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论底本：叙述如何分层

摘要：底本/述本分层观念，是一百年来叙述学发展的出发点，也是叙述学至今依靠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个理论近三十年来一直受到各种论者的批驳，为了推翻分层论，这些攻击者提出的论辩相当有道理。由此造成当代理论界一个奇特的局面：叙述学家承认这些批驳有理，却既无法放弃也无法改造分层理论。本文仔细回顾了对分层理论的各种批驳，提出从符号叙述学出发，重新理解分层理论，把叙述分层看做聚合与组合的关系。这样改造分层观念之后，当代叙述学依然能以分层理论为基础，但是能够回应并且吸收各种批驳中的合理成分。

关键词：叙述学，符号叙述学，分层，底本/述本，聚合/组合

底本/述本分层是叙述学的基础理论，至今没有任何叙述研究能摆脱这个分层模式。但是这个理论多年来受到一系列理论家的抨击。由此叙述学落到一个窘困的境地：不能驳斥这些批评，就必须吸纳这些批评，不能放弃双层理论就必须改造之。本文回顾这些批评，提出用符号学的聚合-组合双轴概念重新理解分层理论：这样可以接受这一系列批评中的合理部分，同时保留叙述学必需的分层。如此理解，叙述行为就不仅是对底本做位移与变形，其更重要的工作是选择与媒介化。

一、术语的困扰

整个现代叙述研究以底本/述本分层原理为基础，整个一百多年的现代批评理论，也以以这个分层原理为起点之一，偏偏这也是叙述学最容易受攻击的软肋。抨击叙述分层观的芭芭拉・史密斯很明白她瞄准的是什么，她说：“双层模式（dualistic model）不仅是叙述学，而且是整个文化理论的脚手架”[①]。

如果这个基础真是沙子般散乱，在这基础上构筑的宫殿早就该垮塌。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基础至今无可取代，大厦至今没能摧毁：也许这个基础本来就很坚实，只不过是我们至今不清楚它是如何构成的。重新审视这个基础，我们可以找到一般叙述学乃至整个批评理论的再出发点。

叙述分层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最先提出的，他们称这双层为“法布拉/休热特”（фабула/сюжет）[②]。什克洛夫斯基最早提出这个观点，他认为法布拉是素材集合，构成了作品的“潜在结构”，而休热特则是作家从艺术角度对底本的重新安排，体现了情节结构的“文学特性”[③]。对这一对术语做了最明确讨论的，是托马舍夫斯基，他在其名著《主题学》中认为：法布拉中的事件是“按自然时序和因果关系排列”，而休热特强调对时间的重新排列和组合[④]。自60年代学界“重新发现”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几乎每位叙述学家都从分层概念出发进行讨论，如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巴尔特（Roland Barthes）、里卡尔图（Jean Ricardou）、布瑞蒙（Claude Bremond）、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热奈特（Gerard Genette）、里蒙―基南（Shlomith Rimmon-Kenan）、巴尔（Mieke Bal）等等；整个叙述学体系建筑在这个双层模式上面，无法回避。

偏偏这对术语的各国翻译很不固定。法国曾是叙述学的大本营，法国叙述学家关于双层的对应说法各各不同，里卡尔杜称之为“fiction/narration”，巴尔特称之为“récit/narration”，托多洛夫称之为“histoire/discours”，最后似乎大致落定于热奈特所用的“histoire/récit”[⑤]。英文中大多用查特曼的取名“story/discourse”。但也有人用词不同，例如巴尔在英文本《叙述学》一书中用“fabula/story”，两人的“story”位置正好相反。而中文的处理更为混乱：申丹沿用查特曼，称为“故事/话语”[⑥]，谭君强沿用巴尔，称为“素材/故事”[⑦]。两人的“故事”的位置也正好相反。

