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前良：美国“电视研究”的学科起源与发展

【摘要】美国“电视研究”，在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等三大知识传统的基础上，从1960年代末开始，经历了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过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电视研究的“学科化”，是在一种“合力”的推动下完成的，不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协商。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横向比较。

“电视”是不同知识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传播学考察电视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艺术学探讨电视的影像艺术，批评家细读电视文本，管理学钻研电视的产业经营。因此，“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但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趋势，“电视研究”总试图确立一个相对专门、自足的范围，惟其如此，相对于其他学术领域，它才能彰显出自己的独特性，成为一个稳定的知识门类。面对纷繁芜杂的学科交互性和自足性追求之间的矛盾，笔者提出两个概念予以区分――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和作为“学科”的电视研究。前者是广义上的，指所有从不同视域关注电视的知识；后者是狭义的，主要指以一些人文批评（如文学研究、电影研究、文化批评）学者，在新闻式批评的基础上，与传播学研究展开充分对话，而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美国电视研究从知识领域到学科的“学科化”过程，从1960年代末期开始，至1970年代中期逐渐成型。本文通过梳理这一过程，对美国的“电视研究”的起源与现状加以宏观描述，期以与中国“电视研究”的学术发展，做一个大致的比较。[1]

【关键词】美国 电视研究 学科 起源 发展

美国“电视研究”的知识起源

作为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在美国滥觞于1940年代，生发出三大知识背景：新闻式批评、电视效果研究和人文艺术批评。“新闻式批评”出现时间最早，指“由感觉敏锐而又见多识广的记者撰写，通过报纸或杂志发表的关于电视的报道或评论”[2]，涵盖了在大众纸媒上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新闻、信息和评论，由新闻记者撰写，篇幅短小，面向广大读者，具有一定时效性。1946年，电视在美国开始崛起。同年，杰克•高尔德（Gould, Jack）和约翰•克洛斯拜（Crosby, Jack），分别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和《纽约哈罗德论坛》（Herald Tribune）上开始发表电视批评，各大纸媒纷纷开设专栏。据统计，1958年，发行量超过五万份的日报中，有将近80%的报纸专门雇有电视批评的记者，这个比率远远高于其他栏目，如财经、地产、园林、教育、艺术等。[3]

很多新闻式电视批评，关注腥膻八卦、名人逸事，或者就是节目预告之类的，与严肃的批评相距甚远。但也有例外，少数报纸和杂志拥有出色的批评家，无论是在业界、知识界，还是在公众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1960、1970年代最重要的代表有：《纽约客》（New Yoeker）的迈克尔•阿伦（Allen, Michael）、《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罗伯特•夏阳（Shayon, Robert）、《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的劳伦斯•劳伦特（Laurence, Laurent）、《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和约翰•奥克莱（O’ Connor）等。

“新闻式批评”为电视知识在公众中的推广做出了贡献，而批评家对电视的思考，也成为日后研究的学术资源。此外，一些优秀的批评家进入大学，成为电视研究的开拓者。如，夏阳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堡传播学院执教；美国“电视研究”学科的开创者霍拉斯•纽卡姆（Newcomb, Horace），在进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之前，曾负责主持《巴尔第莫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批评专栏；电视研究的理论奠基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68-1972年间曾在BBC旗下的杂志《听众》（Listener）上负责批评专栏；[4]著名的电视史专家艾瑞克•巴尔诺（Barnouw, Eric），著有三卷本《美国广播电视史》，之前也是著名的电视记者。

从1950年代开始，传播学者用量化调查的方法，对电视进行“效果研究”。早期最有影响的是威尔伯•施拉姆（Schramm, Wilbur）和约瑟夫•克拉珀（Klapper, Joseph）。前者通在1958-1960年间进行的11次调查，得出结论：“对于大多数未成年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电视节目可能既不是特别有害，也不是特别有益。”[5]后者的研究成果于1960年由CBS资助出版，题为《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6]研究结果显示，电视无法塑造公众的意见和行为，只能强化既有的观点。乔治•格本纳(Gerbner, George)的“文化指标”研究，更具影响力。从1968年到1983年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他用内容分析的方法，追踪分析3000多个节目和35000个角色，并就此调查观众的反映，提出著名的“涵化理论”――电视歪曲真实的世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使之感觉到生活在邪恶的世界中。总体而言，量化效果研究，把电视作为文化形式、影像艺术、意识形态表征等丰富多元的特性，简约为数据和信息，因而遭致众多批评。[7]广泛的学术争辩，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需要特别提到麦克卢汉。1964年，他出版了《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其中有专节对电视加以论述。他对“电视研究”主要两大贡献：第一，他在1960年代的北美红极一时，影响所及，延伸至新闻式批评和电视学术研究两个领域，极大地提升了“电视研究”在知识界的地位。第二，1970年代以后，传播学界一批学者秉承麦克卢汉的思考路向，发展成渐显声势的“媒介环境学”，把美国的“电视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传统人文学科中一批开明学者的呼吁和实践，对电视研究的“学科化”也功不可没。直至1950年代末期，电视在人文知识领域还备受歧视。1940年代，好莱坞创办的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研究季刊》，于1958年改名为《电影季刊》，把广播、电视完全逐出门外，以仿效法国的《电影杂志》，期待办成一个关于电影艺术的学术刊物。[8]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观点是，电视离“艺术”甚远。1960年代，一些知名学者，大力提倡电视批评和艺术研究，扭转一时之风气。最知名的代表，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古希腊研究专家摩西斯•哈达斯（Hadas, Moses, 1962），提出营造“电视批评的气候”，认为，人们应该象对待书本一样去对待电视。[9]著名作家、文化批评家（1959）吉尔伯特•赛德斯（Seldes, Gilbert），早在1924年就出版名噪一时的《七种流行艺术》，认为应该摒弃所谓“高雅/低级文化”的成见，对流行文化进行研究。后来，更是亲历亲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电视批评，还参与电视内容的制作，成为CBS第一位新闻节目的制作导演。

