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东：一体多元的族群关系论要 ――基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构想的再思考

【摘要】费孝通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构想，以此来作为理解中华民族内部族群关系的总体性引导。此后的研究者以诸多证据及论述阐发“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但对于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影响下之既定“一体”格局中社会内部多元分化发展的图景，特别是现实的分化与地方自治机制，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这种片面的关注维度隐含有一种历史主义的偏颇。如何在现实的“一体”的格局之下去理解和呈现“多元”发展以及多样性的社会与文化的存在及其演进过程。构成今天所提“一体多元”的核心要义。

【关键词】费孝通 一体多元 族群关系 多元一体 历史主义

面对中国历史上的极为复杂的族群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提出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并试图以此来统领当时及未来的中国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取向。费孝通先生最初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即Tanner演讲，1988年8月22日)中提起该构想，随之引起了学术界极为广泛的注意和讨论，并一直持续到了现在。即

便在今天，这个主题仍然是民族学、人类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以及很多问题意识的出发点①。如果从学术自身发展的脉络上去做一种学术史的追溯，这实际上又可以看成是相对于费孝通早年就汉人社会调查所得出的有关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认识，而自然生发出来的又一高屋建瓴的理论构想。在这一构想的背后，也再一次体现出来英国人类学功能论的整体论对于费孝通整体学术思考的深度影响②，即这篇文章专门强调了社会现实的多元状况与族群关系理想图景之间互为一体的那种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依赖性的关系。

尽管因为费先生的文章题目而被大多数的学者直接误读成为只专注于“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一单一向度，但实际上，在这个大的框架中，费先生并没有排斥在现实的社会场景下的“多元”容纳在既有的“一体”之中的可能性。就费孝通的早期训练而言，功能论的整体论的方法论的基本理路，显然是不会有意地把一个事物的各个方面割裂开来去进行分析的，只是在那个特别的时代里，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之后的那个时代里，中国自身再一次要去面对的可能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族群差异性分化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在面对因新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带来的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的浸入时，其整体的共同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以及这些都体现在了哪些方面。

这场大约是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的有关中国文化去留问题的大讨论，可谓空前绝后，有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遗风的气势。在这期间，各种思想和诸多观点激烈交锋，甚至冲突③。这与21世纪之初有关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讨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的一种延续，费孝通在其晚年，曾经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来应对这一论争④。

若把费孝通晚年学术生涯再细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的话，从晚年早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到其晚年晚期的“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这中间虽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但二者在核心的主题上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说，费孝通意识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与作为内部差异性的各个民族的文化自觉之间出现了一种碰撞，这一碰撞从广义而言，可以看成是从孙中山和胡适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争论的延伸⑤，而从狭窄的意义上，又完全可以看成是与费孝通本人学术的早期经历中的一场相关争论的延续，即这可能又再一次触及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历史学家顾颉刚与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之间就民族的“一”和“多”之间的辨析所展开的争论⑥，借此，前后相隔半个多世纪的问题意识又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问题的大背景

