”是强、是弱，她一向就占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动辄可以改变世界的走向。譬如，在十九世纪，晚清中国颟顸、疲弱。这使得欧美大陆当时之过度理性化、霸权化的现代文明初阶发展，丝毫未受到任何牵制或约束，也未获得该有的改良与提升。造成了当时西方国家的发展，在人类史上掀起了一页最丑陋的全球殖民地时代。

当步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仍处于兵荒马乱或政治热潮。正因如此，现代文明得以超速发展，竟成了一个科技庞然大物(势力竞争都延伸到外层空间了)。而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层面，则形成了一个全面系统化、宰制型的大众消费文明模式。奢华的物欲，成了让大众永远心驰神往的崇高理想。人类的幸福与自我救赎――这些具有深刻内在特质的价值倾向，已被无止无尽的商品更新与营销所取代。

很快地，现在的我们，站在了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在今天，现代文明的方向谬误，已经至为明显。它自身之严重盲点，开始一一揭露。譬如，各数据都显示将有重大危机的全球“生态崩解”。这个结果就是一项“意料之外”，从未被高高在上的“现代理性”思考过或预计过。这让人们禁不住开始质疑，现代文明所擘划的“美丽新世界”，是否真的可信？

在未来，人类文明是否有机会转型，或只好面对自身的灭绝？或许也会有意料之外：最终的答案，应是取决于中国。但并非依靠中国成为现代文明里的新兴大国，而是要靠她深刻的智慧与文化自醒、要靠她的“自主思维”能力能否兴起，能否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与世界其它区块都不同的道路。

本文由理论性的分析，想初步了解西方学界对西方现代文明，是否已有某种深刻的自醒。而其文明自醒的内容――包括西哲所重新理解、重新定位的“现代文明”是什么，及此文明的根本问题是什么――这种种思考，可否提供我们作借鉴？本文限于篇幅及能力，只是一次初步素描，只谈当代德国学界祭酒哈贝马斯的思想。本文最后，亦将思考与反省传播媒体的角色与前景。

II.“理性生活”与文明自醒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思想论述，承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他在一篇重要演讲中，精辟地批判了现代文明在真实生活层面上的运作状况。这篇演讲的标题是《现代性之制式内容》（“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Modernity”），之后被收录在哈氏的主要作品《现代性之哲学论述》一书（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的最后一章。对此篇的分析，将是本节的重点。

背景：“理性”，在欧陆文化传统里，是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核心。在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作为文化上的主诉求开始萌芽，并逐渐取代了以旧基督教“信仰”与教团生活为核心的欧陆中古文明。“理性”代表着人的自觉、自信与解放，不再依靠上帝来赎罪，开始找到人自己的尊严与优越性。）

欧陆近世文明，最早源自于一个理性文化运动。原本只是一种宗教艺术上的突破，直到欧陆十八世纪末的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才在社会生活层面逐渐落实。当时，欧陆思想受到牛顿物理学等“宇宙真理”的激励，一方面继续赋予“理性”一个最高的文化价值，认为“理性”是人类独有而崇高的特性；另一方面，认为“理性”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到进化，由落后到文明的进步标准。因此，欧陆文明思想即以更大的野心规划人类未来的命运，要将这个世界全面“理性化”。其目标，就是要全体人类实现一种“理性生活”（rational forms of life）。

但是，哈贝马斯却观察到：现代文明，当发展到了二十世纪末叶，已成为一种制式化的内容（the normative content of modernity）。也就是，当它成为社会的常态运行模式时，却反而将人们的生活与思考，禁锢在了某种整体的生产体系之中。所谓“理性生活”的实现，已不再具有早期古典浪漫主义的气氛与理想。

哈贝马斯认为：在二十世纪的末叶，现代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性生活，其内容值得思考。“理性生活”，实质上的内容是一种与科技、与金钱权势所形成的互相依存的社会型态。在这种社会生活里面，每日只同样重复着――科技对自然资源的“操控”，以及社会体系“无情地”动员庞大社会劳动力（来服务生产体系）。所谓“理性生活”，实质上就是这样。因此，哈贝马斯称呼这种理性生活，乃一种“欺瞒性的共生关系”。（“rational forms of life entered into a deceptive symbiosis with the technological mastery of nature and the ruthless mobilization of social labor-power.”）[1]

换句话说，哈氏认为，“理性”原本具有的启蒙精神与人文理想，已然质变。以“理性”为核心诉求的现代文明，在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体系之后（亦即一种制式化的内容之后），只剩空洞华丽的表象。实际上，“理性”的生活实践，竟只是科技对大自然进行任意地操控，以及社会体制以其合法性权力，动员大众投入生产与消费，无止尽地追求经济成长。 哈氏认为，这即是现代文明对人类的变相欺瞒，让人们以为这真的就是“文明”、这真的就是“进步”。他并表示，现代文明的生活实践，已将人类的“幸福”与“解放”，等同于“权力”与“生产”。对于这个情况，就连现代文明自身，都已经感到揣揣不安了。（“This equation of happiness and emancipation with power and production has been a source of irritation for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2]

