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维伟 文晓波：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与费孝通研究民族的思想维度

内容提要：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建构包含三个层次，费孝通的学术成果作为第三层次是对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贡献，而且为第二层次理论的顶层设计提供了科学依据。费孝通作为民族研究领域的大师级学者，他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研究中国民族，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边区开发和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民族“文化自觉”的理论等学术成果。这些成果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完全契合，将其视为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组成部分是可以肯定的。

关 键 词：民族理论本土化/费孝通/民族思想

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是不可回避的命题，而这个理论的来源具有多层次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了四次民族工作会议，每次会议是对民族工作的研究部署和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理论本土化的总结，而后者不能不说与费孝通这样一些大师级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费孝通在回顾学术选择时说：“首先是我在政治上积极拥护民族平等的根本政策，愿意为此出力。”[1](253)可见，费孝通民族思想的形成有鲜明的政治认同，将他的学术成就视为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组成部分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费孝通致力于将民族和民族社区作为他一生的学术工作主线，通过深入实际直接调查，使他的研究成果不落虚空，有很强的解释力和生命力。重温费先生的著述，研究他的民族思想和他对中国民族理论的贡献，对理解和指导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不乏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建构的三个层次

在我国的民族学学科下有一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其中，民族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民族理论。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要与时俱进地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寄望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先导解答身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问题[2](291)。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命题。费孝通赞成这个主张，他甚至认为中国化的理论和道路“背后一定有中国文化的特点在起作用”[3](60)。就民族理论的本土化而言，他认为民族在中国是客观普遍存在、世代相传、颇具认同感的人们共同体[1](254)。中国的民族形成和民族概念的界定与西方所谓的民族存在不完全相同的含义[4](109)。

回顾民族理论本土化的历程，不难发现构成中国民族理论体系的来源包含三个层次。

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代表，在经典著作中认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这些基本立场和方法应该坚持和奉行，属于基本理论层次。如今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问题上，存在两种违背本土化的现象：一种是继续沿袭对经典作家著述误解误读的说法；另一种是鄙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只有西方的某些学科才是分析民族问题的工具，出现新形势下的“言必称希腊”现象。实际上，前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片面化、主观化、教条化的表现，不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真实含义；后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与民族理论本土化道路背道而驰。因此，深化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典原著的研究，并做出符合时代的解读，仍然是中国民族理论的一项基本任务。

二是以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代表，针对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民族理论。这是指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正确的理论。应该说这个理论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开创，它包括党在那个时期主张的民族统一战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区域自治等理论，这些理论已经被历史证明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更加系统、全面和完整，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体系，包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民族平等为立国的根本原则，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把民族问题治理纳入依法治国的范畴，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两个共同”目标等。党的领导集体创立的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具有统领民族工作的指导价值，属于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上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民族关系之所以能保持和谐的局面，这不能不说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坚持和发展党的民族理论，总结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在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中国民族理论，这些仍然是民族理论本土化的重要任务。

三是以专门从事民族研究并形成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丰硕成果的著名学者为代表，他们的理论成果构建起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思想，在学术话语和实际应用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属于民族理论来源的第三层次。由于这些理论源自科学的方法和认识，符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同样具有解决民族问题的指导价值。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三个层次都以民族和民族问题为研究对象，后两个层次还以研究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研究中国民族问题为己任，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治理民族问题提供理论支撑。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过程中，三个层次共同组成中国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缺少任何一个层次都是不完整、不科学的。当下中国民族理论要坚持指导思想不变，加强对经典理论的研究，做到准确地继承，避免脱离实际的教条化倾向。第二层次的民族理论有把握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全局的指导意义，需要认真解读领会和落实在民族工作中，把这些理论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导向的理论依据。由于党的领导集体的主要精力在于统揽全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都把精力主要放在研究民族问题上，实际上第三层次的理论成果往往转化为第二层次的理论决策，成为解决民族问题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民族理论的第三层次中，费孝通称得上是民族理论本土化的担纲者。他的诸多学术贡献和理论成果被国家所采纳，甚至成为看待不同民族和文明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费先生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丰富而珍贵，前人侧重对他的学术生涯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理论的学术评价。其实从民族理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费先生涉及民族理论的成果十分丰富。倘若沉潜深思费孝通研究民族的范式，不难看出他是从历史、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入手的。文化有一主体，此主体即民族，民族又是由文化而融成，文化则由民族的历史和社会具体表现出来，因此，历史、社会和文化是观察民族的最佳视角。概而言之，费孝通通过历史的维度，创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通过社会的维度，研究边区开发，提出民族共同繁荣的理论；通过文化的维度，创立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这些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的理论，对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国情中的民族状况和问题，是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与中国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完全契合[5](25)，所以，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本土化的重要成果。

