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与文化自觉

1999年4月17日是第一讲,主讲人是费孝通教授,我负责为费先生的演讲录音并整理成文字。录音转成文字稿之后转呈费先生亲自批阅修改。在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后,我拿到了费先生的修改稿,修改稿上密密麻麻地改动了许多,几乎每一段都有修改。并且在第一页的左上角专门写到：“改动得比较多,请细细改版,印出来再给我看一遍。费5/1”。有这样的“命令”,我没有耽搁,尽快改正之后,又送去给费先生看,不久又得到费先生第二次修改,这次似乎干净了许多,只有少数的几个文字改动。

费先生在演讲之前是有发言提纲的,写在三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那年费先生将近九十岁了,但是字迹却极为清楚,几乎是一气呵成,我查阅了费先生的文集,似乎也没有这篇两页半的发言提纲。实际在演讲的时候,费先生也是按照这一提纲来讲述的,特别明显地是,费先生标明了自己学术生涯的两个二十年,第一个二十年是1930到1949年,第二个二十年是1980到1999年。这样算来,他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历程归结为前后的两个二十年,中间从1957年到1980年,在他看来是“整个学术工作停顿了”二十三年,为了说明费先生的这种解说,抄录下这两页半费先生亲笔写下的发言提纲或许是极为有意义的:

1930―1949(大约20年)

1.我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动机和时代背境(景)和学术背境(景)

中国进入二十世纪初期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定位。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东亚这片大陆的最后阶段。在国内是军阀混战、经济衰落、民不聊生的时期。社会学开始提出中国化的要求,我们想以五四时提出的科学方法来认识中国的社会。吴文藻、派克、布朗在燕京的提倡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来识认中国农民的企图,我1933年在清华社会学人类学系作研究生。1935年去瑶山调查。1936年在江苏家乡进行尝试。1938写成江村经济的论文。抗战时期在昆明继续内地农村调查,出版“云南三村”。 抗战胜利,我从昆明回到北平,一直到解放,这段时期我主要是写作和教课,出版了《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等书。农村调查告一结束。 这一时期针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作出了探索和打下了基础。 我提出的关键性认识是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上的工农相辅和中国社会文化的乡土性。在当时,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加上封建性的社会制度,提出了必须在社会制度上进行改革并主张工业下乡,为后来的乡镇作出理论基础,抗战后期在乡土重建的道路上引起了一场争论。

2.解放后由于工作岗位的转变,从文教工作进入民族工作,接着在57年曾想继续农村调查,即重访江村,因反右斗争而中断,而且我整个学术工作停顿了从57年到80年的23年。

1980―1999年(大约共20年)

3.从80年得到第二次生命后,我决心重新拾起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直到目前,已有十九年。希望能夺回失去的23年。这时期我顺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按邓小平理论再次看重研究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并在这段,我在领导的支持下,除了西藏和台湾外的全国各省,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探索农村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写了行行重行行一书及续篇。最近的九十年代我提出经济区域的研究,看经济中心和腹地的关系,特别是我在1998年退休后注重京九路串糖葫芦的调查研究,重点从农村转向中等城市,就是通过一系列沿线中等城市的发展,使东部发达地区带动中部地方的发展。

4.最近两年来,我在沿海地区的调查研究中,对小城镇兴起、对中国农民走出乡土社会进入现代化的领域发生兴趣,希望再用我这一生最后的一段时期探讨这个中国农民现代化的问题,还有多少时间我自己不知了。

此篇费先生手笔的发言提纲,加上我自己整理的费先生在上面亲自改过两稿的十几页的演讲稿,都被我封藏在一个镜框中,时时观赏,由此体味费先生在写下这些文字时流露的情感,回忆费先生讲这些话时的那种热情①。我想那应该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写作,而是处处流露出费先生一生治学的精髓,是他一生对于中国农民社会生活认识的一个总结和升华。

从异域到本土:方法论的超越

我和许多国内的学者一样,最初接触到社会学是从阅读费先生的著作开始的,特别是他的那本薄得不能再薄的《乡土中国》,但是真正接触到费先生的中国乡村研究,还是在费先生于1995年以后所写的一系列关于社会学与人类学反思的文章中。那些文章让我们重新看到了费先生早期学术思想中的锋芒,也正是这些文章把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讨论重新拉回到理论的讨论中来。

这些文章让我重新开始探索中国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最吸引我的研究兴趣的是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本土化之争,那时有一部分从西方学成回国的学者希望能够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找出一条出路来,以此来抗拒西方社会科学从概念到方法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社会心理学领域,这样的呼声在台湾地区学者杨国枢先生的倡导之下尤为显得强烈②。我虽然曾经跟随杨先生钻研社会心理学,但是我觉得那种做法又会走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反面去,换言之,简单地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心理与行为差异只会曲解中国文化的真实含义。因此,我曾经有过与杨先生辩论的文字发表,不过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音①。

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我走到了一个极端,即试图彻底地反省甚至完全抛弃本土化的方法论②。但我还是留了一点斡旋的余地,那就是认为本土人研究本土的人民,应该不算是一种本土化,而是一种真正的对于西方人类学研究范式的超越。这样的认识是基于我对马林诺夫斯基与费孝通学术旨趣上的比较而获得的,因为尽管他们二人属于师生传承关系,但是前者走的是一条向异域的他者中求知识的人类学老路,而后者则是真正地走向了自己的人民,寻求为自己的人民谋求利益的人类学,也就是费先生1980年3月在美国丹佛获得应用人类学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大奖时所宣称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③。

