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林：无产阶级专政下毛泽东为什么还要继续革命――平等视野中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摘要]毛泽东是一位平等主义者，对平等追求之强烈在社会主义领导人中是罕见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人一般认为推翻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不平等问题就基本解决。但毛泽东追求的是更进一步的平等，不但要求形式上的平等，还要求实质上的平等；不但要求政治生活的平等，还要求经济上的平等；不但要求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还要求生活资料占有上的平等。总之，他要实现全面的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为进一步推进平等，迫不及待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一再加快改造的步伐。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许多不平等，为尽快消灭这些不平等，早日建立充分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是生产力领域的革命，人民公社化运动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毛泽东在经济领域希图通过激进的变革来迅速实现平等理想的落空，遂把主要精力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苦苦追求的平等理想没有实现不说，反而又出了一个特权阶层。当年在延安，黄炎培提出的“周期率”问题，现在又浮现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毛泽东大呼不好，产生了李自成又回来了的感觉。他想，追求了半辈子平等，搞了半辈子革命，结果却搞出一个“特权阶层”来。这和旧封建王朝又有什么区别哪？革命还有什么意义？毛泽东认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源于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互动循环。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权阶层”形成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思想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特权阶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要阻止这种发展趋势，就要斩断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链条。所以毛泽东不断提出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这是由于在上述循环中，“特权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萌生并不但发展，为了捍卫、巩固和扩大自身的特权，必然倾向于搞修正主义。于是，“特权阶层”转变为修正主义集团。由于修正主义者已掌握相当一部分国家大权，再搞整风与社教已无济于事，只有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发动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亦即“文化大革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包括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与思想上层建筑的革命。政治上层建筑的革命主要体现摧毁原有的党政体系，然后重建；思想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主要体现于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对教育、文化、艺术、科学等各个方面的大批判，消除“修正主义”统治的影响，斗私批修，培养共产主义新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并没有到达毛泽东的目的，相反，却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毛泽东的过失就在于它无视人类的内在逻辑和社会的内在规律，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诉诸于强力甚至不惜天下大乱，结果，以消除小恶的初衷开始，以造成大恶的结果告终。

绪论

平等是人类千百年的梦想，自从人类社会开始出现不平等现象，就有了对平等的诉求。早期犹太先知就有“但愿公平如大河奔流，使正义如江涛滚滚。”的祈求。社会主义思潮产生后，平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把人们对平等的追求推进了一大步。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则把代表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次变成了现实。但是，苏联社会并没有实现高度的平等，剥削阶级被消灭，却逐渐产了另一个“新阶级”――特权者阶层，特权者阶层和普通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最后也正是这个特权者阶层，为苏共的垮台出了很大一把力。[1]

社会主义建立后，毛泽东仍感到社会的不平等,于是发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革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却遭到失败。此后，毛泽东对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来迅速实现平等丧失信心，并把主要精力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追求的平等理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出了一个“特权阶层/"。他认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源于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互动循环。资产阶级法权是“特权阶层”形成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思想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资产阶级法权刺激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反过来促进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扩大，扩大了的资产阶级法权又进一步刺激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如此循环不止。正是在这个循环中，“特权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萌生并不但发展，为了捍卫和巩固自身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搞修正主义。要阻止这种倾向，就要斩断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锁链。苏联正是因为纵容和鼓励资产阶级法权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所以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所以为了避免苏联的事情在中国发生，必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但这还不够。毛泽东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篡夺了国家大权，不把他们打倒就无法取得对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之战的胜利，所以，必须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把原有的党政体系摧毁后重建；把原有的文化意识形态改造为新的文化意识形态。这样，毛泽东由进行生产方式的革命发展为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由上述内容可知：毛泽东思想逻辑是：追求平等―→建立新社会―→新社会仍存在不平等―→进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双重革命，亦即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来推进平等―→运动失败，把主要注意力转向政治领域―→发现由资产阶级法权和资产阶级思想两者循环互动而产生的特权者阶层―→特权者阶层的“阶级意识”逐渐清醒，并且掌握大权，要搞“修正主义” ―→担心长此以往，党要变修、国要变色―→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对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亦即文化大革命这一成因的分析，除了本文的分析模式之外，还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金春明先生归纳了十种观点。它们分别是：“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封建复辟说”、“毛泽东帝王思想说”、“乌托邦碰壁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东西文化冲突说”、“人性兽化说”、“奸臣祸国说”、“‘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其中，“阶级斗争必然说”、“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 “群众反官僚主义说”、“‘左’姓思潮恶性发展说”有较大影响。

