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成俊 张海云：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

［摘要］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关键词］费孝通；甘青民族社会；考察；构想

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的两个时期的民族研究经历呈现出非常清楚的脉络。1935年至1957年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实地调查阶段，他先后完成了《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述，先后参与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到贵州、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获取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从1980年至其逝世，是费孝通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期，这一时期他在继续关注南方少数民族的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北民族地区，先后赴新疆、宁夏、贵州、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对在民族调查研究中的问题作思考、提升和总结。①也正是在这第二时期，费孝通对甘青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学术关注，从理论建构、研究理路和发展模式等多方面进行了学术构想，并积极推行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多种构想。从1984年以来，费孝通12次到甘肃考察，①2次到青海考察。在西部大开发的适当时机，他进一步思考和研究西部民族社会的发展路径，通过对甘青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详细考察和理性认识与思考，提出了有别于苏南、温州、珠江等内地社会发展模式的多种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费孝通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探讨其对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从而整理出费孝通研究甘青民族社会发展的思想脉络和学术贡献。

一、考察与构想的理论基石

费孝通在其学术生涯第二期中，在继续民族研究之余，仍在努力阐述一种观念，并力图使之推广成为一种普世共识，即：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统一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断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论述，还是一个现实的阐述，更是对将来的一种期待。②他在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及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时，认识到民族是分不同层次的，认为中华民族不能等同于56个民族。他以中华民族指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3亿人民，认为中华民族包括的56个民族单位是多元的，中华民族是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阐释清楚了中华民族与56个民族之间的层次关系。并且他论证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特征是：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民族间的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是凝聚的核心，少数民族不断给汉族输入新鲜血液，同时汉族也充实着少数民族。③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思考，也是费孝通考察研究西部地区和甘青民族社会微观叙事的理论基石。在对甘青地区的访问、调查和思考中，他始终将各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联系和融合作为问题的出发点，打破民族隔阂和民族偏见的藩篱，由此消除当地民族的发展疑虑，提出有助于当地社会发展的建设性意见。他对地方社会的具体构想也体现出了这一理论所包含的宏大愿景，如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设想，把多个民族容纳在共同经营的经济开发区中，并未因民族成分的不同和省区的区隔而要单建各个民族的经济开发区。他的多民族经济开发区设想试图将具有不同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的民族纳入到由经济纽带作联结的一个共同体中，让各民族求同存异，发挥本民族特长，重新形成一个由业缘关系组建的新的认同群体。同样，他的其他设想，如甘肃临夏和青海海东经济协作区的构想、“两南兴牧”的经济发展思路、“两西牧本农业”的考察总结等诸多设想，都广泛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真实内涵，并把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嵌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他一向认为我国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最后还得依靠减少直至消灭民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④也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他在对甘青民族社会考察时，将现代化与民族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多次谈到现代化的紧迫性：大西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以牧业为主的，牧业的现代化必然是最大的课题，改变牧业结构，第一步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打破牧区的自然经济。①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目标是为广阔的青藏高原建立一个牧业现代化的前进基地。②牧业现代化主要是使畜产品成为加工工业的原料。发展纺织、皮革、食品工业才能把牧业带进现代化经济。③在设计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的步骤时，他根据甘南藏族自治州在藏汉交界的特殊位置，将其视为是整个藏区的桥头堡。在考察和访问甘南时，他对民族关系及“现代化”的表述是“：我来甘南时间短，但学到了不少东西，你们在这里责任很大，要看到自己不仅是藏族，而且是藏族现代化的先锋，要想到藏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重要成员，藏族地区现代化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藏族地区的现代化要从你们这儿先走一步，用你们来带动西藏的现代化。”④他将商品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商品流通，如在《开发甘南的意义和建议》一文中阐释“：如果现代化和商品化是不可分割的话，甘南藏族已经在藏族地区起着商品流通的作用，为现代化开了门。”⑤弥足珍贵的是，费孝通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并未像西方一样一味追求掠夺式开发，而是基于对实地调查的理性分析。对此，他阐述：“我这几年就是想研究怎样把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或者叫做‘边区开发’。我一直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是民族本身的发展，不能脱离开民族的发展来讲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否则会走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道路。这几年我走了很多民族地区，到过包头，也去过海南岛，在一些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看来整个民族地区可能发展、进步了，但这些地区中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些地区的资源被开发了，但是少数民族没有得到多大好处。这些现象一定要避免。应该是通过发展少数民族本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同时也不排除国家资源的开发，不排除用外边的劳力去开发，但是一定要把当地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提高起来。”⑥费孝通的阐述表达了知识分子对西部民族社会的真诚的人文关怀。历史上的西部是民族接触、民族融合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这里民族成分复杂，民族文化传统异彩纷呈。这里和东部地区相比，存在经济上的差距，如何让这里的民族既在发展中得到经济实惠，又做到民族文化素质的整体提高，是费孝通的深度思考，他的上述话语至今仍是西部民族社会发展的宗旨。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使费孝通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学术生涯第二期中发下“志在富民”的心愿，目的就是让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老百姓尽快富起来。⑦在对西部开发的人文思考中进一步体现了费孝通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意识，他倡导的西部地区的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体现了一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在与方李莉的访谈录中细致而全面地阐述西部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及与之相适应而应采取的发展思路：“我认为对西部的开发，应该是立体的，其中不仅是包括经济的开发，也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也就是说，我们发展西部的经济是对的，当年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宝贝，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替我们流传下来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源。切实地说，在西部地区的这一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过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优秀人物，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人文的资源在这里边。之所以称之为资源，就是其不仅是可以保护的，而且，还是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发展、有所作为的。因此，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下，我们一方面要发展它的经济，繁荣它的市场，使大西北的发展和内地平衡，甚至超过内地。与此同时，还要保护其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平衡，不仅如此，对于已经遭到了破坏的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还要加以修复和再造，甚至重新发掘。因为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也是一种资源，一种财富，而且是一种难以用人工制造的财富和资源。”①这是费孝通文化自觉的真实表达，他不执着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将经济发展与当地生态平衡维系在一起，号召人民努力创造跨越式发展、持续发展和和谐发展。费孝通的文化实践和文化自觉是对先秦以来儒家实践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对甘青地区的考察中，他难掩“治穷致富”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与此同时，又传达了对西部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开发的前瞻性思考。而对甘青民族社会发展模式的设想是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宏大叙事为理论框架，他所阐发的发展思路都是在此理论框架内展开和推行的。

