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湘：天涯何处祭文革

前言

十年文革，返祖到人类原始的残暴、残酷、残忍事件，时间已过四十年，许多种人几乎都有祭，唯独地富阶层连他们的子子孙孙被整死了后，仍在荒山野岭成了野鬼孤魂，无人问津。流落在民间的这些故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笔者从民间的口述历史，寻觅这次不应有的沉没。也许让后人有许警觉。正在质疑时，原来文革过去已四十年，这么一件重大事件，却很少见到几篇祭文，更谈不上这些中国的边缘化的异类了。

那一半该不该杀

1968年秋，常宁县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所谓造反派，公然私立法堂――“人民最高法庭”，一次杀死了25人，一个青年贫农也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干部面前，又是请罪，又是求挠：“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理当地主阶级，她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书记莫明其妙地反问。

“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了。”

“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

不久，“杀人风”制止了，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下来了。这股风从湖南常宁县南的道县飞来，首先在庙前公社开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直到北乡的一大部了。就是说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了83人，可惜无人把这椿奇冤详情纪录下来。为此也让世人了解这股风源，特此纪录下来，也算让常宁人了解这段冤情实况。后来国内出版了《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录》里简述了一点。可悲的是全国已出版了的书，公然发生地的常宁人们自己却淡化了。

一场文化大革命，什么骨肉之情，世道之理，治国之方，一概丢到万丈深潭去了。它把人们带到原始部落的荒原：漫骂、罚挂黑牌、戴高帽、穿彩衣、剃光头、打锣游街、吃馒头、跳美国舞、拳打脚踢、关黑屋…….，这还只是小菜一碟。更有惨绝人寰，毛骨悚然的花样：棍打、扳缯、坐老虎凳、杀雷公尖、踩杠子、跪玻璃瓦砾、乱石砸死、鸟铳打死、菜刀砍死、自己挖洞自己跳、一箩石灰活埋……总之，尽五千年的残酷手段，一下子无师自通了。人本来就是兽类进化而来，但是在文革中这种人性又返祖到兽性里去的现象，其暴力行为和迫害行为之普遍，不是社会和国家对暴力采取某种实际上的宽容态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当时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声称：“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去办。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更可悲的是对那些参与暴力行径的多数人来说，并没有认识这种暴力并不是一种恶，而是被认为合乎“革命道德”的行为，是革命的坚定性的表现。这不仅是国家法制遭到破坏，同时更为这些行为的目的性得到了肯定。有人说这是盲动，但也有人说，这更是盲从，说到后者，一切按“最高指示”办，谁敢不行？

“造反有理”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嘛！

都不能说没有根据。早在1958年8月召开的国家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长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转引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四十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页）

平日且如此，更何谈运动之时，所以文化大革命时的法律已成唾液，成了受批判的东西。请看共和国主席、国家元帅不就是只凭一个人一句话，就被拉下来批斗，打得鼻青眼肿，骨断筋伤，饥病交加，直至死无葬身吗？下面怎能不遵最高指示办呢？上面不是树了样板在吗？

文革实录之一，杀红了眼的“革命”恶魔

地点：湖南道县

时间：1968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之久。

文革烈火烧到道县，起初，这个县成立了两个造反派组织，红旗与革联。正当两派斗得热火朝天时，有人突然放出谣言：“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顿时，人心大乱，形势骤变，道县农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将人判处死刑。一些心术不正的人乘机为所欲为，屠杀手段有：刀砍、铳打、铁铬、活埋、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几十人绑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里用火活活薰死、一群群的人推进其深莫测的溶洞再在上面用石头砸死。还有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截指、砍肢、割乳房、割生殖器……惨不忍书！一时间，整个道县尸横遍野，水臭风腥！

据道县这次惨案，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93人，被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道县所在地区零陵十个县市，以及外地区的毗邻县市，也出现滥杀现象，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残致伤2146人。

依当时流行的阶级标准划分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的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它成分者411人，占4。5%。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出生10天。

经查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者达14000余人。

以上只是个大概，有位名叫周群的教师死里逃生一幕，可见当时具体惨状。详述如下。

1968年8月26日，一个极其偏僻的地方。

周群是横岭中心小学教员，她丈夫蒋汉正前一天因出身地主，被造反派抓走了，家里只剩下三个孩子。她哄着孩子刚迷迷糊糊要睡，一阵急促的冲门声将她吓起来，没等到她穿上衣服，门已被踢开了。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明已经冲进了屋。他们进屋就吼叫着：

“起来！起来！开会去！”

母亲只好哄着孩子，交代了几句便被拉出了屋子。

她被带到大队仑库边的禾场上，四周全由民兵把守着，禾场中央围着的是地富子女14名，丈夫蒋汉正此刻也在中间。周群出身贫农，蒋汉正则出身地主，“文革”初期，已被清出教师队伍，在家接受监督劳动。

周群看见丈夫被用铁丝紧紧地捆绑着，铁丝已深深地勤进肉里。

她们被驱赶着出发了。周群以为这些人连同自己要被压送到区里去。突然有人喊道：

“蒋汉正的三个孩子还留在屋里！”

