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时远：中华民族：从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论述展开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民族概念，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产物。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理解，经历了晚清、民国时期的种种纠结，是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科学解读。这种解读，不仅超越了西方国民成分单一性的“一族一国”观念，也超越了苏联缺失“国家―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联盟的实践。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建设中华民族大家庭，需要努力缩小“大家庭”成员之间的发展差距，建立中华民族大家庭平等共享的物质生活田园；需要切实尊重“大家庭”成员之间的文化差异，以中华文化认同为宗旨构筑中华民族大家庭亲情团结的精神生活家园，这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两把钥匙”。本文以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为主线，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等同汉族、中共对中华民族的诠释、中华民族大家庭及其建设等五个方面，立足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论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关 键 词：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 大家庭 “两把钥匙” 中华文化认同

作者简介：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郝时远，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从事民族问题、民族历史等研究。

在当代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时代最强音。因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在中文话语中，虽然“中华民族”一词出现于20世纪初年，但是其形成和发展却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们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2]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报告中论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别强调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大一统”观念，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因俗而治”的智慧，认为“这种维护统一而又重视差别的理念，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3]32。因此，从中国的历史过程去认识中华民族形成的内源动力，从中国的现实去体会中华民族发展的整合机制，是深化研究中华民族作为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立足点。

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在现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研究中，费孝通先生凝练概括的“多元一体”民族观，无疑是深刻把握中国历史“大道”最杰出的思想贡献。先秦时代“天圆地方”的东、西、南、北、中之域，生活着“五方之民”的“夷”“戎”“蛮”“狄”“华夏”。而“五方之民”的互动关系，也因此成为中国形成“大一统”王朝的内在动能。如果说西周时期确立了以礼乐制度折服天下诸侯的“周礼”，那么东周时期周天子之于诸侯“共主”的权威已被束之高阁，“五方之民”展开了春秋战国争“天下”的竞争。天下“万邦”“万国”的分立，中原“诸夏”的争霸，“四夷”内化为“夏”的互动，孕育了“天下统一”的新格局。当时，所谓“周之同姓诸侯而克永世者，独有燕在焉”，而“吴、楚、秦、越皆蛮夷之国”[4]。虽然秦国是吸收了西戎成分的诸侯大国，但却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奠基者。

秦汉以后的中国，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群雄争霸。从“三国演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六朝”格局和五胡十六国，这些“五方之民”的后裔交相演绎的纷争，无不以“争天下”为目标。“天下”不是一个封疆裂土的地域空间，而是一个皇权统治的中原王朝。所谓“中原王朝”，代表着中国自秦汉统一以后的权力正统，但是谁来做皇帝则不再限于是“夏”是“夷”，或打着“汉室宗亲”旗号的匈奴后裔是否血统纯正。隋唐王朝的大统一，即是“一个接纳、混合各方传统的新王朝”[5]。其皇室宗亲中的“戎”“狄”血统无需赘言。在中国的历史中，虽然有东晋时期道士顾欢毁诽佛教的所谓“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滥用夷礼”之说[6]，但没有发生过伏尔泰描述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那种现象：“优美的拉丁语被20种蛮族的土语所取代。……各行省的竞技场、圆形剧场换成了茅屋。”[7]308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研究中，解构“大一统”的历史观点颇为流行，或者认为“大一统”掩盖了地方史，或者认为“大一统”遮蔽了民族史，所谓“大一统”的“话语霸权”之说不胫而走。但是，“大一统”确实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中原王朝存亡绝续的内在机理。翁独健先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着重指出了秦汉、隋唐、元朝、清朝四次大统一，这无疑都是中国历史最重要的节点。而且关键在于这些“大一统”的王朝，都包含了“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正如中央民族工作会所论述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3]26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元朝的统一，“领土之大，超过汉唐盛时，奠定了后来中国疆域的规模”[8]。

对此，一位美国人类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坚守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即“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有人民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这种“‘中国’的观念经久不衰”，而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将这个梦想变为了现实。[9]虽然时至今日，源自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肢解、分裂中国时期的“满蒙非中国”之论，依然通过学术话语发出历史回声，甚至质疑元朝是否属于中国王朝的声音，与美国“新清史”学派中质疑清朝是否属于中国王朝的声音交响。但是，认为“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元朝之后，明朝的“‘中华’以大元汗国为镜，吸收了其他国家模式变身为‘巨大中华’，以至明清及民国、当代”[10]。其实，这是一个中国古人早已解决的问题，二十四史作为“大一统”王朝继承性的编修传统，揭示了中国古代的“王朝认同”。当代人们关注的所谓“全球化症候”中的“认同”(identity)问题，其实“比我们对它的任何可能的表达都更深刻和更具多面性”[11]。其中，不可忽略的是从来就存在的中国历史上的认同。

