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西林：论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几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极端残酷的党内斗争以及其中适用的一种革命的、激进的道德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党内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然，人们（至少是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更愿意把这样的斗争称作“路线斗争”，因为这个称谓赋予了这种斗争某种“正义性”，并且可以防止人们产生这样的斗争中往往夹杂着权力之争或者其他种种个人因素的联想。毛泽东1971年在南巡过程的谈话中说，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这一场斗争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照此算法，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70年共50年，“路线斗争”共10次，平均5年就有一次。

不同的党内斗争在发生原因、持续时间、所要解决的问题、最终结果等等方面当然各有不同，但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残酷，甚至血腥。这方面的一般表现是“整人”，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杀人，并且是杀自己人。比如张国涛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皆是以在“党内斗争”中几近疯狂地杀害自己人和滥杀无辜著称。

张国涛在鄂豫皖苏区以“肃反”名义到底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干部、战士，目前尚没有看到一个权威的统计。但肯定杀人不少。仅他亲自主持的一次白雀园“肃反”就杀了2，500人以上。他杀的人中有红一军军长许继慎、红十师师长陈奇、七十五师政委戴克敏这样的高级干部，也有红四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夫人，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关于白雀园“肃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是这样说的：“当部队回到白雀园后，张国焘亲自坐镇，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斗争。他和陈昌浩等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包括原红一军军长许继慎在内的大批干部和战士，造成了极为惨痛的损失。”（参见许世友《我在红军十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68页、第169页注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1页）

至于夏曦，他在湘鄂西更是杀人如麻。《中国共产党历史》中这样说他：“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一意孤行……在1932年5月开始的4次肃反斗争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种种罪名，杀害了……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15页）另有更详细的回忆，“1932年，夏曦任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兼任肃反委员会书记，经他之手，以抓所谓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是汪精卫向蒋介石争权的产物，1928年成立，1931年1月解散）、AB 团之名，不知杀害了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光师以上的红军将领，就杀了11人。贺龙说他‘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文革中贺龙受到迫害时，还曾用‘恐怖’二字形容湘鄂西的肃反。”“夏曦还在红三军和湘鄂西苏维埃中进行‘清党’，清到最后，只剩下关向应、贺龙和夏曦自己三个党员了。”夏曦的原则是“宁可错杀，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夏曦真是说到做到了，他的‘宁可错杀’，竟使得两万多人的红三军，只剩下了几千人，多少忠勇的红军将士，泣血含恨而死！”“当时就有红军干部把夏曦称作‘国民党刽子手’”。夏曦的结果呢――“1936年2月，夏曦在行军途中落水，有些战士看见了，本可相救，但因对夏曦的肃反乱杀人非常气愤，所以没人愿意去救他，夏曦终至溺水身亡。这无疑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李乔：《〈贺龙大传〉与夏曦》，《炎黄春秋》2007年第5期。）

更有甚者，还有人在“党内斗争”中借敌人的手（或者干脆可以看作与敌人合作）来除掉与自己政治主张不同的“同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的被捕就是这样一件十分可疑的事。对于这件事，国内学界至今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只说是由于叛徒的出卖，但到底是谁出卖的、怎样出卖的却语焉不详。（参见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版，第125页）叛徒出卖一说的证据显然并不充分。所以，有些书就只提被捕，至于怎样被捕的，就干脆回避了（见《辞海》有关条目）。

有一种说法一直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在民间和学术界也一直没有消失，即何孟雄等人实际上是被王明等人出卖的，是王明等人借敌人的刀杀掉了自己在党内的政敌（反对者）。1987年4月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关于这件事写了一段话，写得很有意思：“六届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反右倾’的口号下，打击了何孟雄、林育南和李求实等。不久，何孟雄等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81页）这段话在文字上把何孟雄等人的被打击与被逮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间也没有转义，似乎在暗示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捅破窗户纸，把这个意思完全点明的是后来出版的一本由两个美国人写的《康生传》。书中把何孟雄等人被逮捕这件事写得非常详细，现将其中的有关章节原文抄录如下，供读者们自己去思考、鉴别――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七日，何孟雄集团的几名成员，包括林育南和李求实，在位于公共租界最繁忙地区、汉口路六百六十六号一座中级的西式风格建筑的东方旅社里开会，讨论反对王明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事宜。可是，由于公然向王明挑战，他们正在进入一个致人死地的世界，在那儿任何事情都被许可，不论它多麽肮脏或虚伪。第二天，上海市警擦局特科官员和国民党秘密警察的联合行动组，按照一份‘秘密报告’采取行动，把东方旅社置于监视之下。一个警官装扮成茶房，进入何孟雄和他的同事们隐藏的三十一号房间，判定房间的居住者看上去像是共产党人，那警官命令其他警察冲进房间，抓走了八个人。在将囚犯解往老闸口捕房以后，国民党密探和上海市警察局的警官们留下来等候，又抓走了三个试图进入三十一号房间的共产党员。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突然搜查了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和其他七名嫌疑份子。突击搜查持续了一整夜，到早晨，总共有三十六名共产党人遭到逮捕。”

