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危亡与超生

一、引言

1990年，笔者在沿海城市泉州从事人类学实地考察。在这坐古老城市中，我面对的问题很多，而其中之最大者，系为这座所谓“历史文化名城”之与一般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地点的差异。泉州有悠久的历史，它又是一座规模较大、社会力量错综复杂的城市。由于国家行政空间与地方的民间力量并存，对外商业及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因此这里的文化与一般社会人类学者笔下的民族志构成了很大的反差。于是，我的研究就不能局限于村落―社区“微型社会学观察”，而有必要通过综合历史文献与人类学田野工作研究方法，来展示这座城市复杂的历史与文化的面貌。在调查过程中，除了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之外，有关地方社会与文化的丰富历史文献，也为我提供了大量素材。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我从一位友人处得到一件文本，该文本名为《泉州承天寺万缘普度》[1]，实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泉州举行的一次大规模超度仪式的文件汇编。文本一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泉州城市内部地缘社区组织的地名，并表现了仪式组织者及衙门对于此类组织的矛盾态度。关于地缘社区组织和仪式活动的研究，在70年代以来成为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主要专题。现存的研究主要以田野观察中的仪式活动为基础，关注点主要是社区空间的社会构成。在从事此一方面的研究时，来自西方的社会人类学者虽关注社区空间构成的过程，但由于对地方历史文献重视不够，因此其对于空间社会构成的解释，局限于不同种类的结构理论。我利用《泉州承天寺万缘普度》文本及其他地方文献，分析了地缘组织兴起与演变，并对于行政空间与民间地缘崇拜之间关系展开了探讨。在一篇关于地缘崇拜组织的论文中，我指出这一文本记载的民间“轮流普度”（当地又简称“轮普”）仪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民间与政府力量临时合并的产物(Wang 1995)。在本文中，我则要侧重分析《泉州承天寺万缘普度》记载的另一方面内容，即承天寺举办的超度仪式。这是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它是仪式性的，但却不乏有其时代的社会与观念内涵。我尤其要关注一个事实：这次超度仪式发生于甲午战争之后一年，反映了清末中国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所引起的地方社会危机意识及为了克服危机而展开的地方社会运动。

汉人的超度仪式,一般可以分为为死亡者个人举行的超度(这可以是丧仪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在丧葬后举行)、为无主孤魂举行的年度周期性超度仪式（如一般年节中的中元普度）及为特殊时间的“紧要关头”举行的特殊超度仪式（参见：de Groot 1884）。泉州承天寺的超度仪式，属于其中的第三类。从据社会人类学者的分析，无论是何种超度，超度仪式可以被视为是“社会秩序之再生产所最必需的文化构想资料”（Bloch and Parry 1982: 7）。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一超度仪式，显然也具有这一方面的象征含义：它是为了在死亡造成的混乱后重新创造社会秩序的象征手段。然而，由于这场超度仪式发生于特殊的历史时刻，因此，这里所说的“社会秩序之再生产”的象征意义，必然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构成直接的联系，这一仪式本来也当具有它的特定内涵。

关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泉州承天寺万缘普度》使我想起很多，其中有一幕“大场景”我难以忘记：明代以前的泉州，曾是“东方第一大港”，在世界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中曾经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庄为玑、庄景辉、王连茂 1988)。但明以后，泉州骤然失去其商业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位，而成为晚期中华帝国“沿海的边疆”。到了清代后期，尽管泉州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保持一定程度的内在社会动力，但随着中国本土的文明体系让位于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冲击,这个城市中的各社会阶层共同面对着一种空前的危机意识。甲午战争及战后台湾的割让，使地方社会的危机意识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在危机四伏的状况下，政府官僚与地方社会中的不同群体以不同的方式对外来的冲击作出反应，而泉州承天寺举办的万缘普度仪式，集中反映了这种文化反应的基本特征。

这样一幕历史场景，不免使我对于这座东南沿海的古代港城产生一种悲壮的历史感怀。任何危机意识都有应当对它负责的因素――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主义心态、末代中华帝王的无能等等，无非是带有意识形态旨趣的某些历史学研究者经常要鞭笞的。然而，倘若我们要以学术的冷静态度来对待诸如此类的事件，则历史责任的追溯不是我们的首要使命，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具体的学术分析。在我看来，这件文本记录的事件，与社会人类学者向来关注的所谓“文化接触”（Malinowski 1945;费孝通 1998）有关系，尤其是反映了“文化接触”过程中本土的文化心态。鉴于《泉州承天寺万缘普度》属于忠实记录仪式活动的罕见文本，我对它进行了基本的整理和标点。在此基础上，我将在这里利用这一文本来分析这次大型超度仪式的起因、组织、活动过程以及所有这一切反映的地方危亡意识。而由于这次超度仪式展示了19世纪末期，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社会在与外来力量接触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心态，同时展示了这种文化心态与更宏观的历史场景的关联及与其他种类的心态的差异，因此，我在仪式的具体分析之后，也将对仪式展示的历史情状与观念进行一定的分析。