“电视研究”学科化的社会背景

电视研究要成为一门学科，前提是普遍观念的改变。观念之扭转，光靠学术界的努力是不够的，端赖于一股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这股合力，不仅仅表现为各类知识之间的交互影响，还表现为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话语争夺。“学术”本身，具有不正自明的权威性，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就是一种“文化资本”。与电视相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严肃正视电视，以提高电视在文化中的位置――或创办相关的博物馆、档案室、图书馆，或成立各种学术组织，或资助相关的学术研究――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电视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不同社会力量对“学术”话语的争夺。从1960年代开始，政府、新闻式电视批评家、电视媒体、大学都普遍意识到，“电视值得严肃对待（包括被保存、研究，或用于教育）”。

政府出于维护教育与文化生态的考虑，资助“电视暴力”、“电视与儿童”、“电视与妇女”等研究项目。此外，政府的管理机构FCC（联邦通讯委员会），意欲提高电视的“文化品位”。1961年，米诺•牛顿(Newton, Minow)出任FCC主席，发表著名演讲，用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诗《荒原》为喻，对当时的电视提出严厉批评，称“坐在电视机旁，看到的是‘巨大的荒原’”、“电视应该强化文学、文化的色彩”。面对来自外界的批评，电视媒体试图干预、争夺批评的话语权：第一，创办学术期刊与杂志，建立起自己的批评标准；第二，提倡和资助严肃的学术研究，把电视批评驱赶到象牙塔里去；第三，成立学术机构，从事公共性的教育或学术活动。

1960年，CBS计划创办一个电视研究的季刊，但中途夭折。[10] 1962年，CBS全额资助，聘请罗伯特•夏阳为主编，出版一本关于电视批评的论文选集――《第八种艺术》，这是一部重要文献，极大推进了电视批评和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共收录了23篇文章，作者包括广有影响的新闻式电视批评家、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电视媒体的高管、优秀的制作人员。所有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批评和研究电视。《第八种艺术》的出现，表明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等对学术话语的“关注”，从而与大学里的学者达成共识，一起来为“电视研究”正名。结局当然是双赢：媒体利用注意力资源和金钱，提高电视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同时削弱新闻式批评的锋芒；新闻式批评家也得以从高节奏的常规化写作中解放出来，不再完全为报纸和期刊写作，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思考；学者则借助于媒体，扩大专业的影响，在已有的学术机制中谋求应有的位置。

1946年，由新闻式电视批评记者、电视媒体的高级管理人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共同发起成立ATAS（“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在经过一番明争暗斗后，1957更名为NATAS（“全国电视艺术与社会”学会）。这是一个业界、学界、批评家共同参与的学术组织，但实际上为媒体所操纵，成为电视网进行“公关” 活动的重要平台。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有三：一、评审和颁发一年一度的“艾美奖”；二、出版学术性的研究杂志，开展学术活动；三、举办电视教育的公共活动，如创立电视博物馆和电视档案馆，普及电视知识。

1961年，学术刊物《电视季刊》面世，是NATAS寻求与大学合作的结果。该刊物由NATAS出资，纽约的锡拉兹大学承办，刊登会员单位的文章，作者包括业界人士，学界专家和批评家。但是，正如其宗旨所示，“建立自己的学术标准，以表达媒体组织的最高理想”，[11]它的学术取向以服务业界为前提。从好的方面说，这个杂志为各个知识领域的电视研究提供阵地；从坏的方面说，不伦不类――对教授们而言，太商业化了，对一般读者和从业人员来说，又显得太学术化。

1965年，NATAS启动一项计划，打算在纽约大学、美国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三所学校的图书馆，设立专门的电视档案室，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12]1968年，UCLA成立了全美最大的电视档案馆。此后，很多大学的图书馆，国立图书馆、电视网都开设电视档案馆，保存各种节目和资料。一般来说，档案馆是为学术研究所设置，而博物馆则主要是面向公众以普及电视知识的。1960、1970年代，出现了一些电视博物馆，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位于纽约的广播电视博物馆（MTR）、以及位于芝加哥的电子传播博物馆（MBC）。电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出现，不仅在资料上为研究提供方便，而且，通过挑选、归类和保存，电视的历史和传统得以形成。

“电视研究”的知识整合

1970年代，美国“电视研究”出现知识整合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先行者是雷蒙•威廉斯（Williams, Raymond）和霍拉斯•纽卡姆等（Newcomb, Horace）。1972年，威廉斯到斯坦福大学的访问，接触到美国的商业电视，正是在留美期间，他开始“正视”电视，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撰写了 《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一书，成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威廉斯首先回顾了电视的科技史，然后依次分析电视的管理制度、节目形式、传播特点、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