“……实际上，策划这整场逮捕的人是……康生！身为王明新近获得的盟友，康生决意要证明他在派系政治的黑暗世界里的能力。这次政治事件几十年来一直被谣传所遮盖，但是最近揭露出来的证据，显示是康生把何孟雄集团在哪儿开会的消息通报给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一九六七年，一名在一九四九年被共产党捕获的前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结果，吴宾舒说，那次审讯只不过是询问一下每个犯人，以核实事先获得的事实而已。吴宾舒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作为组织部部长和党员档案卷宗的管理人，康生很容易能掌握这些置人于死地的资料。“还有比吴宾舒的证词更不利于康生的有力证据。另外一个国民党情报官员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落入共产党之手，他叫王云程，对康生出卖何孟雄和五位烈士的事作出了明证。王云程原是一名在莫斯科培训过的共产党员（他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后来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他被捕以后，参加了国民党情报机关。被捕后三个星期，王云程写了一份‘投降声明’，日期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在派系斗争中’，王云程声称，‘例如就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几个同事来说，就是全部死于赵容（康生当时的名字）和其他领导人的红色恐怖之下’。”（[美]约翰•拜伦 罗伯特•帕克著《康生传》，顾兆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65-67页）。

到底这件事是否就是康生干的现在还不能完全定论（事情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我本人倾向于认为是他干的。因为当时立三路线刚刚结束且正在被清算，中共党内一时间群龙无首，思想、组织都十分混乱。共产国际当然想尽快结束这种局面，所以竭尽全力扶持王明。但王明由于其资历、地位、业绩等都有欠缺而不能服众，遭到中共党内许多人的抵制，尤以何孟雄一派抵制最强烈，大有如王明辈上台就要另立山头之势。何孟雄等人当时在中共党内被看作是“老干部”，这是一股影响力、能力和威望都绝不可小视的力量。如果不能使其就范，王明的一统天下就建立不起来，中共很可能从此分裂。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下――中共是国民党欲赶尽杀绝的一个地下组织，周围是一片白色恐怖――如果党内纷争不能很快平息，一直这样闹下去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样的局面绝对不允许拖得太久。中共当时还不能像执政以后那样，对党内反对派撤职罢官、隔离软禁，或干脆实行专政，当时最后的王牌就是共产国际，而何孟雄等人并不买共产国际的帐，这就使得王明等人有些束手无策了。应该认为他们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使出这种借刀杀人的招术的，这样的做法虽然狠毒、卑鄙，属于极端的“下作”，却非常奏效。结果是中共终于平安地渡过了一场危机，党内从此也有了一个时期的相对平静。

这样的事情所产生的“阴谋效应”对后来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很大的。王明由于开了用这种阴险、卑劣手段对付党内异己的风气，自己心中也一直有“鬼”，他既了解中共，也了解苏共，深谙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真谛，对这样的“党内斗争”在手段方面的毫无顾忌心知肚明，他暗算过别人，也时时感到别人有可能会暗算自己。延安整风期间，王明患病住医院，由于久治不愈，且病情仿佛还在加重，他就怀疑是毛泽东指使康生在治疗上做了手脚，具体说就是怀疑医生在给他的药里加进了水银，想将他置于死地。当时给王看病的医生金茂岳后来承认确有其事。有人甚至怀疑，“文革”期间，刘少奇与贺龙的医疗有明显的错误，很有可能也是康生在作祟（参见同上书，第177-178页）。

王明防范康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当初对何孟雄下毒手的很可能就是康生，并且也表明王对此事心知肚明。王明后来为防杀身之祸干脆躲到了国外。康生也一直若隐若现、神神秘秘，在党内由于“阴毒”而时时被人防范、躲避，并且还被长期弃之不用。但中共一直没有将此事昭示于天下，也算是遵守了“革命纪律”，对得起共产国际，也对得起康生本人。当然，这也可看作是康生在赶王明下台和打倒刘少奇上帮了毛泽东的大忙而应得的回报之一。不过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事情真相一旦被披露出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形象显然是非常不利的。这才是类似这样的事情的真相一直不能大白于天下的真正原因。

所以，每次这样的“党内斗争”，都使中共的组织和大批的中共党员受到伤害，并使中共的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迄今为止，在中共历史上发生的所有“党内斗争”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卷入的人最多、直接伤害甚至导致死亡的人数量最巨大、造成的影响最恶劣最久远的当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属于“党内斗争”，只不过后来把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都卷了进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前国防部长彭德怀、解放军元帅贺龙、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这样的党、军队和国家领导人，有政府的部长，省、地、县的领导，也有普通老百姓；有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文盲，有“红五类”，也有“黑帮”；有高干子女，也有“狗崽子”……。中央和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地方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75%。仅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被判刑的就达两万多人，被批斗、关押的就难以计数了。据《北京晚报》1980年11月21日发表的《触目惊心的统计》，林彪、江青集团共诬陷迫害729,511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至于全国的情况，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迫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一……。”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估计。（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622―623页）。

共产党内之所以一再发生如此残酷的“党内斗争”，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共产党内奉行着一种革命的、激进的道德价值观。这种道德价值观完全抛弃了以人性为基本出发点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