二、对于幽魂的恐惧

中国人对于“外人”的抵抗性反应，早在中国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触的早期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抵抗性反应的特点，表现在正统意识形态的维持者在文化关系中的“高傲态度”，即表现在中华帝国文明对于那些“缺乏礼仪”的“洋夷”的文化偏见上；相形之下，随着历史的脚步迈入19世纪的末期，随着“华夷关系”向海外势力的单向倾斜，到了18世纪后期，对于“洋夷”的优势的意识已经为一种对于“勾魂”的超自然势力的恐惧所取代（Kuhn 1990）。到了19世纪末期，在清王朝对

“洋夷”彻底示弱的时代到了之际，这种文化上的恐惧意识上升到了极点。

也就是当这种恐惧意识在中国各地上升之时，日本这个新兴的近代国家正处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阶段，它从1868年明治维新后逐步成为远东强国，后加盟于“西洋”势力之中，威胁着中国的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到了清朝在西南内陆地区“中法战争”中失败之后10年，日本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图谋从朝鲜北进中国，并试图变台湾为其殖民地。日本的扩张态势所导致的中日紧张关系，最终以中日“甲午海战”的爆发而发展到了高潮阶段。[2] 尽管清朝的北洋海军在对日的战争中并不是完全处于弱势，但对于“东洋”的恐惧促使清王朝自动地对日方作出巨大“退让”，结果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公元1895年4月）与日方签定《马关条约》，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及其附属诸岛割让给日本，并给予日本战争赔款，为其添设通商口岸。在《马关条约》签定以后，日本军队开始登陆台湾，准备对台湾实行殖民化。在日本登陆的过程中，台湾官兵、地方士绅领导的军事组织以及民间各界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但最终由于缺乏朝廷的支持而伤亡惨重。

保卫台湾的战争所带来的伤亡，随即在海峡对岸的泉州地区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恐惧。其时，泉州正好又流行瘟疫，为病魔带走的人命达到如此之多，以致于人们不禁要将这个事件与战争带来的伤亡相联系。人们清楚地知道，由战争和瘟疫带来的死亡是由一定原因引起的。然而，对于如何克服战争和疾病带来的生命危机这个问题，无论是民间各界，还是在政府官员当中，对于采取何种现实的行动都无计可施。于是，人们发现，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用“超现实”的办法来处置已经发生的事件，挽回已经丧失的生命。于是，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也就是在《马关条约》签定后的1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台湾建立其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一场席卷泉州整个城乡地区的超度亡灵事件拉开的序幕。本文将认为，在泉州承天寺举行的万缘普度仪式，是中国人对于“外人”的一种象征反应（symbolic response）。

关于这场超度亡灵的运动，由负责仪式事物的组织编收的《泉州募劝承天万缘普度》文献留下了珍贵的记载。其中，关于超度仪式的起因和目的，《南无山海慧自在通王如来榜》一文作了如下明确的说明[3]：

