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烨：“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影响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民族交往有着诸多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的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伴随着民族交往的扩大，我国民族关系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从短期看，“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民族交往，从而使民族关系面临新情况。从长期看，“一带一路”战略为各民族成员的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针对“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交往以及民族关系产生的影响，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例如开展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宣传教育，增进各族群众相互了解；在民族地区大力开展城镇化建设，为促进民族交往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创造条件；在民族地区建设中心城市，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居住格局。

关 键 词：“一带一路”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  民族关系

“一带一路”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党和政府着眼于世界格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既是我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随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一带一路”战略已经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一带一路”战略将对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目前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重庆13个省区市，完全覆盖了我国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民族八省区(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基本囊括了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聚居地区。[1]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一带一路”对民族地区特别是边疆地区是个大利好，要加快边疆开放开发步伐，拓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新空间。[2]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使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而且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推动东北、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中原腹地、东部发达地区的交流交往。基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的分析，这种地缘经济交往的扩大必将带动东、西部各民族间的交往，从而促进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交往的提升，这将对我国民族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交往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和行为。民族交往即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往来，表现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贯穿于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对民族交往有着许多论述，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论证了人类社会将由民族交往发展到世界交往的观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论述了部落交往是形成单一的民族的先决条件；列宁在阐述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时提出了民族交往将日益频繁，从而促进了国际统一的形成；斯大林在阐述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也强调了交往的意义，提出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才能形成民族。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我国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民族交往的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相关意见。综合而言，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交往是形成单一的民族的先决条件

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提出：“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3]恩格斯认为交往是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在部落交往的促进形成了部落联盟，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民族。正如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所写：“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4]斯大林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首先因为他们不是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域。只有经过长期不断的交往，经过人们世世代代的共同生活，民族才能形成起来。”[5]

(二)民族交往是加快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通过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往来，可以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技术和生产经验，从而提高本民族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加快本民族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工场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法兰德斯)的历史前提，乃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6]广泛的民族交往，不仅为工厂手工业的初次繁荣创造了条件，也促进了工厂手工业生产模式的传播与发展，从而带动了相关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指出：“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扩大了交往，从而使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高涨。”[7]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战略将使我国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迎来新的历史机遇。

(三)民族交往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交往可以打破狭隘的内部交往关系，实现人类更大范围内的交往，通过交往相互学习，从而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例如，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民族交往时提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8]马克思认为即便是民族之间的战争，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相对于民族之间的战争，“一带一路”战略以和平相处、互利互惠的模式，把整个欧亚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亚欧非各国可以在这条利益一致的纽带上共同发展，因此赢得欧亚非大多数国家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

(四)民族交往是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民族交往愈加频繁，民族交往程度越高，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越强，民族关系也将因此而得到改善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9]说明民族关系的发展与民族交往程度有着直接的联系，民族交往的扩大有利于民族关系的良好发展。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可以加快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推动民族间的交往，还可以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

(五)民族交往是实现民族融合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民族一般会融合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不论哪一方在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取胜，其结果都是如此，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恩格斯曾于《反杜林论》中提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0]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写道：“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11]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的发展过程之中，民族交往有助于消除民族差别，从而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列宁也认为民族交往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消除民族隔阂，而是为民族融合创造条件。1916年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12]列宁认为民族终将消亡，实现民族消亡的途径是民族融合，实现民族融合的途径则是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只有促进民族交往才能为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创造条件。因此，列宁提出无产阶级应该“支持一切有助于消灭民族差别、消除民族隔阂的措施，支持一切促进各民族间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促进各民族打成一片的措施”[13]。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战略通过促进民族交往，能为消除民族差别和民族隔阂创造条件，因此这一战略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一种间接的影响。“一带一路”战略首先将进一步扩大我国各民族间的交往，伴随着民族交往的扩大，我国民族关系将面临着新的挑战。从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对我国民族关系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影响。

(一)从短期看，“一带一路”战略将加快民族交往，从而使民族关系面临新情况

民族关系是各民族成员在交往中发生的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当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民族关系势必受到影响。“一带一路”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将对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民族地区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极大促进民族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民族地区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我国共有2.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其中近1.9万公里在民族地区，占所有陆地边界线的86％。我国共有138个边境县(区、市)，其中109个在民族地区，占所有边境县(区、市)的80％。涉及“一带一路”的中国和周边邻国如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老挝、缅甸等已有或规划的铁路、公路互联互通项目，大多从民族地区出境。因此，“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而且必然带来民族交往的扩大，这种民族交往既包括了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包括了我国各民族和其他国家的民族之间的交往。

马克思主义民族交往理论认为，民族交往是加快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受“一带一路”战略的影响，未来我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将进一步扩大，各民族间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频率也将进一步提升，这对我国民族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民族关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果在短时间内出现民族交往的迅速扩大，在相关准备工作还未到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因为不同民族间的不同文化、不同观念的冲突而产生一些民族纠纷。在民族交往过程中，部分汉族群众由于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缺乏了解，以及少数民族群众之间也因为缺乏彼此的相互了解，一些人习惯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来衡量、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容易产生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和歧视。[14]如果处理不当，这些民族偏见和歧视容易诱发产生民族矛盾和纠纷。此外，“一带一路”战略将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带来外来文化，从而与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会受到挑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民族成员发生心理失衡而动摇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的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