术语混乱还不是真正的困难所在，更大的困难在于：这些法文、英文词汇，与中文的“故事”、“话语”、“情节”、“素材”一样，都是极常用词，在叙述学的讨论中，非术语与术语不得不混用，经常造成误会，需要每次都打上引号，表示此“故事”非一般说的“故事”[⑧]。在学科交叉场合，例如叙述学与文体学或与话语分析交界之处，即使打上引号都无法避免混乱[⑨]。固然论者各有不同的定义解说，但没有人提出足够理由，让我们处处明白此“故事”非彼“故事”。德里达在1979年就嘲弄说：“故事”太让人糊涂了：“每个‘故事’（以及每次出现这个词‘故事’之自身，即每个故事中的故事）是另一个故事的一部分，这另一部分比它大又比它小，它包括又不包括（或包含）自己，它只管与自己认同，因为它与它的同形词不相干。”[⑩]德里达说的“同形词”指非术语的“故事”，这个双层结构的确被太多的术语非术语弄得够混乱的。

为了避免术语混乱，不少人主张回到俄文，例如电影学家波德维尔就直接用俄语拉丁化拼写[11]。波德威尔的中译者跟着译成“法布拉/休热特”[12]。这对一般读者记住外文发音的能力要求太高，本文建议译为“底本/述本”[13]，无非求个意义清晰而不会与常用非术语混淆[14]。本文先行清理术语，并非无事生非或是刻意求新，到本文作结时会说清楚目的。本文所引用的各家论者，原本用的术语各不相同却互相错叠，为避免处处解释造成行文拖沓纠缠不休，笔者不揣冒昧，全部改为底本/述本。

20世纪70、80年代，许多学者开始突破结构主义，他们把“底本/述本”看作结构主义的基本理念（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在叙述学中的应用，而痛加抨击。实际上“底本/述本”观念并非来自索绪尔的语言/言语说，叙述学也不是结构主义的一部分。自80年代至今，这个分层观念一直在受攻击，这反而证明攻击没有达到效果。至今仍没有一本叙述学能放弃这对分层概念而另起炉灶。例如巴尔1987年出版的名著《叙述学》，整本书就是两大块：底本部分和述本部分。四十年来电影理论发达，远如麦茨[15]，近如波德威尔[16]，学者们都继续使用这个双层模式。

看起来，全体叙述学家达成默契：面对反驳，根本不必辩白，也不必修正。巴尔甚至在书中列举了反分层论的各家的看法，然后只说了一句话就打发他们：“我完全同意这些分析，但是我拥护分层论。”她的态度非常典型：可以承认你说得有理，但是你批你的，我论我的[17]。这个奇怪的各说各话局面至今依然：批判虽然言之成理，叙述学却不想也不能摆脱这个出发点。虽然“经典叙述学”已经被突破成“后经典叙述学”，在许多方面有新的发展，至今很少有后经典叙述学家试图抛弃这个基础，不过，也没有人给予充分辩护。

由此，叙述学落到一个窘困的境地，在当今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趋势中，很少见到这种论战几十年依然以邻为壑的局面。这局面对学术发展没有好处：叙述学现在正处于向符号叙述学发展的瓶颈上，借批判之力，回顾这个基础，有可能找到新的前行方向。本文的讨论，将从分层说主要的批判者的观点谈起，看可以如何自辩：如果我们不能自辩，就应当服从真理，对叙述学做出修正，哪怕撼动根基，也在所不惜。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批评有道理，就必须吸纳这些批评，叙述学理论必须面对批评，作自我调整。

二、几个述本能否共用一个底本？

1980年，美国女批评家芭芭拉・赫恩斯坦・史密斯（Barbara Herrnstein Smith）发表长文《叙述诸变体，叙述诸理论》，系统地批判分层观念[18]。

史密斯指出：提出底本这个概念，一个目的是解释为何同一个故事拥有（或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改编或重述，或者说，为什么许多故事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底本的不同述本。她举了民俗学收集到的全世界各种“灰姑娘”故事作为案例，看起来应当是同一个底本的不同述本，其中的变异却实在太大，北欧的灰姑娘甚至把“恶姐妹”煮了吃。史密斯举出华人学者丁乃彤（Nai-Tung Ting）的发现：最早的灰姑娘故事可能出自中国与越南接壤的地区。源头未免太远[19]。甚至有人提出狄更斯的小说都是灰姑娘模式。她问：如此扩大，伊于胡底？