如果说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是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的话,那么,费先生一生所致力的就是如何将这样一种方法灵活地运用到中国乡村社会―――这样一个有着自身文明和传统的复杂的社会当中去。

无可否认,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是一种由英国传入到中国来的方法,这种方法让我们信心十足地搁置了许多现成的西方翻译概念,直接多方位、多侧面地面对多变化的现实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此种方法是具有普遍性的,不论是谁,只要他的各种感觉器官没有问题,他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真实的世界,就能够把这些感受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由于这种方法上的普遍性,早期的有关人类学家该去哪里做研究的疑问也就显得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不论在哪里,我们借助此种方法所做的方式都是差不太多的。作为人,到一个地方,他总要去观察。观察是全部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自然也不应该有什么例外。

这种观察法成为费先生一生贯彻始终的方法论基础,这可以从他晚年的两本文集的名字中得到体现,一本是《行行重行行》④,另外一本是《从实求知录》⑤,这两本文集中所收录的大多是他在全国各地“旅行”的观感,信笔写来,不摆架子来吓唬人,读来很是亲切。包括我自己在内,原来很是强调费先生早年的研究,以为那跟学术靠得更为紧密一些,但是今天回过头来再去重温费先生晚年的这些笔墨,更加领会到孔子所讲的人过七十岁以后“不逾矩”的真正意思了,那是一种随意和洒脱,是受到“学术”两个字约束的人所无法真正体味到的。何况费先生那个时候已经是快九十高龄的老者了,齐白石晚年强调所谓“得意而忘形”,也就是一个画家

如果真正有了一种境界的话,那么画的技法已经不重要了。今天来读费先生的著作,特别是其晚年的著作,这种意境或许是最难于把握的了。但是,在这意境之中,有一个主旋律没有变,那就是从观察本土人民的生活来理解世界的变化。当然,费先生所强调的这样一种观察法绝非以描记观察为目的,而是东奔西突地想着如何超越这些表面的观察,看到现象背后的东西。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成名之作《乡土中国》以及《乡土重建》之中。

从“乡土中国”到“乡土重建”:目的论的一以贯之

因为《乡土中国》的出版以及此书所赢得的范围极为广大的读者,“乡土”两个字就无可避免地跟费孝通这个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乡土中国”作为一种类型,即一种传统社会的理想类型而得到了刻画。这种类型有其自身的社会结构特征、人际关系特征以及权力结构特征,凡此种种,都使乡村社会成为“乡土”两个字最为直接的形容对象。在那里,文字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在那里,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依据“差序格局”而划分出来的亲疏远近;在那里,还有依据礼治而不是法治的乡村社会管理。总之,通过费先生的笔墨,作为乡土社会一种范例的“乡土中国”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了1948以后有机会读到此书的读者的头脑中。

从接续《乡土中国》而出版的《乡土重建》来看,费先生当时写作《乡土中国》的诸篇短文绝不是没有目的的抒情,也不仅是要挖掘出中国社会深层次的社会运作逻辑来,根本的是要解决社会的问题,解决原本封闭完好的乡村社会,如何因为现代性以及城市资本的蛀蚀而土崩瓦解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维护原有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精英(绅士)如何渐渐离开乡村而移居城镇,使乡村的人文生态受到蛀蚀,社会的养分如河水冲刷土地一样随着绅士们纷纷涌进城市而被带走,而原有的人文生态究竟是如何遭受到营养缺失的破坏的问题①。在此过程中,一种有来有往,上下贯通的双轨政治也只成为了国家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来自民间的自下而上的那一条轨道因为地方精英的离去而停滞不用,渐渐生锈作废。在这个意义上,乡土重建的目的是要逐渐地要恢复这一条年久失修的交通轨道,使乡土社会的农民能够通过既有的“农民―绅士―国家”三维的结构重返乡土秩序的和谐。

在这一点上,费先生的学术作品也绝不是一种仅仅是用来欣赏的装饰品,根本上是以“用”为目的的,这一特点的形成是跟他生活的时代以及他早年在燕京大学吴文藻先生的门下学习社会学不无关系。吴先生的社会学一直是以强调“社会学的中国化”为己任,在其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后更是将此种理念贯彻下去,自然影响到了费先生他们这一批的学生,他们大多肯于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思考问题,理论不是一种追逐时髦的空谈,而是以利于推进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为根本②。在这一点上,费先生贯彻得最为明显,也最为彻底,从对乡土中国的分析到乡土重建的呼唤,最后到其晚年“志在富民”的学术主张,前后的目的论是一以贯之的。

从“文化论”到“文化自觉”:本体论的反思精神

费先生晚年执着于对文化自觉的思考不能不说跟他早年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有关系,那是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1936年末过访英伦时与其交代的任务,是借助马氏的文化的功能理论来看待中国文化的开始。后来到了费先生晚年,旧话重提,写了长文来记述这次非同寻常的翻译,以为这是他从马氏学习文化论的开始,并且是学得明白了,那就是从根本上,文化是一种工具,是一种可以用来生活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工具可以谈有无,但是生活却是没有资格这样谈的,有哪一个人说自己不要生活呢?

后来费先生提“文化自觉”的概念,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在此之前他遇到了一个究竟是要文化还是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功能论看来没有什么难于解决的,人是活着的有生命的存在,其中,对人而言,生活的发展是最为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