如果回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的中国学界，对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基本上采取了一种极为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态度，批评者因为有一种预先便持有的文化改造的心态，一般都不大肯毫无疑虑地去承认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优越性，一种文化萎缩的自我意识更因为当时经济发展的落后，推波助澜地就将自身的文化贬低到了最为低劣的层次上去，甚至更乐于将此低劣归咎到一种国民性的实质论的根源上去⑦。而一些比较理性的作家，开始去寻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希望籍此可以明了未来中国在世界征程中可能的走向，但显然这是一种彻底的接受西方而没有任何的保留的文化选择，钱锺书在给锺叔河的《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的序言中只一句“‘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就已经反映出来那个受到西方世界及其观念强烈影响的时代，中国文化自身所面临的窘迫之境⑧。而反过来再看与费先生同时列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本文集中的其他作者的文章，实际上这些文字差不多都是写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其中的一篇名为《“汉人”考》的文章，还发表在1985年第6期的《中国社会科学》这本权威杂志上⑨。因此，在学术的场域之中，足见那个时期，有关“汉人”或者“汉族”存在的历史，也没有达致一种公认的判断，而由汉人构成为大多数的中华民族，其未来的现代化的发展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容纳其他的诸多少数民族，显而易见也就成为了那个时期的民族学工作者讨论最为热烈的一个核心问题。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的自我反省，投射到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问题意识中，就成为了有关于“中华民族凝聚力”问题的讨论，费孝通的那篇名文也差不多是在这个主题引导下，而逐渐发展出来的一种极有学术影响力的作品。而以费孝通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去关注这样的问题，在某方面体现出的可能是那个时代极为重要的一个学术论题，同时，也因此而使这个论题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更加得到突显，成为那个时期以及后来时代民族学和人类学家都必然要去共同关注和处理的一个核心理论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几年的延续之后，尽管新的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已经无法靠单单去关注于“从多元到一体”的这一单方向的认识过程来解释，但是，费孝通早期的这篇文章的论旨，依旧是许多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理论思考的一个基石。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是到了今天，也没有多少后来的研究者，真正能够从族群关系的现实紧迫性上去进一步修正或者进一步发展费孝通在二十多年前所提出来的一些有关民族之间“多元”和“一体”关系的那些最初的看法或者假设。反倒是一些专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对此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试图要在费孝通的这一论断之下挖掘出“大一统的中央史观”所遮蔽的、隐而不显的地方的多样性，在此意识引导下，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成为了一种风潮，并且很多是在西方意识的引导下，而非真正关注于地方性的社会多元特征⑩。而且，其根本的思路，仍旧是去勉力考察由多元而融合为一体的历史过程(11)，在我看来，其最终可能还是会落到单单只注意到国家一体论这一方面的历史学撰述学的陷阱之中去。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构想，除了有费孝通早期的英国功能沦的整体论的影子之外，更是他的问题意识的一种自然延展。这个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受到其早年刚刚从英国学成归来时所读到的一篇报刊文章的刺激，那便是历史学家顾颉刚于1939年2月13日发表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12)。费孝通当时对此文做了一种纯粹学理上的回应，但这回应，实际上可以说掀起来了后来有关“中华民族”究竟是“一”还是“多”的学术大争论，显然，费孝通的人类学训练，使其更多地注意到了多样性的族群的存在，认为这是一个本不用争论的社会事实，但是，这一点认识，似乎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掉顾颉刚从历史与文化以及民族国家立场上对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证(13)。而到了后来，差不多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费孝通又稍稍改变了自己单方面去强调民族为“多”的立场，而是暗中将顾颉刚所主张的观念也部分地吸纳了进来，成为了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主张。无论如何，这都应该属于是族群关系认知上的一种新的创造，是在包容性基础上的民族关系构想的一种理论创新。但是，这种主张也可能因为过度强调由“多元”而实现“一体”的过程，私下里为历史的循环论证留下了一个可以侵入的缺口，并且，这种论述也无法真正去面对在现代民族国家既成事实的“一体”状况下(14)，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在不断地分化以及自我差异化上的存在(15)。

实际上，后一方面的问题，即在一体之下的多元存在状况的讨论，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忽视，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激发本文写作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因为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实际上也无法真正从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构想中获得任何对于未来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展的有益处的见解。

现实多元而非历史多元

今天如果再去思考族群关系的问题，一种现实的紧迫性在催生着理论的紧迫性。从原来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去直面整个西方世界及其文化的侵扰，转变到经过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渐渐在所谓“中国道路”之上建构起来一种“大国意识”(16)，在这种转变中，谁也不能否认，作为一种整体的国家的合法性，其不仅具有历史形成上的正当性(17)，而且已经极为牢固地建立在自近代中国以来的既有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积累之上。但是，如何应对由此而产生的多种地域差异，以及由此所造就的包括汉民族在内的多个族群以及不同社群在发展步伐上的差异?这就使得“多元”本身的含义不仅仅是费孝通及其他民族学家当初特别注意到的族群历史发展中的那个历史建构出来的“多元”融合的过程，同时还有一种因为现代经济和现代意识所造就出来的新的族群发展和生活形态转变上的差异性。在一定意义上，这甚至还体现出来一种文化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的无法弥合，实际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在族群关系上的政治情感的“裂痕”。在一定意义上，这种“裂痕”也不再是民族关系史意义上的族群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融合的图景，而是从近代以来所尽力塑造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中华民族”意识中，不断地演变出来的一种现实多元而非历史多元的自我分化的趋势。

中国古代乃至远古的民族关系可以提供给我们无限的智慧，来处理当下的民族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对于当下的“一体”和“多元”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极为清晰的、以现实为基础的认识，所有的古代积淀下来的智慧，都可能因为一种误用或滥用，而导致不合时宜的社会后果，使得历史和现实之间无法实现真正的结构对接，即我们不仅由此而曲解了历史，同时也对当下错综复杂的现实不知如何积极应对与安排。

面对上述的诸多疑虑，首先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费孝通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概念框架究竟是在怎样的一种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尽管费先生本人并没有特别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也没有真正在这一点上作进一步的思考，甚至可能认为，这本该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定事实，无须再多追问，但实际的状况却符合那种一般认识论上的思考法则，即特定的观念是与特定的时代紧密相连的。

在费孝通写作此文的那个时代，乃至于现在的当下，大略也是一样。大凡谈论到民族的问题，很多人更乐于接受史学家们的那种书写范式，研究者一般不加思索地认可一种民族从无到有的人口自然史的发展进程，这似乎成为了民族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和书写的前提假设，历史上的民族和民族的历史，几乎成为可以相互替代的一对概念。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因此不再被看成是跟现代，而是更多地跟过去乃至远古的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这里的一个基本的思考和叙述模式就是，一群人是慢慢地通过战争或者相互的融合而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显然是历史主义论者最为欣赏的叙事模式，但是，它也仅仅能够告诉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却无法真正告诉我们，当下的没有包含在历史过程中的那些异质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