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东西方文明，谁将战胜谁？

文明是复杂的。文明可以在数世纪中持续存在，处于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但反过来，其根基又可能突然坍塌，陷入大混乱中。

中国的明朝于1368年诞生，好战的朱元璋年号“洪武”，意指“强盛的军力”。我们已经看到，在随后长达3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中，不论以何种标准看，明朝都拥有全球最为发达的文明。但随后，在17世纪中期，前进的车轮脱落了。这么叙述并不是为了夸大明朝早期的稳定。在经历一个时期的内战并废黜了明朝的合法继承人后，永乐继承了他父亲洪武的皇位。但是，毫无疑问，17世纪中期的明朝危机确实是比较严重的。白银的购买力不断下降，税收收入的实际价值不断被削弱，明朝面临着财政危机，所以政治上的分裂不断恶化。天灾人祸，饥荒频发，流行病肆虐，于是明朝内忧外患--内有农民揭竿而起，外有外敌入侵。1644年，北京被起义领袖李自成攻破。明朝最后的皇帝无地自容，上吊而死。从儒教的和谐平衡到政治混乱这一极为剧烈的变化，前后不过10年的时间。

明朝覆亡的结果是毁灭性的。1580~1650年，战事和瘟疫使中国的人口减少了35%~40%。出了什么问题呢？答案是，向内转化是致命的，而对于有如中国一般的人口稠密的复杂社会而言，情形尤其如此。明朝体制曾形成高度的平衡--对外威严，对内温和。乡村可以养活规模可观的人口，但这只有在彻底静态、事实上停止革新步伐的社会秩序基础上才行。这是一种陷阱。当最不可能发生的小事情出错时，那个陷阱之门就“啪”的一声打开了，没有外部的资源可以利用。不错，不少学者都在设法论证，明朝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国内贸易量很大，奢侈品市场活跃。然而，最近的中国研究表明，明朝时期的人均收入未见增长，资产总额事实上在下降。

与此相对的是，随着17世纪晚期英国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海外扩张在帮助英国跳出马尔萨斯所指出的陷阱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大西洋的贸易为英国输入了诸如土豆和蔗糖这样的营养食物以及大量的鳕鱼和鲱鱼。值得注意的是，1英亩的甘蔗所产出的能量相当于12英亩小麦产出的能量。殖民活动使剩余人口的移民成为可能。渐渐地，相应的效应便是提高了生产效率、收入，增加了营养甚至人们的身高。

我们来看看另一个岛国居民的命运吧。它与英国情形很相似，都位于欧亚大陆近海的群岛上。英国人积极向外转化，打下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全球英国化”的根基；而日本人正处于德川幕府时代，1640年后执行的是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所有形式的对外交流活动都被禁止，结果完全错失了急速发展的全球贸易和移民所可能带来的益处。到18世纪晚期，英国农民的食物包括肉类产品，同时代的日本人却主要靠单一的食物摄入，95%都是谷物，其中又以大米为主。这种食物上的差异就说明了1600年后期显著的身高差距。18世纪英国罪犯的平均身高为170厘米。同时期日本士兵的平均身高只有159厘米。那个时候，当东方人遇到西方人时，他们之间再也没法相互直视对方了。

换言之，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商贸和殖民所带来的物质优势，小小的英国便已超越了伟大的东方文明了。中国和日本选择的道路--避开对外贸易、加强水稻种植--意味着，随着人口的增长，收入开始减少，食物、身高和生产效率也相应地降低了。当农业歉收或农业种植中断时，其后果便是灾难性的。在麻醉品方面，英国人也更幸运些：经历了长期的酒瘾之后，17世纪北美的烟草、阿拉伯的咖啡和中国的茶将他们从酒精麻痹中唤醒。在既是小餐厅又能谈股票并可以惬意聊天的咖啡馆中，他们变得振奋起来；可同时期的一些中国人手中却把着烟枪，里面填满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的鸦片，最终，他们整日昏昏欲睡。

