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成关 颜德如：胡适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及其价值

胡适与传统文化，尤其与儒学的关系，历来遭人非议，而为之翻案和辩护者，亦不在少数。我们以为，只有将胡适置于胡适的时代去理解，才有可能厘清他对儒学所作的不同阐释及其相应的价值。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才会理解胡适何以对儒学总体上采取维护态度之苦心孤诣。

一

当胡适还在故乡的私塾苦读时，他很难想到他生长的文化社会环境会对其今后有多大的影响，只是在后来的回忆性文章中，他才有意识地勾划出一些影响的痕迹。因此，过份地夸大成长的外部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在我们看来，与过份地夸大历史上某个或某些思想文化流派对于乡间里巷的影响一样，都有失公允。

胡适本人一直以出生在徽商与皖学的发源地而自豪。因为经济上的流动发展，会促使人员的移动，这就有可能冲入大城市，去实地体验"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然而，胡适的家族世代乡居，历代靠小本经营，不仅于经济殷实无望，而要想科场得意更是困难。因此可以说，像胡适这样生长在一个穷乡僻壤之地的少年，不仅难以攀上皖学大师的精神殿堂，而且要是没有什么机遇的话，他与其他的凡夫俗子就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非常幸运的是，他的那位具有莫大宽容气量的母亲，一心敦促胡适专注于读书，这就成为改变其自身命运的一个可能性条件。

胡适的父亲留给他的两本具有理学气息的自编四言韵文书，成为他最早的启蒙教材。他在私塾时，又念诵了大部分的儒家经典，还阅读了大量的包括弹词，传奇以及笔记小说在内的"小说"。这一方面打开他的思想天窗，另一方面又在无形之中储备了观察与思考外在世界的知识养料。正是胡适所在的相对闭塞的村落，使他远离外边世界勃动的各种思潮，一心扑在书本上，从而相对完整地受到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典籍浸染，使他从小就知道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孔夫子在读书人心目中的位置。当他在故乡"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方面，打下了一点底子"[1]后，便带着"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2]，走向那不可知的大上海。

胡适在上海一呆就是六年(1904-1910)，先后换了四个学堂。由于上海是座"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城市，这里的学堂教育早已是中西学兼顾，与时代新潮并肩行进了。正是在上海，严复与梁启超的思想文字进入他的视野。令人惊异的是，当清廷发布废除科举制度实行教育改革的诏令时，胡适也不感到奇怪。由是之故，说胡适是由于接受了新知识而反孔非儒，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相反地，为了考取留美官费生，他还闭门读了《十三经注疏》等汉儒经学，又因一篇考据文章而险获留美资格。

因此，在胡适对儒学进行追问与阐释之前，他自幼接受的儒学教育便较为完整地保留在他的知识库中，也许在他的脑海闪过不少的疑问，但是直到他在美国听闻到国内争论古典中国有无民主时，他才作出保守的反应。

二

为了清晰地把握胡适对儒学的阐释脉络，我们分为五个时期来进行厘清。

1、留美时期

就在胡适到达康奈尔的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了。对如此重大的事件，他的日记从开始就很少评论，而在头几天中完全是事实记载[3]。使人惊奇的是，他对革命本身保持沉默，直到民国成立，他才在《康奈尔时报》上撰文，用历史的眼光来赞扬中国的民主。因为在他看来，民主对中国决非全新之物，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与贵族统治之后，中国将历史地过渡到"静的，平和的，东方式的民主"。他进一步断言孟子是"东方的孟德斯鸠"，因为他曾说过民贵君轻[4]。显然，胡适并没有将革命的桂冠加之于当时任何一位风云人物，而是用中国的历史来维护中国现实的合法性。

胡适关于中国是东方式民主的牵强之辞，当然有着他的现实利益的考虑。不过，当他1914年将目光转向"孔教问题"时，又燃起了他的理性追问的热情:"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昨复许怡荪书，设问题若干，亦不能自行解决也，录之供后日研思"，接着他便罗列了八大问题:"一、立国究须宗教否?""二、中国究须宗教否?""三、如须有宗教，则以何教为宜?""四、如复兴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五、今日所谓复兴孔教者，将为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欤?抑为革新之孔教欤?""六、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七、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八、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以易之?"[5]胡适后来又针对国内康有为、陈焕章等人所倡导的祀孔尊孔运动进行思考，写了一篇《中国的儒教运动》的文章，认为简单地企图恢复孔教并不能解决国内的问题，而问题的实质是在如何革新儒教，以适应现代思想的潮流。为此，他以为首先必须搞清楚以下四个问题：

"①孔教这个名词究竟蕴涵着什么意义?它只包括儒家经典中所保存的思想与信条吗?抑或它也包含了在孔子时代之前已存在的，以及被粗浅地认为与孔教中的宗教素质相同的古代中国的宗教?或是它也包含宋明时期在中国兴起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哲学?②我们所认定为纯正的、基本的孔教经典有哪些?我们是否接受所有现在被认为是孔教的经典是真正的孔教经典吗?抑或是应以现代历史研究所应用的科学考证的方法去鉴定它们的纯正性呢? ③这个新孔教指的是中国所谓'教化'的'教'呢?或是指西方宗教意义下的'教'呢?换句话说，我们只就儒家的伦理与政治理论加以重新解释就够了吗?抑或应该重建儒家关于'上帝'或'天'以及生死的观念，以便使孔教变为超越世俗的精神力量，同时使它能够带给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光明的指引? ④我们要经由什么样的手段与渠道来宣传孔教的教义?我们要如何灌输孔教的信条与教义到人民的心里去?我们要如何使孔教的教义适应现代的需要与变迁?"[6]