今为大清国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四来等境，共修因果，普度幽冥。翻贝叶之灵音，集刺桐之福荫。念近岁海疆多故，德邑被灾，燹火成墟，兵尘积野。小丑作跳梁之态，大兵扬挞伐之威；旌旗动而日月无光，干盾挥则风云变色，怅一城之骚扰，兽因鸡连，嗟百里之荒凉，龙吟虎啸。犹幸霓旌色壮，拔城还奏凯之师；鸾哕声扬，在泮纪献囚之绩。扫狼烟而开荆棘，谋鸠聚以奠苞桑，固已大地皆春，普天同庆已；孰知东征斧钺，一战空还，南国屏藩，三台遽削。相臣功业，独夸割地之能；天意苍茫，未及厌兵之候。至犬羊之小国，恣狼虎之雄威。台之人世受国恩，久居故土，惜江山之锦绣，耻戎狄之冠裳。剖腹开诚，合义士力图报效；割须潜遁，奈假王莫补空言。兵失掌而势孤，贼乘机而力进，天仞（什）九日，争关后羿之弓；万项惊涛，谁济传岩之楫。无怪干戈气夺，金鼓声虚，迁徒纷纷，死生了了。楚氛甚恶，动教屠毒生灵；秦政日苛，那惜凋残民命。是以沥孤城之血，祸遘睢阳；流四野之膏，惨遭回，含冤莫白，抱恨难平；共登枉死之城，愿入无生之路。青磷闪火，夜飘倚树之魂；白骨凝霜，昼作惊人之状。遂使兵戈之气，酿成疠疫之灾。加以青草烟霏，黄茅瘴发，灾星示异，祸水横流。五瘟使衔命而来，百姓家有身如寄。种无名之毒，吾末如何；罹未有之灾，至於此极。考医宗金鉴，空传老鼠之钻；脱国手青禳，谁擅摸龙之术。此即缕悬长命，符佩护身；五木薰汤百花酿水。要不足扶危，济困挽造化於须臾；起死回生，补阴阳之缺陷。吾郡犬牙相错，鳞籍联编，纵隔天河，潜通地轴。盼舟车之驾驭，载行旅以往来。彼毒焰之纵横，此恶氛之渐染。桐城内外，毒雾迷天，草野生灵，望风委地。嗟蜉蝣之性命，作鸿雁之哀鸣。所愿五邑名山，引祥云而遍覆；双江流水，化甘露以浓敷。乃集绅耆，共伸诚敬。效周官之逐疫，扫荡妖魔；赛楚国之迎神，肃清尘界。祥轮影射，寒生疠鬼之心；法鼓声沈，擂破游魂之胆。易才占夫且药，诗旋咏乎勿平。苟非得渡世之慈航，仗伏魔之慧剑，何以乘否极泰来之会，立乾旋坤转之功乎？

所以通淮关圣帝君目击疮夷，情关疴养，指琼台而下马，垂宝诰於扶鸾。为穷灾害之原，命结因缘之果，意以四郊战垒，英雄半昭沈埋；一纲灾区，生死何关种类。或关山万里，逆旅飘魂；或骨月[肉]一家，捐躯为国；或无儿之伯道，难延一线馨香；或骂贼之铁铉，竟入千秋鼎镬；或廓鸿声於宇宙，红尘堕浩劫之中；或著枭恶於邦家，黑籍隶阴诛之列。凡诸滞魄，共抱沈冤，随劫数以沦胥，讵区分乎兽善。善者知人谁不死，勘破机关关。恶者乃忿极而横，酿为妖异。诞登彼岸，非宝筏何以指迷津；普济众生，惟金绳乃以开觉路。故特扫月台之净地，施露泽於承天。赦命通关，卜九秋之下浣；树幡动鼓，诹十月之初旬。人第见烧爆竹则魑魅皆惊，散香花则魁魔共伏。洗月支之钵，则一城沐而灾消。薰弱水之香，则百里闻而祓。不知延沙门之法众，诵天竺之真言。结万善喜缘，广祈多福；度一切苦厄，大开法门。九天大会无遮，十八狱幽魂齐脱。更可破三生之孽，障鼓荡天机；开一片之婆心，轮回世界。谕孤魂之等众归女室与男堂。听说法於生公，点头大悟；得传经于天女，合掌鸣恭。发菩提心，省识不生不灭；运广长众，须知即色即空。分香积之清斋，含哺鼓腹；飨伊蒲之法食，义粟仁浆。翘道天堂，借阶梯於宝藏；脱身地府，凭忏悔於金经。晦气既消，祥氛自布；民登仁寿，化洽安平。不必饮鞠酒而延龄，不必服蓬羹而辟疫；不必写锺葵之影而群鬼消声，不必悬束艾之符而百灵效顺。吾想泉山秀挹，海国春融；干戈化日月之光，带砺享河山之福。甲科乙榜，龙虎同登；子妇丁男，螽麟衍庆。商贾入五都之市，利溥同人；农夫受百亩之田，岁歌大有。万家醉饱，共知让水廉泉；一曲升平谱出和风甘雨。

关于举办超度仪式的原因，上文说得很清楚，这是因为：“念近岁海疆多故，德邑被灾，燹火成墟，兵尘积野。”该文还记载：在不知如何解决危机的情况下，地方士绅请示了通淮庙关帝的旨意，关帝降旨，令地方官民“普济众生，惟金绳乃以开觉路”，期望通过这种仪式来“干戈化日月之光，带砺享河山之福”，重新造就“甲科乙榜龙虎同登，子妇丁男螽麟衍庆，商贾入五都之市利，溥同人农夫受百亩之田岁歌”等等泉州古代盛况。

这场超度亡灵的仪式，与许多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接触”而展开的“文化复振运动”（revitalization movement）十分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