经过提醒，马上派人去抓孩子。一会儿，孩子被拖到禾场上，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这群人被赶着出发了。

山路高低不平，天又黑，周群的双手被绑着，孩子们只好跟着她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后。

来到枫木山，唐书记下令停止前进，一律原地站好，不许乱动。然后宣布道：

“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在判你们的死刑。”

被捆绑的人一个个惊呆了。

处决的方法是“丢硝眼”。就是把人推进那深不可测的溶洞。

开始执行了。

支书点名，便有一名死囚被民兵压去……

“蒋汉正！”

唐支书点着周群丈夫的名字，这是第三个死囚，两个民兵，揪着他朝硝眼走去。

“爸爸！爸爸！”孩子们大声哭叫着，她想扑过去，但被民兵恶狠狠地推开了。

“蒋文凡！”

这位60岁的著名中医从从容容要讨口水喝。

“那有水叫你喝？”

“我临死讨口水喝不过份吧！从前砍脑壳，还让吃三个热包子哩！”

没人理他。他被推下了硝眼。

五、六、七、八……第八个就是周群，她被押走时，三个孩子哭得极惨。她走近硝眼洞口，但见凉风嗖嗖，阴气迫人，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跪下！”身后的民兵么喝着。她立即被强制着按在地上，后脑门猛挨一钢钎，被一脚踢入那无底深渊。

……不知道过了多久，周群在洞里忽然听到有人叫妈妈，她苏醒了过来。原来，因为已经扔下好多人，她摔在了别人身上，没死。

“快，快给妈妈解开绳子！”她大女儿帮妈解开了麻绳。身边，她的一位本家兄弟恰好没死，凭着十七八岁的精力，总算爬出了溶洞。但是立刻赶上大搜捕，吓得他东躲西藏，不敢去营救溶洞的人。

第二天，有人不断往硝眼里扔石头，周群和她的大女儿在洞的上层，被石头一打，跌到了底层。她惊异地发现丈夫和另外两个孩子都在这里，此后满地是尸体，但她们侥幸都活着。

这家人团聚了，在死亡的魔窟里。

洞里又黑又冷，一家人只能坐在尸体上，都要睡一会儿。丈夫被铁丝绑着，怎么也解不开，孩子们一个个又饥又渴，直叫肚子饿。周群急得五内俱焚！

丈夫蒋汉正已经神经失常，他在尸体上来回走着，嘴里喃喃地说：“你看你看，高粱长起来了！好红好红的红高粱呀！好大一片红得像血一样，这下好了……”

周群抓住丈夫说：“汉正你清醒点，哪有什么红高粱呀？咱们是在硝眼里啦！”

他听了，默不作声，直挺挺地倒下去了。

这里不分白天黑夜，也不知熬了几天，孩子们渐渐不动，也没有声响了。周群八岁的孩子，断断续续说：

“妈妈，妈妈，我怎么不死呀！死了就好了。”她已饿得皮包骨头了。

孩子一个个死去，先是大儿子，后是小儿子，周群将两兄弟放下，紧紧抱住奄奄一息的女儿，生怕她也被死神夺走。但还是无济于事。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丈夫要水喝，周群脱下一件衣服，在水里浸湿，拧着给他喝。他喉头动了几下，却喝不下去，头一歪，死了！

五口之家就剩下周群一个人。后来她的两位学生设法将她救出了硝眼。她在硝眼里，艰难地度过了七天七夜。

文明的社会 超祖的野蛮

“文革运动”的第三年（1968），引出一桩“湖南大屠杀”惨案。首先由常宁邻居的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到处都处在无政府状态。风声鹤厉，人心惶惶，胆战心惊，不可终秒。这时候，公然有个人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织个“反屠杀代表团”，一行13人，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发起的第一人，就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在北京呼吁有正义的群众组织和知名人士，造成强大声势，震动了中南海。“湖南屠杀”的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第一天，周总理挤出十多分钟亲自接见了。在总理的特别关注下，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令示“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什么“革命派”、“造反派”？乱杀人就是反革命。马上黎原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双手沾满人血的凶手，受到了制裁，制止了一场血洗劫难。在正义已经死亡，国法如废纸时期，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英雄哪里？英雄在这边！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还有三位死里逃生，混身血污的人证。这里且说一个叫王永和的在职教师，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这里已有几位死尸了。天黑时，他被五花大绑，跪在薯窖边，只听得一个说吃了晚饭才来杀，一个说杀了才吃吧，另一个不由分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他顺势就倒下薯窖里没有再挨刀了。当时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可怜他边呻吟边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几具死尸身上，爬了出来。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了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的。”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赶紧帮他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就扶他上了北京。另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血染红了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家子弟家里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了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叫一团）谁知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就是如此糊里糊涂而大开杀戒。最初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兼亲带故的什么12种人、21种人，再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例如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训一年就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一位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只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都被杀了，还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还未到达家门，就用锄头挖得半死才活埋了。有的从阴户、肛门用木棍插进而死，有的被捆绑跪在床门口，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八十，小的才二、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