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勇：世纪之交的上犹客家魂――以营前陈氏为例，19―20世纪上犹客家的精神变迁

营前之大前天：峒民的消失

凝视营前。

从南宋到清代，关于营前的史料一直延绵不绝，有着连续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通过梳理营前的历史，更细微具体地了解一个“客家”聚落的变迁史，进而分析“客家”文化的形成。正如当代学者黄志繁所指出的，大陆关于“客家”文化的讨论，却多以历史分析为背景，以“共时性”分析为主旨，很少从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进行村落层面上的个案式探讨，更缺少对具体“客家”聚落进行个案式的长期历史分析。非常幸运，营前所揭示出来的“客家”文化形成过程，在宋至清初才得以开发的闽、粤、赣边界山区应当有一定的普遍性。①

这样对“营前”聚落的了解，其意义就超出了营前和上犹，甚至超出了赣南，“上犹文化底蕴绵厚”也就得到了切实而具体的佐证。营前从南宋至今，土客籍争斗与相融贯穿着历史的长时段，成了今天的客家重镇，所以营前的客家魂完全可以涵盖和代表上犹的客家魂，它是上犹文化底蕴的重要组成。

这里，我们所说的营前是文化意义上的营前，即文化营前，也就是起源于中原的传统文化（正统文化）逐渐覆盖营前区域，并成为当地发展变化的主流文化的营前。

营前镇位于上犹县城西面77公里，距赣州132公里，是赣南西部一个边陲乡镇，罗霄山脉南段，人口31000人，南接崇义县，北接遂川县，西遴湖南桂东。广义的营前包括营前镇、五指峰、平富、金盆（今并入水岩）、水岩、双溪等五乡一镇。自古水路运输，云水河通陡水（现在是水库），汇入上犹江，经南康县的唐江圩达赣州，可抵达南昌和南京。过去崇义县的一半乡镇，唐江、赣州、遂川，以及湖南的桂东、郴州、陵县、汝城等地都在此地办货，商贸发达，因而赣南有“头唐江二营前”的说法。②从地理概念，人们说的营前，一般指镇政府所在地的营前圩。

营前一开始被称为石溪、营溪、屯头里、村头里，名字相当普通，但在“唐末节度使邑人（即本县人――李注）卢光稠在此建兵营，宋赠封卢为太傅，此地称太傅营，圩场称太傅圩。初始的太傅圩是个富饶的小盆地，如今被陡水水库淹没。营前地处湖南江西交界处，地势险要。此后，太傅圩逐渐叫营前圩。 ③

笔者认为，当某地某圩注入文化色彩，它就具有某种品格和超越性更会被世人接受而广为流传，称太傅圩不仅仅缘由卢光稠受到朝廷追封，更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太傅书院，为当地文人仰慕和聚集之地。也是这个原因，它后来被“营前圩”所取代：“明正德年间王阳明率军镇压桶岗、横水农民起义，驻兵太傅圩，兵营前便开辟为圩场”。④王阳明除了武治，还在此地办了书院――文功。从时间上，王阳明后于卢光稠；在官职及其文化影响上，王阳明比卢更为卓著。因而“营前”的称呼更富有文化色彩。

如果仅以卢光稠（他还是虔州即赣州的创始人）、王阳明这样的文化名人来概括和替代营前的文化内涵，显然是空泛的，只有着眼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就是从内部探寻其活力，一个发展的、有血有肉有个性的文化营前才能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嘉靖《南安府志》载：

上犹之缰域……溪洞广袤，而邑落其中，民以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唐天佑犹人卢光稠各虔州，黄廷玉议创上犹场……自创场迄今三百四十五年之间，群凶寇乡良民凡五十有三，而犯邑者十五。唯绍兴壬申邻寇乱境，邑令王同老谓居民非有根而难拨，何苦累其家而听其害，许乡邑之民自使奔于他处，寇平民归，不过火其庐而人物如旧，令喜，倡民起梁栋于煨烬……嘉定己已（1209年――李注），匹袍陈葵反，本路孙通判咎犹字有反犬，壬申（1212年――李注）改为南安县。

相对于中原传统文化，这里“群凶”（本地歹人）和“邻寇”（附近歹人）可统称为“峒寇”或“峒民”，属“化外之民”即没有开化的百姓，其文明程度远未有中原农耕文化那种水平。

