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作为文化变迁标识的“后现代”

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中，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学与传播学教授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是英语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不但其论著《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1991）和《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和身份》（1995）进一步综合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以“理论、文化与社会”中心主任和《理论、文化与社会》杂志创始编辑的身份有效地组织了文化研究的全球性对话。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费瑟斯通教授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极为关切，近年来还积极推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诺丁汉大学的学术交流。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的中文版2000年由江苏译林出版社出版，迅即受到国内学人的高度注意，其有关消费文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观点已被广泛引用。我们知道，作为“后学科”的“文化研究”范围甚广，从文学经典到黑人政治，从阶级、种族、代际到性别，从时装到主题乐园，社会生活的一切都是其研究对象和主题。[1]事实上，自“伯明翰学派”以来，英国学者基本上把文化等同于生活方式，使文化研究提供了不竭的问题与动力。也正因此，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业研究者也难以完整把握文化研究的现状。此书是费瑟斯通的专题研究文集，其写作特点是以论带史，即在每个研究专题中，都不厌其烦地述评其他学者的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赞同或异议，最后推出相关结论。这种写法的优点，在作者是总结已有成果深化讨论，在读者是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一些论题的研究现状进而判断作者的贡献，所以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此书可以当作文化研究的一个专题导论来读。这种写法的缺点，在作者是自己的观点有时不太显豁，在读者是需要有较充分的语境把握和背景知识，从而对此书作一全面评论是比较困难的。本文的目的，是简要述评费瑟斯通分析“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意识。

1、从“消费文化”开始

在当代文化研究中，也许没有一个概念像“后现代主义”这样使用频繁、却至今无法准确定义。有关它的合法性、运用范围、开始时间和内容等等都存在很大争议，几乎可以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不但有人认为所谓“后现代”只是“现代性更为激进的阶段”或“晚期现代性”，甚至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只是一个幻象”或者“最愚蠢的陈词滥调”。费瑟斯通是赞成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的，但他充分正视这个概念的含混性，所以，不是先入为主厘定“后现代主义”的概念然后把当代文化现象和趋向有选择地装进去，而是探讨“人们之所以能够肯定地接受后现代概念以及后现代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出现之可能的那些条件。”“我的兴趣在于一种具有反思性的观点”。[2]即不是客观现实发生了变化，而是我们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换言之，“后现代主义”不是社会变迁的结果，而是文化变迁的后果。

这也是费瑟斯通选择“消费文化”（Consumer  culture）的视角探索后现代主义的理由。在他看来，“消费文化”之所以出现在研究大众文化、消费过程的视野里，并被发展成相关的理论见解，是因为“商品世界及其结构化原则对理解当代社会来说具有核心地位。”（第123页）“消费文化”所指称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商品的购买与消费这种原本是物质性的经济行为，现在已被不断弥散的文化影像（通过广告、商品陈列与促销）所调和、冲淡，而商品记号与符号方面的消费，反倒成了满足消费的主要源泉。“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社会性的结构方式”，它以商品的过度生产从而导致商品的过剩为前提，以商品的交换价值被消解、符号特征被突现、商品成为社会关系划分的标志为特征。符号化过程与物质产品的使用，体现的不仅是实用价值，而且还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人们对商品的满足程度，取决于他们获取商品的社会性结构途径，其核心是，人们为了建立社会联系或社会区别，会以不同方式去消费商品。最后，“消费文化”也是一种经济形态。由于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是其使用价值，而主要是消费它们的形象，即从形象中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和社会想象。比如独具匠心的广告就能把罗曼蒂克、欲望、美、成功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酒类饮料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之上。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之中，成为经济统领下的社会文化景观。要言之，“消费文化”不只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此前的现代社会以生产过程和生产者为核心组织社会，当前的社会则是以消费过程和消费者为组织起来的社会。

基于这些认识，费瑟斯通认为目前有关消费文化的三种研究模式都不能充分阐释消费文化。第一种是生产的模式。从卢卡契到法兰克福学派基本上认为生产领域的商品逻辑和工具理性已进入消费领域，商品的积累导致交换价值的胜利，工具理性在生活的各方面成为可能，消费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非文化”或“反文化”。与此接近的是使用了符号学的法国社会理论家波德里亚的观点，消费必然导致到记号的积极操纵，记号自由地游离物体并运用于多样性的相互联系之中，消解影像与实在之间的区别，导致固定意义的丧失并使实在以审美的方式呈现出来。在美国后现代理论家詹明信看来，这种“无深度的文化”就是后现代文化。费瑟斯通认为，这种消费生产的理论尽管准确地把握了消费文化的特征，但由于其精英主义的论调，在考察复杂而差异纷呈的观众反应及对商品使用的实际过程时显得无能为力。商品有能力破除社会障碍、消解人与物之间长期建立的联系，但它同时又伴随着相反的、非商品化的运动，即限制、控制、引导着商品交换，商品的象征属性在消费中会被利用和重新调整，因此仅仅从生产工艺的角度考察“消费文化”是不够的。第二种是消费的模式。它强调对商品的使用只是部分地与其物质消费有关，关键还在于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标签。比起使用什么商品来，如何使用商品更能体现社会关系。通过解读其他人行为举止，我们可以收集有关他人的潜在权力、身份与社会位置的线索与信息。但费瑟斯通认为，在一个永远变化的商品洪流中，准确地解说商品所在者的地位或级别的问题确实变得更复杂了，但这并不表示文化失控或社会解体。“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被广为谈论的、经常被标签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骚乱和无序，也许并非完全失控、真正的失序，而仅仅表明的是更为深层的整合原则。因此，也许存在一种‘失序的规则’，它允许一种较为容易的控制机制，在有序与无序，地位无意识与戏谑性幻想、渴望，情感控制与控制消解，理性计算与享乐主义之间摇摆。”（第29页）第三种是体验的模式。它强调消费文化使用的影像、记号与符号商品等体现了梦想、欲望和离奇幻想，导致纵欲的快感。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物质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由各种电子传媒创造出来的“模拟世界”中。但费瑟斯通认为，符号消费尽管调动起了各种快感、激动、狂欢之情乃至无序的行为，而在体验它们的时候，却需要自我控制。“中心消解的主体能以更大的能力去从事有控制的情感渲泄活动，探索从前被当作威胁、需要严格控制的形象化倾向、即时感官体验与情感体验。”（第147页）新型中产阶级虽然接受了艺术家与文化专家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并不想去促进一种单一的生活方式，而是向观众和消费者提供和扩展各种生活方式与生活风格的可能性。

