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列传写作特色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佯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原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
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和从《史记》中选入中学课本的其它几篇人物传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鸿门宴》、《信陵君窃符求赵》、《毛遂自荐》、《陈涉世家》)相比,本文的特色是:

  选材上,《屈原列传》不具备曲折、生动、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根据文献记载,粗线条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迹;

  写法上,记叙和议论相结合。全文四个部分都有“传”有“评”,因“传”而“评”,以“评”点“传”。议论方式各不相同,第一部分为评介式,第二部分为结语式,第三部分为陈述式,第四部分为比照式。

  语言上,本文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叙中有情、倾向鲜明;议中有情、直抒胸臆。作者运用对偶、对比、排比、反复、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语言表达效果。

  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当时,秦国兵力最强。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是可以抵抗强秦的,因为楚国疆土最大,齐国财力最富,而且楚、齐从亲,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并且修明内政,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秦的关系,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齐、楚从亲,秦国不敢侵犯。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骗楚王说,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便宜,便当真和齐国绝交。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就兴兵伐秦。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弄得损兵折将,丧权失地。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和齐国恢复邦交。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才甘心。张仪居然来到楚国,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竟又安然返国。

  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又上了秦国的当。其后,诸侯兵击楚,楚又大败。其后,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屈原劝他不要去,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果然一到秦国,秦国就不放他回去,要挟他割让土地,终至客死于秦。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放逐屈原。后来楚竟为秦所灭。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秦国就不敢侵犯;亲秦,就吃秦国的大亏。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

  《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系贵族,并非近亲;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离骚》里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国的危亡,坚决地起来斗争。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怀沙》里说:“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因此,他宣称他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楚国弄到濒于危亡,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这样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说“疾”,说“怨”,可见司马迁认为《离骚》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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