二、从历史的维度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费孝通最早接触民族研究是在1935年，此时他在大瑶山的调查中已经观察到瑶族是有民族认同意识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和民族识别工作，开始真正思考和探索“民族”认定的理论问题。他认为，中国的现实给了我们学习民族理论的好机会，这时他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民族，并将经典理论与中国民族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对民族理论的一些思考。费先生认为，民族社区调查实践证明，民族并非想象或虚构概念，而是人们世代集体生活形成、发挥重要作用并客观存在的社会实体[1](255)。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关心民族概念和民族实体的研究，费孝通把这一研究视线延伸到“汉族对其他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和“怎样看待‘中华民族’”两个问题[1](261)。说到底，这是中国民族理论应该阐释清楚的两个问题，因为它涉及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及如何界定不同层次的民族、如何理解中华民族由自在向自觉转变等问题。从认识论上看，民族是在人们共同生活经历中逐步形成的，但在历史上又是经常有变动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众多民族为我们厘清上述关系和认识民族变动的规律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从方法论上看，这些又属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任务，但民族理论学科又必须与其他学科相结合，通过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相结合，最终形成本土化的民族理论成果。费先生坦言，弄清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描述一部中国民族通史，这也是他从事多年民族研究的夙愿和目标[1](264)。1989年，费先生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论文，这一成果从学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为巩固和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提供了学理依据。费先生说这个理论“是从研究中国民族的现状和历史的实践中得到的”[1](264)，正因为如此，它的科学性和学术生命力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民族理论把揭示民族产生、交融、演变和发展的规律作为学科研究的基本任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阐释的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发展规律，以及与各民族的关系，这些与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范畴完全契合。民族理论学科把学术成果服务于社会作为己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当然可以转化为培养公民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体系，成为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意识培育的内容。因此，这个理论有非同一般意义的学术价值，可以视为中国民族理论本土化的标志性成果。费先生从历史的维度构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归纳起来，要点如下。

(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

它包含三个主要论点[1](263～264)：其一，中华民族包括中国疆域内相依共存、不可分割的56个民族实体，而且各个民族实体形成了共同的高层次的、休戚相关的感情和道义，即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56个民族构成了“多元一体”格局的基层，而中华民族是高层。这样，民族认同意识就存在多层次性。其二，汉族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费孝通先生认为，汉族在多元基层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黏合剂作用，将56个多元、分散的民族凝聚成中华民族一体。该理论还阐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生存空间和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论”和“本土论”观点。其三，多层次的民族认同并行不悖。高层次的中华民族认同并不排斥低层次的56个民族认同，他们在各自的认同层次自由发展，并形成了文化多样、语言多样统一体。因此，高层次的民族内部是差异的一致和“一体多元的复合体”。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延伸出来的观点

1.民族是一个客观普遍存在、世代相传、颇具认同感的人们共同体。长期的共同生活、共同的语言，使得民族成员怀有强烈的共休戚、共荣辱的一体感，形成了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民族是客观实在的社会共同体而非空洞的概念。民族成员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就是民族意识[1](254)。费先生的著述中没有对“民族”专门下定义，但他不回避民族理论研究必须关注“民族”这个核心概念，他表达了自己源自对中国民族的广泛接触和深入研究后的观点，并深有感触地说：“套用西方的民族的概念确有许多困难”[6](197)。这足以说明未深入接触和研究不同国家的民族，只做书斋式的概念讨论是空洞的。

2.民族形成和民族认同意识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