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一、一个在中国被忽视的课题：“文革”的世界性影响

“文革”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这一判断，无论时光怎样流逝，无论是对“文革”抱持何种态度，大概都不会有争议。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发动“文革”的目的之一，是想藉此向全世界输出毛主义意识形态，“发动世界革命”，“打倒帝修反”。在毛主义者那里，这个目的并非一厢情愿的臆想，而是建立在“世界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一判断之上。因此，对“文革”的深入理解必须联系中共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

“文革”时最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口号所宣称的革命的普世性其实是想表达如下观念：只有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中国革命才有可能达到最终胜利。因此“文革”向世界输出革命，就象列宁当年利用“第三国际”输出革命一样，不但源于“一国不可能或难以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原理，而且也包含对“世界革命高潮”的期待。在毛主义者看来，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党国家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目标从而“变修”的历史经验更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正确。从这一角度观之，“文革”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离经叛道”(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但其精神血脉上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

由于“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必要对本文探讨的范围作一界定。首先，本文主要是对“文革”在海外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作概括性的叙述，并不试图对这种冲击和影响作深层次的理论剖析。这种冲击和影响的内容既包括毛主义在“文革”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如“造反”、“破四旧”、依靠“觉悟”和精神力量实现社会变革等等；也包括中共“民族民主革命”模式的对外输出，如党的领导、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划分社会阶级、明确斗争对象等等。

其次，本文将集中介绍“文革”在亚非拉国家的影响，不涉及“文革”期间西方的左派和激进思潮，也不涉及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的反应。这主要是因为“文革”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已经有些介绍，而“文革”在苏联东欧的影响又非常有限──苏联东欧国家对“文革”意识形态的免疫力要强于西方国家的左派。在苏联东欧国家看来，“文革”是一种疯狂，没有任何浪漫色彩或借鉴意义。更重要的是，“文革”中输出的毛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共的发展模式是以亚非拉国家为主要对象的，在这些国家里，中共不但对民众、而且对政治领导人和党派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第三，本文论及的“文革的冲击和影响”，既包括中国向世界主动输出的“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也包括亚非拉各种左派势力对这种输出的积极反应。分析并讨论中国的“输出革命”与亚非拉左派势力对毛主义的响应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因为70年代“文革”高潮过后，中国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放弃了鼓吹“世界革命”的路线，对以往向世界强行输出毛主义和“文革”意识形态的行动有所节制，甚至开始和很多“反革命”政权打交道。然而，毛泽东思想发源地放弃毛主义之时，却正好是亚非拉一些地区将毛主义发扬光大之日。在毛主义和“文革”熏陶下发展起来的政治势力，此时以“文革”和毛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自居，并开始发挥影响，2005年尼泊尔的政变即挟毛主义旗帜而行。此情此景，可称为毛主义当年撒下的“龙种”，今日仍在亚非拉地区收获“跳蚤”。将这一课题纳入讨论范围，或可将“文革”的“世界性影响”看得更加清楚。

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战略

从中共建政开始，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共也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此特别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到了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于是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的主要任务。1965年8月，以国防部长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就是中共对这一形势判断的公开表述。这篇文章由王力起草──王力后来成为“文革”前期骨干之一。该文从酝酿、起草到定稿，整个过程一直受到毛本人的耳提面命，是中共60年代初连续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后最重要的世界革命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即为后来“输出革命”的主要内容。该文以纪念抗战胜利20周年为名，总结了毛泽东的“武装斗争”、“人民战争”、“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党的领导”等一系列所谓“中国革命的取胜法宝”，加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为当时推动“世界革命”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战略。

该文强调，在坚持共产党的革命领导权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具有阶段性，即先实现“民族民主革命”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文章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在谈到“输出革命”时，该文指出：“革命的‘条件’不能输出”，“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是不能输入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世界各国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相互同情和支援。我们对各国革命人民的支援，正是有助于他们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概言之，这篇文章有三个要点：一，世界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二，亚非拉是发动革命的地区，是包围西方“城市”世界的“农村”；三，中国理所当然地承担“输出革命”之大任。

该文的基本观点很快成为中共“输出革命”的路线方针。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肯定了此文的观点，并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社论标题就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该社论声称：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如同马克思创造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影响着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以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给整个旧世界以摧毁性打击”，美帝苏修和“一切害人虫”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正是在这一形势判断下，中共调整了对外策略。

这一调整体现了毛泽东本人的主张。早在1963年到1965年，毛泽东就对一些访华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到，中共内部在国际问题方针上存在着“三和一少”路线（对帝、修、反和气一点，对世界革命少援助一点），这“三和一少”与国内政策上的“三自一包”相关联，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两全”相呼应；而毛泽东则主张“三斗一多” (对帝、修、反要斗争，对世界革命多援助一点)。“文革”开始后，中共中央公开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指控此前17年刘邓执行的是“三降一灭”路线（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人民革命）。于是，外交部的工作遭到否定，所有驻外使节都必须回国参加“文革”运动，接受批判，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往来被迫中断，连主持党与党关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也受到冲击。当时中共为了全力推动“输出革命”，不惜牺牲国与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其实，“文革”前为了输出革命和支持外国共产党，中共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尤其在东南亚和非洲，中共的努力效果比较彰显，而刘邓为主导的党内“务实派”始终积极参与这些活动。例如，据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回忆，1961年马共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换取合法政党身份，加入国内和平进程；于是马共领导人被召进北京，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亲自与他们会谈，要求他们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路线。邓小平说服他们的主要理由就是，东南亚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革命形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革命高潮”就要到来，马来亚共产党必须配合这个高潮，中共将倾全力支持他们。正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推动下，马来西亚共产党重新投入武装斗争，而陈平被认为对武装斗争的信心不足，于是留滞北京，由长期在中国受教育的其他马共领导人回国领导武装斗争。此后马共的武装斗争一直艰苦地坚持到1989年才终止，而被迫中止的主要原因是中共不再支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80年邓小平再次召见陈平，要求马共配合中共实施国际关系上的“战略转移”，放弃武装斗争[1]。马共的事例说明，“文革”前在中共高层，刘邓为首的“务实派”对“世界革命”不但充分支持，而且同样认为“世界革命”形势“正在高涨”。显然，毛泽东指责刘邓等人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条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为了贯彻这一精神，中宣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毛泽东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下发两个“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着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2]

从1966年10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毛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泽东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泽东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毛泽东语录和毛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三、 中共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应该指出，在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民族、自然资源或宗教等原因，支持他国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在西方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中都不鲜见。而中共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是在“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指导下，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彻底改变世界政治版图，同时为国内不断激化的“继续革命”创造外部环境，因此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并非出于与具体的受援国或政治势力有什么特殊利益或利害关系。这是将中共的“输出革命”和出于国家或政权利益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加以区别的关键。

1. 中国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

中共当时以支持武装斗争的方式输出革命的对象国遍及亚非拉，尤以东南亚为最。由于东南亚邻近中国，这个地区的多数共产党组织在中苏分裂中支持中共，又有越南、老挝，后来再加上柬埔寨作为公开的反美战场，所以被中共视为世界革命的爆发点。

前文所述中共对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支持就是一例。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