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中国现代性图景中的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蕴育与和崛起，不但改变了21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式，而且深刻地重塑着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这不是偶然的，近代以来，文化就是中国的核心概念和问题之一，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世纪中叶的“文化大革命”以及80年代的文化批判，都绝非单纯的文化运动，而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表现和动力。本文以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为线索，在中国现代性的图景中讨论文化产业问题。

1、文化失败与现代性论说

“现代性”是一个复数概念。这首先是指“现代性”在西方的两种形态，一是指西方文明一个阶段，它是科技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它厌恶中产阶级价值观，倾向于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态度。这两种现代性以无可弥合的分裂并呈于现代世界。[1]哈贝马斯在检讨韦伯现代性概念的缺失时，亦区分两种现代性：社会的现代性(societal modernity)与文化现代性(cultural modernity)，前者即韦伯所指出的“社会理性化”（ societal rationalization)，也就是单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官僚国家所呈现的现代，后者的核心在于三大价值领域的分化：相对于客观对象世界的认知领域、相对于客观社会世界的规范领域、以及相对于主体内在世界的感性表达领域，分别成为独立的价值单位。所谓独立，意思是说领域之间没有概念与价值的延续性：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价值，均无法成为另外一个领域里的评价基础。[2]“现代性”作为复数概念的另一重含义是“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意指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现代性虽然具有全球性后果，但这种后果并非西方现代性模式在全球的普遍移植，而是在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现代性状态。此论主要由艾森斯塔德（S. N. Eisenstadt）等人阐释。[3]

中国也有两种现代性论说。在一个不太严格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文化现代性”和“物质现代性”。

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卷入全球竞争，在遭遇西方世界的一系列失败中，迅速放弃自己的文化自信而拥抱西方文化。这种“文化失败感”其来有自。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她的繁盛期间后，终于在宋元之后开始衰败。清初的《红楼梦》、《儒林外史》等文学著作已经表达出浓郁的“末世”之感。清中叶的龚自珍即已敏感地表达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将萎之华、惨遭于槁木”的衰世哀感。晚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已刻划出中国社会的腐朽积弱。随着清军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的一次次惨败，中国人普遍感受到亡国灭种的威胁，也领略到现代世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追溯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从晚清“学战”到五四论争，学术思想界在寻求根本性突变的过程中，日益明确地建构起传统中国/近代西方的对比模式，越来越多的言论要求文化为中国的积弱和衰败负责。陈独秀指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4]所谓“伦理的觉悟”，就是“文化觉悟”，所谓“觉悟”就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的怀疑和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在思想气质及文化倾向上有很大差异，但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上，却有一个共同的态度:仅仅模仿西方的技术和政治制度是不够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文化革命，而这种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反传统之所以必要，在于中国文化已无法应对现代挑战。陈独秀指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5] “文化改造”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首选方案。

最明白地奠定现代文化论说语式的是梁启超。流亡日本后，梁总结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认为国民素质低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此认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于国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信仰。然则欲谋国家之独立，不可不谋增进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上，其宗旨即“以为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五四”人大都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改造“国民性”的辩论和主张就自觉延续了“新民”的思考和努力。不管论者的具体观点如何，但大都以文化为解决中国经济、政治问题的前提。“西化派”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60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这个问题从未得到人们的充分认识和自觉对待，而只是被惰性、自大和表面的改良措施所避开和掩盖。结果，中国今天对自己问题的解决仍像半世纪前一样遥远”。所以当务之急是“清楚地认识文化冲突这个问题的现实而予以解决”。[6]与胡适基本属于同一阵营的陈序经指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要“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7]而在文化立场上与之相反的王新命等人也在1935年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劈头就说：“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地不能算是中国人。”要使中国人重新成为中国人，关键是“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8] 知识人以文化为“纲”或许与其社会角色有关，但如果蒋介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人也倡言道德价值和精神力量，那么文化在现代中国就绝非知识人所能垄断的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了：它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转换密切相关。