并非所有的欧洲评论人都认同亚当•斯密的看法：中国一潭死水，毫无变化。1697年，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宣称：我得在我的门上贴一个告示，标上“中国学识咨询局”。在他的著作《中国近事》（The Latest News from China）中，他提出：“应派中国宣传者来这里，给我们教授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就如同我们派出传教士教他们天主教一样。”176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称：“即便不痴迷于中国人的伦理，但你也能认识到……他们的帝国确实是迄今全球最好的。”两年后，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出版了《中国的专制主义》（The Despotism of China），赞扬了农业生产在中国经济政策中的首要地位。

然而，位于海峡另一边的人更关心的是商贸和实业，因此也不倾向于将中国理想化，而是含糊其辞地批评他们自己的政府，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停滞不前的现实看得很清楚。1793年，马戛尔尼伯爵首先率领一支远征队拜访乾隆皇帝，设法说服中国人打开国门，展开对外贸易，但毫无结果。虽然马戛尔尼极不愿意下跪叩头，但他备足了丰厚的贡品：德国造的天象仪，“可能是迄今造得最大、最完美的玻璃透镜”，还有望远镜、经纬仪、气泵、电动机器及“有助于说明、演示科学原理的范围广泛的设备”。然而，这位古董皇帝（已年逾80）及其臣子对西方文明的这些奇特发明并无多大兴趣：

没过多久，英国人发现，那些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如果确实存在过的话，现在已完全耗尽了……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那些无知的中国人所错失、抛弃……大使刚离去，据说中国人便立即（原文如此）将这些贡品堆在圆明园的杂物堆放室。代表英国产品之精华的各类精美礼品和艺术品，也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朝臣们在观赏这些物品时，流露出的似乎只是嫉妒……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十之八九要归咎为某种国家政策，它是妨碍新事物的引进……

随后，那位皇帝对乔治三世宣布了一个蔑视性的通告：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马戛尔尼劝说中国打开国门通商的计划流产，这个事实象征着自1500年便已发生全球权力的由东向西的转变。曾经是新发明的故土的中国，逐渐沦为顽固地敌视其他民族的创新的“中庸之国”。那个设计精巧的中国发明--钟表，已回到故土了，但已经过欧洲的改良、改进，而由发条和齿轮组成机械装置，运转起来也更准确了。在今天的紫禁城中，有个地方是用来储藏帝国收藏的全部计时设备的。与蔑视西方科学的乾隆不同的是，他的前任统治者却对收集钟表十分狂热。他收集的所有钟表几乎都是在欧洲制造的，或者是在中国生活的欧洲工匠所制造的。

1842年6，英国皇家海军炮艇沿长江北上，直抵大运河，强迫中国必须支付2 100万两白银的赔款，对英国开放5个通商口岸，并割让香港岛。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南京的静海寺签订--起初修建静海寺是为了纪念郑和和妈祖（4个多世纪前，是她保佑着郑和及其船队）--虽颇有讽刺性。

多年后，中国又建造船只，这次是那种可以全球航行的巨型货轮，它装着成箱的中国产品离港，又满载着原料回来，以满足该国飞速增长的工业经济的需求。2010年6月，我参观了上海了最大的造船厂，其在建货轮规模之庞大，令我十分震惊。我的所见使我童年记忆中的格拉斯哥码头显得如此渺小。在温州的工厂中，工人高效生产的服装以数万计，生产的塑料笔以百万计。而在长江中，无数的平底驳船，满载着煤、水泥和铁矿，所过处江水翻滚。竞争、企业、市场和贸易，这些是中国曾经所轻视、回避的。现在也会了。如今，长久以来被人遗忘的、中国对外扩张的象征人物郑和，是人们眼中的英雄。以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改革家邓小平的话说：

今天渴望发展的任何国家都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已经尝过闭关锁国的苦果，我们的祖先也尝过。在永乐治下的明朝早期，郑和远航过西方大洋，我们的国家那时是开放的。永乐皇帝死后，明朝逐渐衰败。中国遭遇入侵。从明朝中期算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闭关自守300多年，中国穷了，日益愚昧和无知，逐渐落后了。除了打开国门外，没有其他选择。