史密斯提出：说如此多故事竟然都是灰姑娘变体，“只能说明我们惯于用‘情节提要’名义表演抽象、减缩、简化”[20]，也就是把简写当作底本，最简单情节公式就成了最基础的底本。她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叙述是其他叙述的“根本性基础”[21]。每个述本都是独立的，一个述本不可能与其他述本共享某个底本，“没有任何叙述能独立于讲述者与讲述场合的特殊需要”。因此，任何情节相似的叙述（哪怕明确说是“改编”），无论简繁，都是平行的，没有从属关系。

史密斯指出：底本这个概念之提出，第二个目的是解释为什么对某一事件可以从不同角度讲述。针对查特曼所说述本是对底本的“时间变形”，她反驳说：这是假定底本的时间是“零度变形”的线性叙述，而其他各种述本构成了一个变形程度的序列。例如热奈特认为民间故事“比较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而文学作品（例如《伊利亚特》）则常常“从中间开始”。史密斯认为热奈特这说法没有根据，“非线性”是叙述常态，不是例外。甚至人对事件的经验或回忆，作家的构思也一样零碎散乱变形，不存在“事件原时序”。

因此，史密斯的结论是：任何形态的简写都不是底本，双层模式“经验上成问题，逻辑上脆弱，方法论上混乱”[22]。理论上不能成立，批评实践上也没有必要采用。

当时正是查特曼《故事与话语》（Story and Discourse）一书出版不久[23]，此书成了史密斯的主要靶子。查特曼对此文提出激烈的反驳，基本论据却是“拥护分层论者极多”，这当然不成其为有效的反驳[24]。史密斯于1983年到北京参加“首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会议”，大会发言就是这个题目，可见她本人如何重视此论文。她发言后，我曾简短地提问：“如果灰姑娘故事没有共同点，为什么还把它们称作灰姑娘故事？”史密斯回答说这种提问是在坚持“天真柏拉图模式”，而这正是她对查特曼的指责。我在大会上没有能接着谈，到现在才有机会写此文讨论个水落石出。不过我既然把这个问题压了三十年，就暂且留一下，到本文结束时看看能否给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回答。

史密斯至少在一个方面说得非常有道理：每个述本都是独立的，不会共用一个底本，更没有任何叙述可以被当做另一个叙述的底本，哪怕“情节提要”也不是。查特曼也同意此点，但是他接着又说：“同一个底本甚至述本，可以在不同媒介中实例化，例如灰姑娘的民间故事、芭蕾、连环画等。”[25]他的意思是说，述本不同媒介，可以合用一个底本？这倒是史密斯没有论及的。

三、情节究竟是在述本还是底本里形成？

1981年，与史密斯文章几乎相同的时间，乔纳森・卡勒出版了他的名著《追寻符号：符号学，文学，解构》，此书第九章“叙述分析中的故事与讲述”，集中批驳了叙述双层模式。卡勒批评的主要对象是荷兰叙述学家巴尔1977年用法文出版的《叙述学：四本现代小说中的叙述表意》一书[26]，此书是她后来在1985年用英文出版影响极大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的原本。

卡勒对分层模式的抨击，主要集中在底本与述本的关系上。按照分层理论，既然述本是对底本的变形再现，那么底本时间上发生在前，至少“在逻辑上先于述本存在”[27]，而且其中的事件序列是“真序”，述本中只是为了生动而用“假序”改写[28]。为反驳此说，卡勒仔细分析了索福克勒斯名剧《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被生父忒拜国王拉伊奥斯抛弃在山上，由柯林斯国王抚养长大，他在一个十字路口与拉伊奥斯及其随从发生冲突，杀了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