“阶级斗争必然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说法，被写入“九大”、“十大”和“十一大”文件。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激化，激化就要引起文革。这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论述比较分散和模糊。对于诸如“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修正主义”、“继续革命/"等几个主要概念的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乏系统而明确的论述。

“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出于和刘少奇等人的路线分歧，仅仅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这种观点很多学者都有，但说法不同。他们对中共党内的派系分析也不一样。有毛派、周派、刘派、军派、地方实力派、务实派、激进派，各种说法都有。同样主张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个人是讲这种几派，那个人是讲另外几派。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抹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理想色彩。尽管他们也存在权力斗争的成份，但他们身上的理想色彩使他们的斗争往往表现为真理之争，他们都认为自己掌握的是真理，所以应该以自己的理论为指导，推行自己的路线。这与那种纯粹为了权力的政客之间的争夺是不同的。

“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反官僚主义。这种观点注意到党内已出现一个特权者阶层，并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要打倒这个特权者阶层。但是，它没有注意到“特权者阶层”在毛泽东意识中的并不是逻辑的终点。在毛泽东看来，特权者阶层在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法权的循环互动下，逐渐演化成为修正主义集团。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这个他眼中的修正主义集团，如果仅仅反特权者阶层，就不用发动“文化大革命”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没有认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质所在。

“‘左’姓思潮恶性发展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权威说法。该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恶性发展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集大成，它是由原来的相对较小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形成的。也就是说，它是“左”倾错误量变逐渐积累，形成质变，而出现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大内乱。这种观点总体是正确的。但是它对于解释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只做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明，需要加以充实。

另外，王力雄先生在其大作《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因分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式，本文将其称之为“从挑战自然到挑战人性说”。那就是毛泽东一心想在人间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于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后向自然宣战――发动大跃进，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看到人们的私有观念是实现人间天堂的最大障碍，于是毛泽东向人性宣战――发动文化大革命，斗私批修。只有战胜人性，才能战胜自然，从而最终在人间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

与上述理论模式相比，本文理论模式的特点是：在平等视野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互动循环的动态系统中一步步推演出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离开平等的视野，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举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离开对“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互动循环的动态系统的阐述就很难明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轨迹。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的“上层建筑”一词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一对矛盾，它们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的矛盾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合称为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指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对应，指的是社会的政治、法律、文艺、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与这些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机构的总和。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部分，政治上层建筑指的是政治法律制度和相应机构，思想上层建筑指的是意识形态。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中的“革命”一词指的是剧烈的变革，其手段也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它与“暴力革命”中的“革命”，以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的“革命”的含义皆不相同。因此，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的含义就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剧烈变革，在本文中它与“文化大革命”一词指代的是同一个事物。

毛泽东发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为了打倒修正主义集团，其实刘少奇等人并不是在搞什么修正主义，刘少奇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循环运动，毛泽东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消灭资产阶级思想；刘少奇则认为，为促进经济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容忍资产阶级思想。两人的上述分歧归源于两人对平等以及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上。

毛泽东眼中的平等，不但包括阶级之间的平等，还包括阶级内部的平等；不但包括生产资料占有的平等，还包括生活资料占有的平等。因此他追求的平等是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平等。而且毛泽东把平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平等，平等就是社会主义，两者是可以画等号的。当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或新出现不平等现象时，毛泽东就不能容忍了，他要通过各种方式把社会生活推向进一步的平等。为此，他可以不惜与战友决裂，不惜打碎自己一手创建的党政体系，不惜天下大乱。

刘少奇心目中的平等主要是阶级之间的平等。平等与社会主义并不是同一概念。平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方面，而且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已经使平等基本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发展生产。尽管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平等，但它是次要问题，在落后的条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它的最终消除还要依靠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时还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容忍资产阶级思想。

在对待与特权阶层密切相关的官僚主义问题上，尽管刘少奇与毛泽东都厌恶官僚主义，但“刘少奇从内心里推崇组织，恪守党高于领导者个人的原则，致力于维护组织的纪律和权威。尽管他对官僚的祸害是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