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 王昀：转向“关系”的视角：线上抗争的扩散结构分析

【内容提要】 在新传播技术条件下考量抗争行动的线上传播，应当脱离“官民之争”这一传统思维，从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结构上进行解释。通过圈子内部以及圈子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以及行动角色不断建立并试图满足外界关于自身的预期，抗争行动中的社会关系得以在线上生态重构与提升。线上抗争的扩散结构受制于三种面向之关系：一是抗争行动者之间的社会认同关系；二是抗争话语流动的资本交换关系；三是抗争利益群体的权力估价关系。讨论被“关系”所定义的抗争真实，我们既应该强调抗争本身作为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同时关注抗争为当代中国公共政治实践注入的可能性以及其所反映的新的社会权力关系。

【关 键 词】线上抗争/关系/扩散结构

在数字媒介时代，抗争行为从街头走入“线上”之趋势已是不争事实①。本文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本视角，通过考察“圈子”与“角色”两个方面在线上抗争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旨在探讨原本地方化、小众化以及位于权力低阶的抗争行动乃是如何通过互联网而被进一步组织与赋权，进而对影响线上抗争扩散的关系互动因素作出相应说明。

一、提出问题：线上抗争如何扩散

由于与公共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抗争”在传播学领域内备受关注。在国内，社会抗争行为的形式、程度和性质均呈现出多样化面貌，往往包含了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群体上访、邻避冲突等多种表述。②线上抗争，则是传统抗争在互联网技术语境中的行动延伸。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线上抗争”，并非试图树立一个全新的概念，将线上抗争与现实抗争区分开来，导致“作为整体的抗争”的割裂。而是以抗争行动在线上社会网络中所表现出的特质为线索，探讨抗争在新的传播空间内所呈现的社会意义。

在社会话语历经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官方宰制之后，互联网被认为重构了中国社会的话语空间③，形塑出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对话的缓冲地带。线上抗争不仅是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更被视为建构公民社会或网络公共领域的线索，反映的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动力机制④。在社会冲突学派看来，抗争并不意味着“破坏”，而是社会进行权力再分配，实现系统内部调试与稳定的过程⑤。不过，在国内传播学界，抗争更多侧重于公民自身的赋权问题，着重如何利用数字媒介手段提升公民话语权力，增进民主政治，多少染有一定的技术乐观主义色彩。

在对公民话语的期望预设下，关于抗争行为的解释总是存在一种倾向性，即依据抗争者利益来回答不同抗争事件的形态以及抗争的方式为何，如何弥合抗争者与抗争对象之间的权力距离，甚至根据抗争结果来验证抗争话语的有效性，抗争过程中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反而被有意无意地简化了。若依据社会运动理论，大众意识里总是普遍存在某种“委屈”或者不公⑥，因而抗争实乃一种“常态”。在此视角下，抗争本身似乎不是重点，关键在于如Garrett所言的动员结构(mobilizing structures)，即抗争乃是如何扩散，如何争取资源与公众，如何获得持续的公共支持，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⑦

主流意义上，社会抗争是一种集体意识的释放结果，其行动模式总是围绕于某种组织化的意志。Andrews和Biggs在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静坐运动的研究中，就强调社会运动组织在抗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⑧而在互联网情境下，由于低成本的媒介近用渠道提升了个体话语进入公共空间的机会，“个人化的框架”被认为建构了新的线上抗争行动逻辑。班尼特与塞格柏格(Bennett & Segerberg)将此种个人化传播特征概括为两种：一是政治内容蕴含在便于个人化的口号中；二是个人化的传播技术使得人们能够分享抗争话题。他们同时强调，个人表达通过社交网络分享，形成了一种“连结性”的行动网络⑨。事实上，这已经暗示出线上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抗争个体而言的赋权意义。

