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李静玮地方社会孕育的习俗传说――以明清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为例

内容提要：湘潭人嗜食槟榔，于当地形成槟榔文化。但槟榔并非产自本地，而是自海南等地贩运而来，并于明清时期逐渐成习。在对湘潭食槟榔起源故事进行民俗学考察的基础上，对外地食俗如何进入当地社会进行了研究。并在湘潭地方历史背景下，通过起源故事来还原食俗的形成过程，对食俗形成原因作了进一步探讨。

湘潭槟榔，是用槟榔鲜果加工制作而成的日常食品，明末之前，湘潭食槟榔习俗还未成形，及至近代，嚼食槟榔已成城中一景，有人还将湘潭誉为湖南的“槟榔城”。曹兴兴与茹慧对我国古代槟榔种植与地域分布的整理中并未见湘潭，因湘潭本地并不种植槟榔。郭声波与刘兴亮用历史地理方法对我国槟榔的种植、习俗分布与地域差异等进行的整体研究中提到，湘潭熟制槟榔的原因在于离产地较远，有利保存。宋德剑曾通过文献与人类学方法，描述并解读粤东地区婚嫁习俗中的槟榔，但这一地区与槟榔相关风俗已成遗俗，纵览史上得见槟榔记载之书可知，食槟榔一度成为我国饮食风尚，但现今不再流行。①

由于湘潭槟榔本身商品和成瘾性消费品的性质，其相关研究还涉及旅游学、经济学、医药与卫生等领域，如袁亚忠、唐慧认为可将湘潭槟榔制作现场开发为旅游项目；李莉指出湘潭槟榔的开发可凭借其地方特色，带动食品产业的发展；萧福元等人认为咀嚼槟榔对湘潭人健康的危害有局限等。②

总体而言，在对于湘潭槟榔的研究中，其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尚为一片空地。论及习俗的发生发展，也往往以嚼食以辟瘟疫之由一带而过。为详辨史实，本文现整理相关史料与调查所得，略陈湘潭槟榔食俗之来源。文中所关注的问题为：通过对食槟榔传说的解读，探讨在明清时期湘潭食俗传习的社会背景；槟榔从当地人眼中的外来食品过渡到本地食品，以及槟榔这种贵族食物逐渐为当地人所接受且平民化的过程等。

一、我国的槟榔食俗

国人食槟榔习俗由来已久，晋代嵇含编撰的《南方草木状》中即有相关记载，“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由此可知，在晋代的两广地区，已有了用槟榔待客的习俗，其食法是将生槟榔与扶留藤③、牡蛎壳烧制的古贲灰合在一起嚼食。槟榔的种植要早于这一记载，汉武帝时期扶荔宫内便移植有槟榔，但因气候与技术等原因未能成功。在汉代槟榔已见于药用，如《中藏经》“辨上痞候并方”、“辨中痞候并方”等药方中便记有槟榔的成分④。南北朝《诰》卷十八也有“愿赐槟榔，斧常须食，谨启”。此处修真者许玉斧服用槟榔之事，据作者陶弘景注，为治疗“痰饮”疾病所需。

《文选》卷五蜀都赋刘渊林注“扶留藤也，缘木而生，味辛。食槟榔者断破之，长寸许，以合古贲灰，按即牡蛎粉也，与槟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兴，以南皆有之”，延续《南方草木状》所述，此段文中所见槟榔食法与现在海南与台湾的食法相近，也得见槟榔的传统食用方式在这些区域的变动并不大。萧子显《南齐书》卷二十二列传第三又有“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的记载，可见当时(南北朝)已有沉迷槟榔之味的人。最迟在唐代，曾为边民专享的槟榔成为上层阶级的奢侈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诗之二：“丹徒布衣者，慷慨未可量。何时黄金盘，一斛荐槟榔。”此处所指“丹徒布衣者”为刘穆之。李延寿《南史》卷十五列传第五，记有刘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招致“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后来刘穆之成为丹阳尹，“将召妻兄弟……及至醉饱，穆之乃令厨人，以金贮槟榔一斛以进之”，文中提到槟榔消食之功，这或许是价格之外，贫贱者吃不起槟榔的另一个原因。