正是由于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厘清，胡适才说:"儒教运动是非常不完善的。它的一个巨大缺欠是它更多地是复兴儒学，而不是改革。"[7]不过，胡适的"研思"是审慎的，既不简单排斥，也不盲目卫道，而且还提出他思考儒学的大致框架，由于他针对当时国内的现状，使得这种思索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学理的梳理上。另外，他的革新儒教，实际上与其对基督教的观察有关，而不是如有人以为的那样，由于他曾经倾心于基督教[8]。实质上，胡适说这番话，他主要面对的是国外的读者，发掘和维护祖国悠久历史中的那些有益传统，将服务于当前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相反。

也许就是这种从祖国遥远的过去寻求支持现今利益的无力的努力使他极为失望，很快他便转向冷静的学术探讨。1916年末，他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发表了《先秦诸子进化论》的演说，运用历史的方法逐一研究了老子、孔子、列子、庄子、荀卿、韩非和李斯的进化论的原起、变迁史、变迁的状态和原因，并勾划了先秦诸子进化论之间的联系[9]。实际上，胡适一改以前独尊孔子的做法，将先秦诸子置于平等的地位，体现了他平实的理性探讨精神。正如他所说:"为学之不易，而后来者匡谬补过之责正不可少也"[10]。正是基于这种"匡谬补过之责正"的态度，他于1917年4月将《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改定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此篇主要是针对"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之说"[11]。经过四个方面的考辨后，他说:"明于先秦诸子兴废沿革之迹，乃可以寻知诸家学说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后可与论其得失之理也"[12]。因此，经过疑问、"研思"、辨驳之后，就为胡适最终完成其博士论文奠定了基础。他在《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说:"如无充分的理由，就不承认某一著作，也不引用某一已被认可的著作中段落"[13]。他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去重新审视和发掘中国的哲学史。但是，中国哲学的兴盛，不能"满足于把方法论问题仅仅看作是学校里'精神修养'的一个问题，或看作获致实验室的一种工作方法的问题"[14]，而是必须正视更大的更根本的问题的其他方面:"我们应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15]？在胡适看来，"儒学已长久失去它的生命力"，而且早已消失，因此"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也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的地位。……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的哲学群星中的一颗明星，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的未来，似乎大有赖于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的恢复，这些学派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同时盛行。……在这些学派中可望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16]。胡适自己正是本着历史的观点，认为孔子的时代，"是一个政治崩溃、社会不安、思想混乱的年代，尤其是道德紊乱的年代。""孔子的中心问题，自然应当是社会改革。哲学的任务被理解为社会的和政治的革新。他所寻求的是整治天下之道!"[17]"孔子把'正名'看作社会的和政治的改革问题的核心，因而也可以说，孔子把哲学问题主要看作是思想改革的核心"[18]。所以"孔子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只是因强烈的反对使他的积极改革受到挫折之后，才决心委身于当时青年的教育。作为一位知名的教师，他在很多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他认为"整个孔子哲学具有生气的实用的和人文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同为了人类的进步和完善而去了解自然秘密的培根的理想是相同的。"[20]"孔子，也是一个'自然之道'和'无为而治'的赞美者，但他又是一个实际的改革家和政治家。因此，他企图调和同时代的人们的'自然主义'与他对于种种制度的历史观点。"[21]

显然，当胡适在书斋里对中国的古代哲学进行细致爬梳时，便压抑住他那不安的现实关怀，因而，他能较为平等地看待古代哲学的各个流派，也能心平气和地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开出药方，尽管他的这种兴趣"主要是教学方面的"[22]。但是他的敏感的心灵已经开始把握到在那样一个过渡时代，中国文化将面临的一个重大抉择:"我们怎样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吸收现代文化，使它能同我们的固有文化相一致、协调和继续发展?"

的确，当他在国外时，不可能对自己祖国利益无动于衷，因而冀图通过维护传统来排除当下的困惑；但是，当他发现这种举动的无助时，又只好在古代典籍的阐释中满足他那"研思"的兴趣。不过，他不可能完全冷却对现实的关切。当意识到中国的文化与教育将面临一场重大变革时，他就带着这一困惑回到了"阔别"七年的祖国。

2、新文化运动时期

虽然胡适风闻国内的尊孔与反孔之争，并作出过自己的思考。令人惊异的是，胡适并没有踊跃地加入当时的反孔教的论战圈子中。而是直到新文化运动高潮已过之际，他才在《〈吴虞文录〉序》中透露出激烈地"打倒孔家店"的信息。这种前后迥异的表现，既让人奇怪，又遭致后来的诸多非议。因此，只有厘清这一情况的来龙去脉之后，才能把握住这一时期他对儒学的看法。

胡适之所以没有卷入这场反孔非儒的文化论战，实有其外在压力与内在困惑。就其前者而言，他虽有哲学博士之头街，但并不能说明他本人的学术分量，也不能推定他在国内思想文化界中的影响力，当然就不能说他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因此，他一面与反孔人士交相往来，一面又加入《新青年》编辑组，还为其撰稿。这至少从表面上看，胡适与当时的新思潮保持一致，因而缓解了其外在压力。就其后者而论，他在海外时对儒学或孔教的问题，已形成自己基本的看法。但是，当他回国后，发现气势汹汹的反孔教思潮，这就使他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是加入反孔教的圈子还是保持一种局外人式的超然?假如选择前者，这自然有悖于胡适一向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的理性精神，会使胡适痛苦不安。因此，胡适倾向于后者，这既可以使自己免于新思潮人物的指责，又可以给自己相对独立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