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予敏：论传播与人的反思性

【摘要】本文从当代反思社会学与传播理论研究的结合角度，论述了反思性的社会实践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特别指出在现代性境况中这一关系所具有的尖锐的根本的性质。本文评述了受反思社会学影响的传播循环理论，重点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交往形式的唯物史观以及关于大众传播与人民自我意识的观点，分析了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各种基于批判立场的理论学派对于传播和人的反思性问题的关切和解释，以及当代传播境况的新特点。本文认为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传播结构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外拓存在方式寻求主体际，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传播结构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客观化的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实践、认知、传播三个结构互为影响作用、互为渗透转化，呈现为不断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传播技术的进步并非必然带来传播体制和传播秩序的合理化，也并非必然带来人的反思性的提升。对于健全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解放的目标来说，利用传播技术的成果，捍卫并提升人的反思性的实践自觉，应当是当代传播理论的进步的主张。

【关键词】 传播理论 反思性 现代性 交往形式

一、现代性境况中的人的反思性

在最近十几年的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文献中，围绕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十分热烈。与此同时，在社会学、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等关系密切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们都把大众传播及多种新媒体构成的全球化信息交流网络作为现代社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情境予以高度关注。传播境况的深刻而广泛的变化正是现代性问题的焦点之一。

社会学家A•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对于“现代性”(modernity)的解释有三层含义。首先指在后封建时代的欧洲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概念。工业化不仅指物质生产的特点，尤其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其次，现代性指的是资本主义体系，日趋全球化的商品生产体系。1其三是组织化权力的大量增长，即利用信息对社会实行整体性监控的制度。现代民族-国家里，组织化的权力控制机制，渗透在个体成长的全过程和个体日常行为的各个不同场域。对社会实行整体性监控主要利用信息传播的复杂系统来实现。因此，吉登斯修正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将现代组织的特征归结为科层制度的论断，认为其现代的主要性质不在于规模或科层制，而在于集中式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 monitoring)。[2]

任何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可以说是反思性(reflexivity)调控的构成。人们通过对信息的收集、解释、整理、存储来影响社会物质资源再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建立在反思性基础上的活动。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里，社会成员的沟通合作，都是以共同在场的情境条件完成互动交流。社会整体的运行，并不依存于个体反思水平，国家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全社会实施反思性监控。我们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就会清楚看到，为了使商品生产、货物和货币流通更灵敏地适应市场变化，行为主体对社会情境及自我行为的反思性监控加强了。在西方兴起的资本主义，通过印刷术的普及、大众识字率的提高，进而是电子传媒的日新月异的发明，使原先建构社会的共同在场的沟通方式产生异化，时空分离。“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作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 [3]

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原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包含的社会反思性问题突显出来。市场经济体系愈是走向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影响力愈是深刻而广泛，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共存关系愈是紧密，生活的世界就愈是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或潜在危机。全球贸易金融体系，与全球政治秩序远非稳固，缺少自动监测修复的机能，甚至某一企业的生产环节的疏漏，或者某个电脑病毒制造者的恶作剧都可能造成全球范围的极大的恐慌和损失。这说明现代性也意味着从个体生存到民族-国家的前所未见的脆弱性。迫于现代性生存的压力，利用信息传播媒介进行社会反思性监控就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社会反思性监控便于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和生产权力性资源。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源迅速流动、转换和组合，其配置过程需经过信息优化和信息控制。信息是影响到物质生产和分配效率及其合理性调整的灵敏程度的最重要的资源。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的方式就是社会体制的基本性质。社会体制，体现为这些体制内部及各个体制之间的分享信息的方式。 W•梅洛蒂(William Melody)在讨论体制与传播的内在联系时写道：“体制是从分享信息的需求和渴望的发展中创造出来的，所以，互动的培养模式，也就是传播或信息交换的模式。以特定的方式取得所需的信息流量促成了体制结构的形成。不论何种原因，当传播进程和信息流量改变之时，体制的结构也发生改变。而当最初保持畅通的信息传播线路阻塞之时，体制就会死亡。体制可以根据其信息传播的性质予以描述。” [4] 梅洛蒂肯定了体制、效率和传播的一体化，具备高度的反思性监控效能。但他也提出疑问，为什么有些最成熟最复杂的决策系统，采用了大量信息，却未见作出更正确更灵敏的决策？大量信息汇集如海，而体制依然盲目，其修正和预见能力被淹没了。可见信息传播技术并不能最终决定反思性监控的效能。新的信息传播技术究竟是有助于增进人们理解，还是会造成信息泛滥令社会更加复杂和不稳定？更进一步，在资源的配置方面，信息传播技术不仅剌激了竞争，也同时加强了形成垄断的力量。根据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看法，资本主义就是从市场经济里生长出的追求垄断、窒息自由竞争的力量。这就是说，信息传播技术在加速市场发展的同时未必使社会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更加有利于自由竞争。正如R•杜波夫(Richard DuBoff)在分析19世纪中下叶电报对于美国市场体制的影响时指出的，电报改进了市场的功能，加强了竞争，但是也刺激了垄断的形成。大规模的商业运作、保密效能、空间控制的集中都作为电报传播的结果产生出来。借助于电报技术，资本帝国攫取垄断利润才有可能。 [5] 当今的情形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信息传播技术极大地提高，而垄断程度则早已突破了空间的限制，垄断利润也更为惊人。