如果我们假设个人化框架在线上抗争中能够得以实行，那么我们必然无法回避当前互联网情境下存在的两个传播难题：其一，在国内特殊的互联网管理空间下，公共议题存在一种“强制性合意”⑩的知识生产机制。处于权力低阶位的个人化话语如何在不平等的权力落差下形成博弈，得以扩散？其二，在喧嚣的互联网大众声音中，个人化传播如何推动碎片化公众走向共识群体(like-minded groups)(11)，进而使抗争话语进入公共审议平台？互联网中游离的大众何以判断特定的抗争话语是否值得“交流”？若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线上抗争就似乎变为一种被动的偶然性的社会行为，互联网在社会抗争中所发挥的效力便是存疑的。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是抗争行动如何在线上生态得以传播。研究者通过传统的“关系”这一概念，来解释为何抗争过程中的个人化传播能够在互联网情境下实现赋权。本文首先以关系传播中的两个方面(“圈子”与“角色”)来解释线上抗争如何实现在群体与个体之间的连结，尔后对影响抗争扩散结构的关系要素进行说明。本文认为，线上抗争乃是通过圈子内部以及圈子与外部之间的持续性互动，以及行动角色不断建立并试图满足环境关于自身的预期，进而使得抗争场域中的社会关系得以在线上生态重构与提升。

二、圈子聚合：从个人化抗争走向集体化抗争

圈子是关系的集合，其包含了参与抗争过程的各种主体。如本文所强调，在讨论互联网情境的时候，更为值得关注的在于关系如何借用新技术渠道提升与他人的连结程度。在此之中，圈子成为关系聚合的场所，是共同体彼此了解与认同的空间。可以说，圈子乃是线上抗争得以扩散的初始载体。

首先，圈子自身便存在某种筛选功能。圈子意味着特定的内群体，也造成了与“他者”的区别。由于圈子存在界限，这导致行动者在进入线上抗争情境时必须考量自身是否符合圈子的规则，从而提高获得赞同的可能性。在当前社会抗争中，两种网站最受抗争者倾向：一是抗争当地的社区论坛，二则是社会化媒体。前者更易团结具有相似共鸣体验的同伴，后者则便于通过空间内部庞大的活跃用户基数获取舆论支持。不过，圈子的选择却并非绝对，行动者往往需要从多样化的圈子文化中选择最有利于抗争诉求者。对于同一主题，不同线上群体有着态度迥异的解读已是互联网用户的共识。不同圈子内部的用户甚至会出现完全相反的“站队现象”。特定的圈子结构自动过滤了参与者，处于社会抗争的用户会向更有利于抗争扩散的空间流动。从近年来国内线上抗争行为来看，新浪微博就远比同类型的人人网、开心网、腾讯微博等社区得到更广泛应用。简而言之，圈子决定了群体成员的性质，也决定了抗争话语扩散的可能性。

其次，圈子的纽带作用提升了抗争行为的合法性。个人化或者少数派的公民话语在抗争过程中总是面临权力不对等情形，而圈子则通过强化抗争共同体的群体纽带，提升了抗争诉求“被承认”的机会。如蒂利(Tilly)所承认，“在抗争的意义上，社会运动涉及集体诉求，这些诉求如果实现的话将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12)因此，抗争本身必然存在争议。重要的不在于抗争是否合法，而在于如何在普遍共识内建构“合法”。为了实现此种合法化，圈子内部需要通过团结来表达可供确认的关系纽带，并建构对外一致的公开陈述、价值与观念。卢梭曾言：“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共的幸福”。(13)尽管这一观点颇有理想主义意味，但却道出了“话语一致”对于作为整体的圈子的重要性。至少，圈内群体需要致力于令公众认识到他们的抗争行为确实能够实现某种“公共的幸福”。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地方官方在初始阶段便通过公告、媒体评论等手段暗示番禺业主抗争行为的“非法性”，但经由业主将事件推入公共领域，议题在互联网中的持续发酵吸引了广泛用户共鸣，进而与地方官方形成权力制衡。