这段历史是有说服力的（也与亚当•斯密的观点极为接近）。

30年前，如果你预测，不出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你会被视为一个空想家。同样，如果早在1420年，你预测终有一天，西欧的经济产量会超过亚洲总量，而且不出500年，普通英国人必将比普通中国人富9倍，那么没人认为你的预测是严肃、现实的。这便是西欧竞争的动态效应，这便是东亚政治垄断的滞后效应。

对手

那么，安东尼阁下，鉴于您的愿望，我们将不再期待过去--所以记住，年轻人――我们回顾的将是未来。他觉得，应该在地狱区电动火焰的地方为这场拙劣演出的导演放上一个特制的烤架：这出戏是多么和文明精神背道而驰。――谢里登

最能诠释文明生命周期理论的莫过于托马斯•科尔的组画《帝国的兴衰》，这套组画由5幅画组成，现挂于纽约历史协会的画廊内。作为哈得孙河画派的奠基人以及19世纪美国风景画的先驱，科尔优美地捕捉到了令现今大多数人仍深信不疑的理论：文明的生命周期理论。

这5幅虚构出来的画描绘了同一个掩映在粗粝岩石后的大河口。第一幅“荒蛮时代”，呈现的是在暴风雨的黎明下，人们在郁郁葱葱的原野上狩猎的原始状态。第二幅“田园时代”描绘的是田园牧歌，人们已经清理了树木，耕种了土地，并建造了一个典雅的希腊神庙。第三幅，也是最大的一幅，名为“全盛时代”，自然山水已被大理石砌成的气势恢宏的中转港所覆盖，取代前一幅画中乐知天命的田园哲学家的，是一群身裹绫罗的商贾、地方总督以及买卖中的大众民生，此刻正处于当午时分。第四幅是“毁灭时代”，在阴沉的傍晚，城内火光冲天，一群入侵者肆虐淫掠，人们四散奔逃。第五幅是“衰亡时代”，月亮升起，看不到一丝生命，只留下长满了荆棘和藤蔓的破败的廊柱。

这一组科尔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构思的油画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所有的文明，无论多么辉煌，终将难逃衰败的命运。言下之意是科尔时代的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应坚守它的田园时代，应抵制商业发展、征疆拓地和殖民扩张的诱惑。

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广大公众都在这种周期性和循序渐进模式下思考文明的兴衰。在波里比阿的《历史》第六卷中，写到有关罗马的崛起，其政治演变历程如下：

1. 君主制

2. 王权

3. 暴政

4. 贵族统治

5. 寡头政治

6. 民主

7. 暴民政治（暴民统治）

这种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再次抬头，波里比阿重新被发现并被接受，从马基雅弗利到孟德斯鸠的著述中，它被广为提及。这种文明的周期性观点还见于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的著作和明代的程朱理学。在1725年《新科学》一书中，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将所有文明都描绘成三个阶段的循环往复：文明在经历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或称理性时代之后，会通过维柯所称的“反思的野蛮”，再次步入神的时代。“完美的政府组织就如同完美的动物躯体构造，”英国政治哲学家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在1738年写道，“它们体内携带着毁灭的种子，虽然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会成长完善，但它们很快会趋于解体，它们每过一个小时就意味着失去了一个小时的生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是这样设想经济增长的：“富裕”终将会被“停滞”所取代。

唯心论者和唯物论者在这点上也达成共识。对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来说，运用辩证法才能对历史进行明白无误地剖析。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历史具有季节性，他在《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中写道，19世纪是“西方的冬天，它是唯物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国会和金钱的胜利”。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12册巨著《历史研究》（1936~1954年）中提出挑战和应战的循环理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又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另一个宏大理论来自俄国流亡社会学家索罗金，他认为所有的主要文明都经历三个阶段：观念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精神层面），感知阶段（这一阶段现实体现在物质层面），理念阶段，（它是前两者的结合）。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在乔治敦大学外交事务学院任教时，教导他的学生（其中包括未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文明如同人类可分为7个年龄段：结合、妊娠、扩张、冲突、大帝国、没落和入侵。奎格利在解释生命周期理论时有一段经典的话：

在演进过程中，每种文明都由诞生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