唐代，槟榔习俗得到进一步发展。台湾与湘潭民间将韩愈敬为槟榔业始祖与行业神，始于这一时期韩愈与槟榔之渊源。据传韩愈贬至潮州期间，为趋避瘟疫，开始嚼食槟榔，后来官至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等职，食槟榔习惯依旧不改。朝中官员见其嗜好槟榔，纷纷效法，在短期内为嚼食槟榔在长安城乃至北方都市内的推广起到了极大作用。另一则流传于潮州的故事则提到韩愈来潮后鼓励人民种植味甘多汁的叶，以利与味道苦辛的槟榔合食。尽管人们尊韩愈为槟榔始祖，但其著述中却未见槟榔影踪，这或许与其被贬谪之后的心境有关。《昌黎先生文集》卷十《次邓州界》道：“潮阳南去倍长沙，恋阙那堪又忆家。心讶愁来惟贮火，眼知别后自添花”，苦闷之情溢于字里行间。与韩愈相比，生性豁达的苏轼被贬岭南期间，却写下不少心境平和的咏物之作。这位陶醉在“不妨长作岭南人”之味中的诗人亦于《题姜秀郎几间》一诗中写道：“两颊红潮增妩媚，谁知侬是醉槟榔。”

在唐宋至明代这一段时期，槟榔的使用随着交通与经济的发展亦扩大了地域范围，但非原产地却食俗风行之地亦仅限于交通便利的沿海港口与具强大消费能力的大城市。就全国范围而言，食槟榔最盛的当属台湾、湖南、海南和两广地区，“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可见过去食槟榔的流行，《鹤林玉露》中亦记述了岭南地区以槟榔代茶的风俗。⑤容媛认为，广东人食槟榔之风可追溯至唐时，宋时这一风俗十分盛行，及至明代，广州食槟榔数量已减少，清代则已成为一种遗俗。⑥而今，广东地区的食槟榔风俗确已不再常见，走在广州的大街小巷，要购买到一袋槟榔并非如在湖南和海南那般容易。食槟榔成为遗俗的并不止广州一地，《红楼梦》第六十四回，贾琏勾搭尤二姐，借口今日未带槟榔荷包，问其讨要槟榔，尤二姐道“槟榔倒有，只是我的槟榔从来不给别人吃”；第八十二回，宝玉上学后袭人得闲，“倒可做些活计，拿着针线要绣个槟榔荷包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回，卜子修关车门，槟榔荷包上一粒料珠儿滚下来，夹在了门缝里。这些材料均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北京、上海的市民与官宦，有携带荷包方便取食槟榔的习惯。震钧游长安城，发觉当地风俗与北京相似，如“食肆中唤菜必高呼，食毕必有漱水及槟榔碟，皆与北京同”，表明清末的北京与西安，民间有饭后食槟榔以助消食的习俗。⑦

元鼎六年，汉武帝于长安上林苑修建扶荔宫，移植龙眼、荔枝、槟榔、橄榄等热带作物各百余棵，但因南北水土气候迥异而未能移植成功。⑧槟榔“性不耐寒”，不仅西北地区的槟榔树难以成活，湘潭乃至湖南地区亦不适宜槟榔的种植。⑨古时作为地区传统而存在的食槟榔习惯，多指向食材原产地，以台湾、海南为典型，至于四川、江西、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虽有输入，但多为贵族阶级的消遣，较少形成精英与大众同享的风俗。⑩此外，槟榔原产地的部分审美观与非原产地颇为不符：“槟榔扶留，可以忘忧”，生槟榔与湘潭熟制槟榔都可醉人，因醉槟榔者两颊发红，如同饰有胭脂，故海南妇女有吃槟榔以为妆容的习俗。又如清代台湾，嚼槟榔之风亦盛极，人们食槟榔、以槟榔待客，且在衡量妇女的审美标准上，称“妇人嚼成黑齿，乃称佳人”。(11)红颊黑齿作为槟榔的形象代表，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槟榔在广大北方的接受度。

与广东等地逐渐消弭、成为旧俗的槟榔食俗相比，槟榔在湘潭的现状可谓差别甚巨。当下的湘潭街头，嚼槟榔的人和贩卖槟榔的摊点随处可见，人们探亲访友送槟榔，逢年过节在家中备有槟榔待客，新人结婚时，为进门的客人递一根烟、一枚槟榔，老友见面，先敬上一口槟榔……关于槟榔的种种习俗显示出其食用的普遍性，在此背景下，进了杂货店却找不到槟榔的踪迹，反成不合常理之事。

