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洛：列维-施特劳斯家书出版：在爸妈面前，他不谈人类学」正文
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生于1908年，逝于2009年，整整活了一百岁，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列维-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家之一，《“亲爱的二老”》是他1931年到1942年间与父母的通信，标题出自他几乎每封信的抬头：Chers tous deux，“亲爱的二老”。这本通信集由列维-施特劳斯的遗孀莫妮卡・列维-施特劳斯整理出版，同时她还精心选择了家中珍藏的同时代照片来配合书中文字。该书信集覆盖了列维-施特劳斯人生中最动荡、最艰难但也最为重要的十年：这十年间，他与蒂娜・德雷福斯（Dina Dreyfus）结婚又离婚，参与了蒂娜在南美的考察，从一个只有法学和文学背景的青年变为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这十年堪称他人生最关键的时期。但这些我们从这本书中只能隐约看到影子，因为在写给父母的家书中，列维-施特劳斯并未提及太多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主要在叙述人事和家长里短的琐碎日常――这是整本通信集的基本特征。
如果读者是对列维-施特劳斯的学术思想感兴趣，希望从中获取这方面的私密吐露，这本书的价值可以说不是很高，甚至可能会感到面对琐碎日常的失望。但这本书有其另外的价值，其一，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过去的世界”，三十年代的法国，巴黎和外省、军营的军事生活、普通中学教师的教学生活、在美国的交游，这些都算是颇有价值也颇具趣味的史料；其二，在列维-施特劳斯的著述中我们基本只能看到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施特劳斯，而这本书信集则让我们得以窥见作为人的克劳德。很多时候，为了让远方的父母放心，身为人子的列维-施特劳斯不得不夸夸其谈甚至吹牛，因为他的父母一直觉得虽然自己的生活很窘迫，但异国的儿子一定更加困难。当然，这也导致列维-施特劳斯的文风比较夸饰。
即便是在法国的书信，列维-施特劳斯也时常表现得颇为高傲轻浮、言语刻薄。例如他初到中学教书，就称学生看起来像白痴，甚至说有两个学生像是塞进罩衫里的大象；而同事虽然基本都和他一样通过了授课资格考试，在他看来也言语举止粗俗，像一群修理工，他表示自己大概不会跟他们有什么来往。这种姿态和列维-施特劳斯自小窘迫的家境有关，困境中成长起来的他，自尊心反而更强，甚至颇为倨傲。列维-施特劳斯在美国部分的书信是1984年他母亲去世后在父母家中发现的，他2002年为这些书信写过一个说明序言，他回顾了父母在二战中的窘境，以及与他们的朋友卡恩一家的交往。卡恩一家颇为富裕，所以每年列维-施特劳斯的父亲就负责帮卡恩一家找一处别墅租下来，列维-施特劳斯一家就免费住在那里，和卡恩一家以及其他宾客一起度假。作为交换，列维-施特劳斯的母亲每天都要帮他们做家务。鉴于别墅中住客的数目，这绝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而且这种依赖性让列维-施特劳斯的父母和正处于青春期的列维-施特劳斯本人越来越感到尴尬。这些珍贵的回忆对我们理解列维-施特劳斯这个人非常有帮助。
就结构来说，《“亲爱的二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法国期间的家书，全部在战前；第二部分是二战时期的家书，全部来自美洲，截止时间是1942年日本袭击珍珠港，美国参战，至此美国和法国乃至欧洲大陆的通信被切断。战时的书信审查也限制了列维-施特劳斯的书信内容，但从他一贯的家书风格来看，影响不算太大。
其中与著名超现实主义画家安德烈・马松（Andre Masson，如果你现在去ODEON剧院看戏，抬头就能看到马松画的穹顶）的相遇非常有意思：列维-施特劳斯最初和父母写信说要和友人一起去一位画家家里住几天，觉得很不耐烦，表示这位画家虽然名声很大，但在他看来不过是唬人，作品没有什么价值；等到他真的到了马松家里，和画家谈笑交往，他的想法又改变了，这时他写信告诉父母，马松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而且他的艺术也很真诚，很有意义，他觉得自己理解了马松的创作和追求，甚至非常喜欢马松的作品。这段偶遇趣闻其实很能反映列维-施特劳斯的心性，尽管他很多时候颇为自负，但真正面对交往对象，还是会悬隔先前的偏见，亲身观察，然后做出判断。当然，并非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但这确实是田野调查最基本的品质，就此而言，列维-施特劳斯的性格并未影响他的人类学工作。
因而，这本大部头的书信集（厚达六百页）虽有其价值，但关注重点在大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私密家书、一个“过去的世界”等特点上，学术意义反倒有限，即便在同一系列（“二十一世纪图书馆”系列，所收基本是学者在自己专门领域之外、运用自己学识进行的或公共或私人的思考）的书中，学术性也不算太高，对比列维-施特劳斯本人在同一系列中的《我们都是食人族》一书以及Loraux等学者在这一系列中的著作，这本书显得过于私人，少了一些思想的魅力，不过其中反映的风土人情和社会情况是大思想家的私人记录，虽则琐碎，倒也弥足珍贵。
不过书中还是有一些对理解列维-施特劳斯学术思想的发展有帮助的内容，有些甚至列维-施特劳斯自己都已经因为时间的冲刷而丧失了记忆，多亏这些书信才让他想起自己其实早在1941年就已经开始关注用逻辑-数学的方法处理亲属关系。他甚至忘记了，自己当时向一位比利时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寻求帮助，但最终出于某种原因，两人的合作没能成功。直到三年后，他才在当时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的逻辑学家安德烈・维伊（Andre Weil）的帮助下真正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此外，列维-施特劳斯还发现，早在遇到雅各布森之前，就有一个美国同事给他启蒙过音位学，但没有成功。六十年后他才明白，这第一次亲密接触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己当时期望用音位学来系统整理他获得的语言学方面的资料，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获得的素材太少，而且一个少小离家的印第安人时隔五十年之后向他披露的语言素材样本量根本不够，况且这门语言之前无人知晓，在资料如此有限的情况下，实在无法达成他所希望的系统整理，所以他当时失败了。和雅各布森相遇之后，他才明白，音位学不一定要用来增强他的语言学能力，他可以把从中获得的教益运用在人类学领域――这样的创造性使用最终真正开花结果，帮助他完成了对结构人类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