事实上有两个不同层面的反思性。一个是行动主体为占有或控制资源的目标，利用信息传播，对于阶段性行为实践的效能作反思监控；另一个是行动主体对社会整体的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作价值评估。效能性反思和价值性反思即是基于工具理性的反思和基于价值理性的反思。现象学家M•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曾经提出两个层面的现象学反思。他的第一现象学反思就在于企图观察、描述被感知的现象世界，或称生活世界，不加任何科学认知的解释或哲学上的先入之见；第二现象学反思就是试图说明我们与现象的联系，使这种反思指向现象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6] 如果应用这种方法来看传播现象，第一层反思就是观察、描述被感知的信息传播现象，即由纯粹技术运用所形成的传播的范围、规模、频密度、持续时间、冗余度、保真度等等。第二层反思就是指向信息传播的世界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上面所述的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反思似都应归纳于第二现象学反思。应当说，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学派比较注重传播流程现象的研究和效能性反思；批判学派却注重于揭示传播流程的价值性反思。在近10年的传播学研究的整合趋势中，这两个方面开始辩证地联系起来了。

二、从个体反思性到社会反思性

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基于人类作为能动主体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社会实践的发展，是以连续的反思性监控、校正和调适作为前提条件。社会实践在既定时空领域里的延展，同时也是连续的阶段性的反思调控过程。反思性是行动-认知主体的意识间离，即自我的认知与自我的行为的间离。这使主体能够用审视他者的眼光审视自我，从而实现对行动的持续监控。反思性监控是以理性化为基础的。

在梅洛蒂提出的疑问中，包含着传播本质的深刻的悖论。社会实践主体即吉登斯所称的“能动者”(agent)，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对实践行为作反思性监控，必须依赖信息传播的条件。然而信息流量也会干扰障蔽主体的反思能力。这一矛盾在第一代控制论的传播理论中，被区分为有效信息和噪音来加以解释。如果说这一模式适用于研究物理信号的传输规律，那么，用于解释人类传播现象就显得过于简单。信息的真确程度和价值水平乃是由主体的认知结构来决定的。人类传播过程中的“噪音”相对于主体的实践-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因而是相对的。

80年代初期美国传播学者从韦伯（Weber）的解释社会学、舒茨（Schuiz）的现象学、卡芬柯（Garfinkel）的人类学方法论、克利（Kelly）的个体心理学的理论中吸取有关反思性的观点，将其融入对意义和传播的分析。 [7] 90年代K•克雷宾多夫（Klaus Krippendorff）作为第二代媒介理论的原创性理论家， 提出了传播的多重循环模式。他的理论框架跨越了第一代信息控制论，摒弃了媒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将行动主体的反思性监控和社会实践的概念引入传播控制过程。他是信息理论家和内容分析方法论学者，而他的传播理论有着广阔的视野。他吸取了M•米德（Margaret Mead）反身控制的角色意识理论 [8] 、H•R•马特雷纳（Humberto R.Maturana）的认知理论以及吉登斯的反思社会学。米德在文化研究中创用“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和“第一意识、第二意识、第三意识”的概念，描述文化人格形成的复杂过程中的反身控制的意识活动。 [9] 马特雷纳认为，一切所言皆为观察者所言。人既是言说者又是观察者。 [10] 克雷宾多夫指出人们总是在其认知能力的连续性中控制其理解的。从接受传播信息到知识理解的建构便在一个反思性的循环中进行。进入反思循环的东西并非是物理性传播的刺激，而是对于主体的理解结构的挑战或者附合。按第一代信息传播理论，理解是对于文本的正确解释或者对于编码信息的正确解码。克雷宾多夫认为，“理解”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理解（of），而是说理解就是事物本身（is）。整个认知理解是在反思环之中运演主体的认知结构，而同时又借助外在于反思环的客观化的媒介，与他人发生双向缠绕的交流实践。因此信息传播理论的重心，从对信息的正确编码－解码，转向由主体反思性牵引的动态的认知结构。

克雷宾多夫并不否定信息的实在性和传播的客观性，他的主要贡献是描述出传播与反思性相结合的循环，强调理解的中心性。他提出传播的客观化，不是主体自我的外化，而是指是在主体的理解视界之外，为主体提供了反思性监控背景条件的媒介。克雷宾多夫的传播循环理论至少是对传播本质的悖论的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由于传播媒介外在于主体的反思循环，媒介的技术进步只是为人们的交流实践提供了更充足的条件，却并不能直接影响反思性的水平。同样，信息的极大丰富只能说是对主体的理解压力和认知结构的挑战，从而导致反思性循环的内在张力的加剧，也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反思性水平。克雷宾多夫提出了人类传播的基本的循环概念：“人类传播乃是在一种传播建构的循环的非闭合方式中自动形成的。这一结构乃是由参与者（包括他人在内）来掌控的，并使参与者进入双向的实践，参与者以其交流存在的方式认识并作出解释。” [11] 这一概念将人的反思性和传播实践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作了清晰的逻辑说明。

在人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宇宙生命时空结构、自然资源结构、实践工具结构、媒介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这些成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基础。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传播（交流、交往）结构中展开的。这三个结构都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实践行动结构是主体生命的物质性能量的转化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