另外，哈贝马斯并分析道：现代社会“理性生活”之背后，暗含着一个“系统规约”（systemic constraints）之功能。“系统规约”功能，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一种运作上的常轨之内。也就是说，它将里面所有的成员与份子，尽量稳定地禁锢在其“体系”（system）之内；包括人们的思想与生活，皆按同一种“根本规则”（ground rule）运作。

而“现代社会”里的这个“根本规则”（ground rule），是什么？哈氏有着生动而直接的分析。他说，现代社会的规则，说穿了就是“适者生存、败者淘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现代社会里面的众成员皆如是，站在一个全世界的场域上：不断进行着紧张且现实的生存竞争。哈贝马斯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心态”。他说道，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能够在国际上竞争的这种能力，对我们的生存而言，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哈氏说，这种心态与想法，正是“系统规约”的作用：

这个想法，几乎是现代人在每日生活上最确定的一件事，也是“系统规约”最密集作用的现象：每一位成员，对自身力量的不断扩张与强化，都认为是正当的需求――都认为这是因为别人的力量都在不断的扩张与强化。这心态之理所当然，好像这样的思维并不是一种（荒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原则主导了所有的力量。[3]

达尔文主义，原本是生物学家达尔文所发现的“生物进化论”，讲得是地球上各种生物、动植物的生命演进原则。但用它来看崇高人类的社会演进，当然是一种很贬抑的说法。对于有良知、有智慧的高等知识分子而言，这话已透着深深悲哀了。原来，西方人以“理性”为核心，全力发展了六百年的“理性文化”传统（其中含发展了三百年的“现代文明”），最后还是创造出来了一个明确以“生存竞争为根本”的人类社会。这真的是“启蒙”的人类、进步的社会、理性的生活吗？（或是一种有着太空科技及高级武器、超级膨胀的部落主义；或到头而来，又是一出众神讪笑下的人间大戏？）因此，哈贝马斯说了一段话，甚具文化自醒与自忏的意思：

现代欧洲，为当前的这个世界，创造出来了各种在精神上的前提，以及各种在物质上的基础；才使得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心态”能够取代了真实的“理性”。（而知识分子对此事深感自责）这也是欧陆在学术上，自尼采以来（到晚近的Foucault、Derrida等），对理性的不断批判，此即是其真实内心。[4]

我们细细体会哈贝马斯的论述，可以感受到：作为欧陆知识分子，其内心一份深沉的彷徨与自责。他们知道，欧陆一向最引以为豪的文化理想，已经幻灭。在深深的失落感之中，他们也被迫要继续寻找一个新的出路或救赎。但并不意外的是，哈氏最后对欧洲文化传统，仍有甚高的自期自许。故哈氏说：“除了欧洲之外，还有谁能够由自己的文化传承与洞见、勇气及视野之中，撷取其所需，而从这些盲目服从于系统维系与系统扩张、这些塑造我们心态的力量之中，脱离出来。”[5]

虽然，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发出了号召，希望能重拾欧陆传统里的人文视野与生命力。但在某种意义而言，哈贝马斯思想的自身，才是一项重要而清楚的指标。由哈氏对“现代文明”的思索与坦白评论，都说明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今日现代社会的理想丧失、人文退化、生态危机等状态，欧陆六百年来的“近世文明”似已步向衰亡。尽管西方文明社会仍有超强实力，但欧陆文化生命力的核心（对“理性”的坚信与热情），已然枯竭。

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不断提及“现代社会”里传播媒体（media）的功能。但哈氏认为，传媒（media）在现代社会里，无非只是“现代系统”的维系工作（system maintenance）。是故，他直接称“媒体”为steering media（推行媒体）；其功能，就是以信息的密集传播，来稳定及巩固现代社会的“制式化内容”。

换而言之，现代传媒正是“系统规约”功能里的主角。由现代传媒所传播出来的一套文明价值，将“现代生活”整体地规范在、约束在一种社会运作上的常态轨道之内。也就是说，“现代传媒”藉不停地传送清晰而预先设定的社会目标（如生存竞争、经济成长、商品价值、富裕生活等等），藉之不断强化现代社会的“内在逻辑”，而将里面所有的成员与团体，稳定地纳入“现代系统”之中而奋斗；因此，包括人们的思考与生活目标，皆能按同一种根本规则来运作。而有关“传媒”的讨论，在本文第五节中再作探讨。

III.“系统理性”脱离了“生活世界”

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系统”之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