峒，查《现代汉语词典》，只是表示某个具体地名，其它语焉不详，其实就是四周高山中间盆地即溪洞广袤的形象叫法。“车到山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峒的形象写照。据笔者1997年营前实地考察，匹袍就是蝙蝠的俗称，蝙蝠有两个大而有力的翅膀，当地人也称匹婆（称棉袄为袄婆），具体指的就是伯公坳――五指峰，那里多山洞，盛产蝙蝠，匹袍也就成了地名。大文学家沈从文1920年代以湘西为背景写的名著《边城》和其它作品，依然频频使用“峒”字，说明那里（湘西）文化形态一直比较复杂，延续着“山深而俗淳，亦以山深而穴寇”的状况，直到现代，苗民征而不服，也可以说，“峒民”在现代还是湘西社会的有机组成。于是沈从文发出：对苗民问题，应当有个新认识，纠正过去把“苗族同胞当成被征服者的错误看法”（《沈从文小说选•题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而在营前早就不这样叫了，这说明营前即使频有动乱，以农耕文化为底色的儒家文化即正统文化已成了当地的主流，也就是文明程度较高，寇乱始终主宰不了营前。

一则史料显示，鉴于当时（宋代）营前“化内之民”（纳入官府正式统治的百姓）与“化外之民”（峒民）的争斗不时发生的情势，甚至后者比较顽固地与官府对抗，“本司（朝庭――李注）昨置太傅、石龙两寨……寨兵不许承受差使，不许调遣移戍，专一在寨教习事艺。自立寨之后，十年之间，寇峒有所惮而不作。” ⑤宋朝还在营前设立书院以“教化”峒民。另一则史料是：当时南安“邑小事稀，官不必备”，正在裁减官吏，但保持了营前兵寨和书院的编制。[嘉定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西提刑司奏：“……乞将南安县丞阁下部省废却，以俸给补助新创太傅、石龙两寨及太傅书院地基。” ⑥也足见宋朝政府重视文化，在军事要地不忘文化建设，拿今天的话就是文武“两手都要硬”。这样一来，由于政府的介入，太傅（营前）便确立了以农耕――儒家文化为正宗地位，它虽地处偏僻也融入了中华主流文化。

在那时，中原文化虽是先进文化，其水平还是很低的，不可能有多少书籍，至多请儒者讲讲课，书院只是个文化象征精神象征，它象征中原文化权力、文化秩序和文化正统――文化殿堂开始在营前扎根。

透过这些史料，我们还可以辨识，即使建了书院，峒民与化民的纷争仍不时发生，书院只是表达中央政府树立儒家文化的权威，以儒家文化训化营前的意愿，落到实处还得靠当地士绅带头身体力行，并通过当地有名望的姓氏进入当地“峒民”的心灵。能办书院和能进书院犹如当今的研究生、博士，说明人的品味不同一般。因而当地的士林不可或缺。

朝庭没有停留在建兵寨书院上，而是以各种方式扶持南迁的有文化根基的如朱、陈、蔡等姓氏，让他们成为营前的主流――构建营前主流社会，朱、陈、蔡等姓氏为了在营前扎根，并且建立声望，也积极配合朝庭，获得朝庭的支持。他们占据了营前的中心地段，有圩场、兵寨、书院做支撑，而且他们之间联合大于争斗。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根基，朱、陈、蔡的生存发展迅捷，取代了当地峒民而成为当地正宗，文化秩序得以建立。就是地处营前边缘山区的峒民也被归顺和同化，都以朱、陈、蔡即中原文化的标准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跟当今时代落后弱小的民族追逐强国文化标准的心理是一样的。在后来不断进入的客家面前，他们就成了“土著”了。

确实，自南宋以来八九百年历史的朱、陈、蔡这些营前世家，完全有资格以土著自称的。这样在营前“峒民”或“峒寇”的俗语称便悄悄消失了。这是时代的进步，当然也是营前的进步。

于是争斗与和解――开始体现为朱、陈、蔡与当地峒民的争斗与和解――在争斗中趋向和解应该是营前历史的强劲旋律，其结果，一，和能生财，促进了当地经贸的发展，营前贸易重镇得以形成；二，先后进入营前的各姓氏几乎都经历过“斗争――融合”的曲折，似乎后入者都打败了先入者，但后入者最后打的还是树中原正统文化的旗帜。但这种正统文化或传统文化也汲取了新的时代气息和阳光雨露，在变化中壮大，在壮大中变化。三是中原文化的主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并化为营前人的行为准则。

在黄志繁先生对赣南聚落营前12-18世纪的社会变迁进行梳理之后，“至今人们看到的营前的地域文化，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客家文化’，乃是自宋至清经过一系列‘峒寇’、山贼、流民与官府、土著的冲突与融合而形成的。”这符合客观事实。