二、甘青民族社会的研究理路

费孝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积极倡导实地调查的风气，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应该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和民族特点的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入手，实地调查，是他学术研究的根基。他在云南内地农村八年的实地调查研究中，积极吸收和总结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结合乡土中国的社会实际，逐渐在社会学本土化过程中探索出一套独具特色的“费氏本土方法论”。②在对甘青民族的研究中，他一如既往地践行实地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在《撒拉餐单》一文中有这样的表述：我这几年多次去甘肃、青海，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处于青藏牧区和中原农区之间的那一条历来是农牧桥梁的陇西走廊。③《海东行》一文记载：他于1987年8月8日至17日如愿第二次去海，在十天里，走访了少数民族聚集的海东六县，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上次去青海后整理《临夏行》那篇考察报告时，便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有些想法，后来到海南黎族自治州考察时，这些想法深化了。这次再来，种种想法明晰起来，也丰富多了。④他对青海西宁、海晏、青海湖一线和海东一线的两次考察形成了关于当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数篇考察报告，报告中的经济发展设想都得自对本地民族的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的考察和理论总结，当地的经济发展思路也正是在他的学术设想的支持下逐步推进。循着实地调查的研究理路，他的学术足迹遍及甘青两省交界处的多民族聚居区。1984年，去甘肃定西考察种草种树。1985年8月，再次组成专家团考察定西，途径临夏回族自治州，打尖整宿，随后沿着洮河流域单独南行，前往甘南藏族自治州，考察了合作市舟曲县的白龙江林业、夏河县的拉卜楞寺，并提出了一系列甘南现代化的构想，包括区域间和民族间在牧业上的协作、教育先行和联办学校、牧业商品化和市场化等。1986年8月再访定西时，又到临夏州府停留了一周，详细考察了临夏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上活动过的民族和现存的民族，从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上将临夏回族自治州所处的地带命名为“陇西走廊”，在经济发展的设想上肯定了“劳务输出”带给本地的经济效益，并从历史上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临夏和青海海东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展望古河州地重兴“茶马互市”和重开“丝绸之路”的前景。1987年8月10日访问海晏县，顺道游览青海湖，8月15日从青海西宁动身前往甘肃的临夏，路过两省边界上的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住宿两天，考察了与撒拉族渊源颇深的骆驼泉，并在补记的考察报告中细数了“撒拉餐单”的文化内容，把“撒拉餐单”定位为尽收其美的多民族的综合体，①尽释“撒拉餐单”蕴含的多元性和一体性文化内容。走访海东八县，特别访问了互助土族自治县，摸索海东和临夏商品流通的渠道，构建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费孝通在甘肃一线的足迹历经定西、张掖、白银、金昌、西成、连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