以“文化失败”来总结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斗争，表明这里的“文化”是一个与“中国”等同的总体性概念。但由此失败而激活的“文化先锋”意识，即寻求中国困境和危机的文化解决的努力，却又把文化落实到主观主面，即创造意义和秩序的价值观及其实践。“文化改造”的实质是人的改造。鲁迅1908年批评“洋务运动”时说：中国当时的富国强兵之说是“惟枝叶之求”而未得“本根之要”。他指出，“欧、美之强”，其“根柢在人”；故与列国竞争，“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9]以文化为社会改造、国家建设前提的实质，就是改造人心人性，塑造新人。鲁迅认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朱光潜也认为：“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衣暖食之外、高官厚禄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追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11]正因此，文化在现代中国扮演了远非审美所具有的广泛意义和巨大功能。由于这种“文化”论说较多地关照到伦理、观念、心理等主体性方面，所以生发出一种凌空蹈虚的文化激进主义气氛；由于这种“文化”论说与政治思潮的起伏与政治集团的兴衰关系密切，所以改造文化、改造人的工程任道远，永无宁日，而社会制度建设、物质经济发展亦因此受到一定抑制，而这后一个方面才是中国“文化失败”的根源。

因此，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也有另一条思路，这就是对“物质”、对“力”的追求。在1842年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首次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等人提倡并实施了以物质制造为中心的军工企业和新式学堂，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波。其实，梁启超在大倡“新民”的同时没有忽视“力”，他认为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终至于“二千年之腐气败习，深入于国民心脑，遂使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并提出“心力”、“胆力”、“体力”三个改造国民性的方向。[12]虽然“五四”一代对梁的接受主要是“新民论”，但其以“力”代“德”的主张也是中国的努力方向之一，以至于一些人把“野蛮其体魄”置于“文明其精神”之先。蒋智由说得明白：“今日为异族所凭陵，遂至无抵抗之力，不能自振起，而处于劣败之列，考其最大之原因，未始不由于此。此尚武之声，所以日不绝于忧时之国也。”[13]“尚武主义”、“军人之精神”、“军国民主义教育”是如此地响彻域中，以至于鲁迅1908年观察到：“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有人写诗“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嚎，欲毁伦敦而覆罗马，巴黎一地则以供淫游。”[14]

也是在流亡期间，康有为提出了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不同的“物质救国”论，强调中国须在物质建设上与西方匹配。所谓“物质”，即是指西方近代科技及其所推动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在写于1905年《物质救国论》及同时期的其他著作中，康有为承认文明有两个同等重要且不要分开的因素：可见的物质科学（西方之长）和不可见的道德（中国之长）。康有为认为，科学与科学方法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拨千年黑暗而致万星光明者，则培根创实验学派为之先驱。而自洛克、霍布土、弥儿以至于斯宾塞，凡英国之学派皆偏重物质，故能致此大效也。”他还写了一首小诗：“欧人所由强，物质擅作器。百年新发明，奇伟不可比。遂令全地球，皆为欧人制。”而“以农立国”的“中国古教”虽“教化可美”，但终因没有新物质而“无由比美欧美文物”。19世纪以来的中国改革之所以未达目的，在于他们不了解科学乃是物质文明的根本。“……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魏源的“师其长技以制之”之论“至今犹为至论”。中国必须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建设强大的现代军队，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康有为的物质论有其政治考虑。萧公权指出：“他于1905年所撰有关物质建设诸文，也有阻扼革命浪潮之意，把注意力推向较具建设性而少具危害性的现代化方向。”[15]据康有为说，梁启超不赞成《物质救国论》一文，因为其减轻了民主思想与制度的重要性。而康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正式出版此书，又显然针对由世界大战而流行开来的质疑科学和物质的时髦论调。

从晚清的叶德辉、曾廉、梁启超到五四的陈独秀和当代的庞朴，都指出中国失败日益深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是承认中国在“制造”上不如西洋，需要“师夷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失败经戊戌变法到1911年共和革命成功，是承认“政制”上不如西洋，需要改变制度的时期；从辛亥革命经帝制复辟到新文化运动，是承认“文化”上不如西洋，需要从文化根本上进行反思的时期。[16]但这绝不意味着制造―政制―文化是一个直线过程且往而不返。即使在倡言文化变革的五四前后，也有人坚持咸、同之世的“自强”观念。罗志田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判断，五四时期就有不少人“认为中国人在‘文化’路向上已走得太远，应该回归到‘物质’的层面。[17]比如吴稚晖就自觉承康有为而来，尖锐批评“20年前张之洞、王先谦、李文田之徒，重张顾、王、戴、段的妖焰……暗把曾国潘的制造局主义夭折了，产生出遮丑的西化‘国粹’。……幸亏有康祖诒要长过长素，才产生出一点革命精神。”从1916年起，吴就不断著文鼓吹科学和工业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