总之，大众消费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引起了风格杂烩、文化失序和分层消解的倾向，颠覆了传统文化固有的光环，成为超越现代的运动。对消费文化的强烈认同，正是人们转身“后现代主义”的关键。“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大众文化、形式与称号、影像、无秩序、生活的审美呈现等等，恰恰是由“消费文化”的特征。费瑟斯通总结了后现代主义的五个特征：一是攻击艺术的自主性和制度化特征，二是发展了一种感官审美，三是在各种知识思潮中对一切元叙事进行着反基础论的批评，四是在日常生活体验层次上，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将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五是喜好以审美方式呈现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日常生活。“这样，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就必须置于消费文化的成长、从事符号生产与流通的专家和媒介人人数增加之长时段过程的背景中。”（第182页）“后现代主义”标识的是知识与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及其实践中一系列广泛的变迁。

“后现代主义”在两个意义上向社会学提出挑战。一是它对真理、主体、时空、表象、历史以及方法论的批判，动摇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二是它所反映的西方社会秩序的重组，需要社会学发新的方式作出回应。费瑟斯通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只是描述了这一文化变迁，却没有给予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学解释。在对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特别是对中国读者相当熟悉的詹明信（亦费里德利希・詹姆逊）评述时，费瑟斯通鲜明在体现了他与一般后现代理论家的分歧。这对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和费瑟斯通自己的观点都是相当重要的。

首先，在研究方法上，詹明信主要是在“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模式中进行的，他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晚期/多国/消费资本主义之间建立了对应关系。然而，第一，要把艺术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阶段联系起来是很困难的，比如持续的现代主义运动不是发生在如英国、斯堪的纳维亚等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发生在德国、俄国、法国等国。第二，詹明信倾向于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具体而残酷的发展逻辑的结果，而为这种逻辑创造前提的却是不同群体、阶级和社会运动为赢得各自的霸权所进行的各种权力平衡、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詹明信低估了这一点，他仅仅集中于高层次的、相对抽象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具体的群体、阶级等实践资本主义的途径。第三，詹明信的观点包含着“文化饱和”的晚期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之间的对比，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怀旧。不但传统社会是整合的、统一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晚近的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商品都曾扮演过“沟通者”和文化符号的角色，而且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更为纯粹的经济资本主义交易、社会互动基于一种纯粹的交换价值商品被当作一种使用物品而非商品记号的假定也是没有道理的，它忽略了前工业社会大众文化的复杂性和层级分化，忽略了诸如狂、节日及商品交易会之类仪式的反叛性特征。而在后现代社会，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同一地”维护高雅文化，甚至一些外围的知识分子在平等和民主的旗帜下攻击原有的分类体系，然后又可能根据自身的偏爱来重构新的象征等级。在市场载体、消费大众文化与专家们的高雅文化之间，还存在一个长时段的竞争和相互依赖的过程，所以“文化饱和与非文化饱和社会之间的区别，需要更高水平的具体事实来佐证。”（第80页）

其次，在研究取向上，詹明信关注的是文化体验而不是文化实践。他的两个著名观点“现实向影像的转化”和“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当然是敏锐的观察。前一点指出了模仿与仿真、风格多样性与异质性导致现实参照物的丧失、主体的死亡、个人主义的终结等；后一点所运用的精神裂变模式，即能指之间联系的中断导致孤立的、毫无关联的、毫不连贯的体验以及时间、记忆和历史的中断。费瑟斯通提问：是谁在经历现实的丧失？这是否处在对现实参照物的怀旧的危险之中？因为这些现实参照物是具体的下层群体在长时段的日常实践中毫不不关心的东西。比如电视就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对节目的接受与解读已被具体的阶级习性所过滤，我们有必要去探究不同的社会群体看电视时的不同体验。“詹明信为了阐明他的理论提供了许多生动、富于启发性的例子，不过，那只是些例子只是一些看图说话之类的说明。生动的历史结构，是每日每时的日常生活中囚集在一起的个人及其组成的团体通过相互竞争、争半、相互依存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尽管是盲目的。”（第85页）这种“站在后现代主义之外”的解释和评价无法回答这些体验如何被具体生活在日常实践中的批评家们“确定为后现代体验”这一根本问题。

费瑟斯通对詹明信也有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