第三，线上生态拓展了圈子的认同边界。Nicholls和Beaumont认为，不同空间在社会运动及其动员过程中都发挥着基础作用，一个新的或者不稳定的场所(place)往往使抗争动员受到限制。(14)作为一种空间实践，圈子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生产的产物。圈子成员通过彼此之间的文化习得来建立关系、培养信任、获取认同。线上生态为抗争运动寻求支持提供了低成本渠道，虚拟化的互动方式又有利于抗争者获得一种相对的安全感。在番禺垃圾焚烧事件中，最初抗议垃圾焚烧选址的业主便是在“江外江”BBS论坛上找到彼此。在尔后抗争扩散过程中，论坛很快吸引其它业主参与，网页甚至推出“垃圾焚烧专版”，俨然建立起一个线上抗争阵营。而随着社会化媒体逐渐普及，社会抗争更出现一种跨地域、跨文化的“直播现象”。在2013年江门鹤山反核事件以及昆明反PX项目中，现场抗争者便通过微博来直播事件动态，发布后续组织动员消息，线上社交圈所凝聚的舆论声音甚至倒逼官方话语走向微博对话。查德威克(Chadwick)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线上生态中的抗争与传统运动方式没有太大不同，但其却有着超越传统的动员能力，能够“促使团体利用其潜力用于完成招募、筹集资金、提高组织的灵活性和提高效率。”(15)当前，线上手段已经成为国内地方抗争者建构广泛公共认同的必要方式。由于吸引了数量庞大的公众话语进入认同圈子，线上抗争的边界甚至可能超越初始抗争诉求，引发民间对于“改革”的自发意愿。这从郭美美事件后互联网用户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大规模抗议，进而推动民间自发性公益事业活动来看，体现得尤为明显。

三、角色期望：线上抗争的关系审视与行动调整

“角色”意指抗争过程中的行动者。抗争行动处于一种复杂的动态变化过程，这种变化源于抗争场域中的角色经过不断审视自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评估环境关于自己的期望，从而转换抗争陈述，调整抗争行为。互联网情境推动着抗争事件超越抗争当地，一些即使与抗争未有直接利益相关的群体与组织亦能在公共领域施加话语影响。这使得不论是抗争者或是抗争对象都需要顾虑到线上参与者，对线上传播生态作出评估。

依照帕森斯(Parsons)的说法，有意义的社会行为必须尽力克服所谓的“双重偶然性”(double contingency)――即处于互动过程的双方由于无法确定对方的选择，社会行为由此陷入困境。互动的双方唯有进入同一价值与规范体系，才可通过预期对方进而调整自己的行动。(16)Strydom则进一步补充，社会互动过程中实则存在“三重偶然性”(triple contingency)，除却社会行为双方之外，行动者还必须意识到自身所卷入的关系结构或者社会情境。他指出，在传播社会，社会行动所发挥的作用并非取决于行动者所赋予它的意图、目标等主观意义，而更多由它在社会情境中的显著性所客观定义。(17)观照于线上抗争，处于权力关系之中的主体乃不仅通过期望对方与自身之间的关系生成自身的角色与话语，作出角色转换与行动调整，同时也反过来重构了原有的抗争情境。

其一，角色需要考量圈子内部的需求来建构话语。圈子有着自身的整体意志，在向外界传达统一价值观念的同时，也为未来进入圈子的成员提供了一种可供预期的“想象”。尽管圈子内部亦会存在意见分歧，但如传统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所指出，对于个体来说，不被“孤立”比表达看法更为重要，因而处于优势的意见会不断压制“少数派”。(18)由此，圈子通常仍会“合流”出特定的一致声音用以进行外部对抗。群体内对特定话语可能存在的排斥或容忍影响了角色的行动预期，使得特定抗争话语(往往是反对性的，消极的)更易在圈子中占据核心位置。

其二，角色会预期第三方需求以获取圈外支持。这种第三方包括以新闻媒体、抗争地周边利益相关者以及其它社会团体组织为代表的参与者。黄煜与曾繁旭在分析国内中产阶级抗争案例之时便归纳出一种媒体与社会抗争形成的“互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