然而，笔者不太同意他的一个结论。他说：“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只依据族谱资料，把陈、蔡认为是中原迁来的世家大族，而不是由山居的‘峒寇’就地转化而来的呢？” ⑦就是说，黄先生把宋代到营前的两个有经济和文化实力的陈、蔡看作是由当地的“峒寇”转化而来的，对“客家”源自中原正统血统的说法提出挑战。也许在别的地方能找到“峒寇”即另一种意义的“客家”的相关资料，但在营前，陈、蔡（还有朱）确实是自觉怀抱中原文化血统的世家，他们以各种不同的原因先后来来营前，在成为本地望族之前并没有倒退为“峒寇”。有中央兵寨和书院传统的营前，欠缺文化根基的“峒寇”怎能胜出为当地世家呢？

于是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寻。本文正是向着“村落层面上的个案式探讨”方向掘进，营前陈、蔡两个姓氏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中。

营前的前天：陈、蔡的反“客”为“土”

乾隆《上犹县志》说：“赣、南二府，自明季粤寇流残焚杀已甚。”（卷十《艺文志》）这说明中央政府凭靠当地朱、陈、蔡等旺族建立了文化秩序，本地的“峒民”已归顺，官家已把闹事者称为“寇”，但主要来自广东和营前周边地区的流民（包括农民起义）争夺生产生活资源的斗争（有其正当性的一面，也有非正当性的一面）不断发生。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帆风顺。首当其冲受到流寇冲击的当是成为了望姓的朱、陈、蔡。

让我们探寻一下朱、陈、蔡反“客”为“土”的过程。

只要你进入营前，就能听见“朱、陈、蔡是土著”的说法。中国文化里对排列先后是有讲究的，笔者揣测，一定是朱姓先来，而且以其经济和文化实力成了营前的望族，后来的陈、蔡经过一番跟朱姓的较量，达成了和解，和解之前一定有新来的姓氏虎视眈眈，于是三姓以各自的文化根基形成了“统一战线”，朱、陈、蔡成了土著的代表，即本地人，构成了营前的一道文化风景。

据罗勇先生实地考察，“朱氏族谱已不存……（据一朱姓老人介绍）朱氏于南宋年间从豫章迁入，石溪、王龙、黄龙坝、樟树村、巷子角等村均为朱氏所建。后朱氏衰落迁散。” ⑧

依当时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建村子须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发展起来更须得众人的认同，有如此建树须好几代人的努力，决不是可以随便乱建的。这也说明朱氏在当时是营前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朱氏有文化凝聚力。至于后来衰落，当在明朝末期和清朝（恰恰在明代，蔡氏的发展达到极盛）。凡姓氏迁移不外这么几种原因：一是躲避战乱和天灾人祸；二是由中原（中央政府所在地）派到各地做官或流放，一个家族为此搬迁；三是躲避上级的委派（所谓得罪不起但躲得起，当时也容易躲），像陈氏就属这种情形。（据乾隆甲辰[1784]春镌《营溪陈氏重修支谱》载，陈氏原居金陵[今南京]，八世祖名徽，僭称吴国，欲招陈徽为幕僚，陈徽不肯为吴所用，遂捻携老幼由金陵徙居泰和柳溪，并改名为晖，以匿迹。⑨）而且都不是一步到位的，即使迁到江西境内，也还是一迁再迁。像陈氏不与最高权力合作，选择隐逸，正如著名学者李欧梵所说，“中国古代与自我流亡最为接近的是隐逸，或是自动退出政坛而保持自我的完整性，或是因为王朝更迭，时代动荡，为求自保而自动退隐。然而，通常的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寻求隐逸的雅致的道路，事实上就是回归家园，沉湎于艺术、文学和学术的文化追求。这种姿态部分地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正好与儒家入世的风气相对。”（《身处中国话语的边缘：边缘文化意义的个人思考》）这又雄辩地说明，朱、陈、蔡有着中原文化的根基，决不是当地峒民。

笔者揣测，朱氏衰落也有一个过程，其主要原因一是明朝宫廷内斗，争权夺位，朱家人分房族派系，追杀自家人，而且要赶尽杀绝，据说朱元璋一个儿子当年就流落赣南。接着清朝（满族）更是对朱氏不客气（朱氏是前朝皇室），三是支脉外迁，由于住不顺或另图发展，朱氏后裔迁往它地。当地人说朱氏的覆灭缘由后来新来客家的一次剿杀，以至族谱什么的没有留下，此说不一定准确，遭剿杀的也许是朱氏已经衰退的大本营，此前散住在营前各地的朱氏也许早就走散了。笔者仍相信以后还是能找到营前朱氏更为清晰的“足迹”。不管怎么说，朱氏对营前是有文化贡献的，给营前留下了文化印记。

蔡氏原居福建莆田，是北宋书法家蔡襄之苗裔。南宋时，有衡道公为宦江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