二、明清湘潭社会掠影

海南对国内输出槟榔可追溯至宋元时期，“岁过闽广者，不知几千百万也”。(12)两广、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与海南有直接的贸易往来，其中，广东的海商为多，“南至琼州载白藤、槟榔、椰等货，东至潮州载盐，皆得十倍之利”(13)，大批槟榔于广州上岸后，再通过海陆路交通，运往内地城市。明初，抱有“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思想的统治者实行海禁政策，民众被禁止擅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尽管一些外国商人想尽办法进行交易，但国内的对外贸易仅限于国家之间的“入贡”。(14)此时，海南的槟榔出口受到限制，随着更多槟榔通过水陆交通运向全国各地，相关习俗也从海南和广东向外扩布到福建、广西、云南等地，但湘潭作为归属湖南的内陆城市，槟榔的普及率不高，加上过去交通闭塞，槟榔运输成本高，价格昂贵，食槟榔之风不如两广与海南流行，直到清代，湘潭乃至湖南地区的槟榔习俗才得见文献记载。(15)

湘潭的槟榔同样主要来自于海南。“岭表滇黔必道湘沅，则西北滋货往者，亦就湘沅舟运以往。”一方面，广州运来的槟榔需通过湘潭，经由汉口，运至北京及广大北方地区；另一方面，北方的货物也需经此而去往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加上湖湘地区原本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湖南地区的稻米也集聚于此，“湖南米谷自衡州而下，多聚卖于湘潭”，米市的存在对其他商业也有一定带动作用。(16)县内，易俗市为最大米谷市场，湘南地区的稻谷与豆类农产品皆在此集中，米商于易俗市修建米仓，“辄储万石，寄屯之息，岁至万金”。(17)除大规模的商业区和集贸市场，境内也有供乡民交易的小型市场，数量较多，分布密集，为商品流通提供了便利。因湘潭位于湘水之畔，得河流贯穿，水运发达，除米谷之外，其他各项贸易也有较佳的发展。乾隆《湘潭县志・风俗》载：“凡粮食、绸缎、布匹、棉花、鱼、盐、药材、纸张、京广货物，竹木排筏皆集于此，以为湖南一大码头”。城中沿岸商业街区按总划分是湘潭一大特色，各总区域内分布有码头，“城总市铺相连，几二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十九总以下”。(18)县城之外，通水路之处均有市镇，“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市”，贸易兴盛程度，可与作为国内一大商贸中心的武汉相媲美。

尽管在明清两代坐享“小南京”的盛名，两代交替之间，湘潭依然遭受了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明末清初是食槟榔起源故事所指向的食俗发生期。当时，湘潭城受战乱影响，城中居民大多逃亡他乡，加上清兵屠城之故，城中幸存的本地人寥寥无几。战后，大量外地人口的迁入为湘潭的居民做了一次大换血，并为湘潭补充了城市发展所需的农业与商业人口。在人口迁入的带动下，当地经济与人口水平得以复苏。外地商人来潭后，于县内修建码头与会馆。外地商人的势力大小也不断变迁，乾隆年间，湘潭的客商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江苏，当时郴州、永州、茶陵、衡阳、攸县等二十余个州县所需食货“皆于是地供给，故江苏客商最多”(19)，又乾隆《湘潭县志・风俗》卷载，“客多江苏资之者”，可见江苏商人实力之雄厚。百年后，据《光绪志》卷七《礼典》所记，在各地外来人口所建会馆中，江西省建有十三家会馆，江苏四家，湖北三家，安徽两家，福建、广东、江西各一家，晋、鲁、豫、陕、甘五省共建一家，还有来自省内城市的永州、衡州、郴州会馆各一家，可知百年来，江西客商的势力得到了极大发展。此外，从会馆数量便知，各地商人实力差距较大，北五省需合力共建一会馆，而江西商人财力雄厚，势力覆盖面较广，单一省便占去会馆总数四成有余。各地商人所从事的经营也各有不同。江西商人主要把持药材、锡箔、钱店的经营，此外还包揽了油、盐、铜、铅、蜡、丝等货品的经营，“他方人亦莫能搀也”。山西人主要经营汇票生意，淮商所贩多为裘褐、汾酒、关角、潞参等物；闽商所售为利润丰厚的烟草，“岁亦数百万”；苏商贩绸布，江南人卖酒酱，至于槟榔，则是广东商人的主业，“银朱、槟榔、葵扇为大家”。(20)

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交往时有冲突产生，在战后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背景下，当地以土人与赣商的矛盾最为突出。据邵鸿对上海图书馆所藏湘潭家谱提要，在总计三百五十余种中，至少有两百种为江西移民，其迁入时间多是在明代至清初。(21)“湖南湘潭城外，向来江西客民在彼贸易者十居七八，本地居民不过十之二三，各码头挑夫江西人尤多，平日恃众强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