这种历史认同，基于对“大一统”的目标追求，这是一种“多元”对“一体”的认同。而且在所谓“四夷”具备的“争天下”能力中，不仅在于他们的强弓劲弩，而且在于他们“称中国位号，方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12]。在这方面，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遥远中国的历史规律认知，可谓颇有见地。他认为，兵强将勇的游牧民族以武功争得“天下”，但是实施统治“仍只得屈服于被他们夺取了皇位的国家的法律”。因为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7]212、216。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的精神“基因”。所以，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13]对中国“大一统”历史传承的“基因测序”，才能把握中国从哪里来和走向哪里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史的国家统一，并未因自始存在多民族而改变，元朝、清朝尚且如此，“更早的胡人入侵，非但不是分裂中国，事实上反而是导致中华帝国的重建与再统一。”[14]“天下统一”之大道，“因俗而治”之方略，“和而不同”之目标，贯穿了中国的历史，这是中华文明传承不懈的内在逻辑。“五方之民”及其后裔共同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就是“五方之民”及其后裔构成的“多元一体”，即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然，就“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而言，它并非是一个具有原初意义的民族共同体，而是中国近代遭逢西方列强侵略，在救亡图存中以西方民族―国家观念凝聚和塑造的“国民”共同体。因此，如何认识和解读这一概念，同样是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关键词。

二、中华民族不等同汉族

“民族”一词，是中文古汉语固有的名词。[15]上文所引东晋时期顾欢所称“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是指中原汉人的族属未变却改信佛教、“滥用夷礼”。而唐代皮日休所说“上自太古，粤有民族”则是因“见南蛮不宾天下”[16]。其“夷夏之辨”的“民族”指称无可争辩，“化内”“化外”皆可称为“民族”，这是超越古汉语“氏族”“宗族”“部族”“种族”局限的一种“民以族分”的泛称。因此，所谓“民族”一词不见于中文古汉语之说，或者“民族”一词系由日本人用“民”和“族”两字构造之论，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古代文献虽然没有对“民族”一词作出定义性解释，但是对“夷夏”之别的群体差异之论却比比皆是。源自先秦时期有关“五方之民”因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他们的饮食、衣着、民居、器物、工具相异，“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等差异的论说[17]，即是对构成中国古代原初“民族”基本要素的解读。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包括“民族”“种族”“革命”“政治”等大量的中文古汉语单词，在日本人对译西文时赋予了新的含义，并不等于泯灭了中文古汉语的原意，更不意味着要以日本人的定义来解释古汉语的“民族”。所以，也不会有人愚蠢到把“粤有民族”理解为“广东有民族(nation)”。

在近现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中，解读中文“民族”一词引起的争论一直没有休止。其中纠结最多的问题，是如何对应以英文为代表的西方民族观话语。清末梁启超从日本引进西方民族观时，以“中华”和“民族”的合一，概括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其含义的指向是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所构建的国家―民族(state-nation)，即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民族称谓――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不过，他所求助“东方道德、西方技艺”的日本“东学”，对现代民族的认知深受德国政治思想和国民成分单一性的种族观影响。日本人认为：“德意志语所谓民族者，谓相同种族之民众。国民者，谓居住于同一国土内之民众，故有一族之民分居数国者，亦有一国包含数种民族者。”[18]因此，所谓“相同种族之民众”的民族观，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尤为深刻。

在进入20世纪之际，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带来的屈辱，已经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国家“技不如人”的自卑，转变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皇家“种不如人”的怨愤。这种指向清朝满族统治上层的激愤，使中国传统的“种族”意识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被赋予了西方通行的种族(race)优劣意义。而中国“五方之民”及其后裔不具备种族“肤色”差别的典型特征，则使血统意义上的“皇汉人种”成为了有别于“蛮夷戎狄”的种族想象。这种意识激发的社会精英响应，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民族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社会动员中，最重要的口号即是“排满兴汉”。虽然在辛亥革命进程中，孙中山意识到即便当时是汉族皇帝当政也要推翻。但是问题在于，辛亥革命解决了“排满”的问题，但是没有实现“兴汉”的目标。孙中山的对手虽然不再是满族贵族统治势力，但却是浸淫于封建王朝政治传统中历练几十年的汉族官僚袁世凯，“兴汉”成为“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