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益南：文革中的造反派是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所谓“造反派”，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说他们奇特，就奇在他们本是由文革的发动者扶持起来的，照理讲，他们应是一种得宠的“御用力量”，但偏偏在整个文革期间，却又屡遭整肃、镇压，最后还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与“四人帮”的垮台，彻底完结。

说他们奇特，还奇在他们是最坚决最忠心的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他中央首脑机关（如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领导，但是，他们却又大造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党委（中共省市县委，企业、机关单位的党委）的反，几乎冲垮了中共的所有地方组织，使其处于全面瘫痪状态。而且，这些造反举动，一时竟还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首肯、支持与赞扬。

有史以来进行造反的人们，历来是既反贪官昏官与所有朝廷官史，同时也会反那皇帝老儿。不管自己的力量如何，“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而直捣“龙庭”以取而代之的祈望，都或多或少是所有造反者们的梦想。

而唯有文革中这些也贴着“造反”标签的人们，却铁定了都是保卫中央、只反地方的方针与观念。即便是被认为思想最极左最激进的一小批知识分子造反派，他们的观点也就不过是认为党中央的某些文革政策“偏右”了点，或认为党中央的某一位领导人在文革的作法“温和”了点而己，而绝无半点反对或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念头。哪怕是在造反派势力处于高峰、并都己拥有了不少独立的武装力量的一九六七年夏季，也绝没有哪一个造反组织或造反派领导人，会想去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相反，他们都坚定地将自己看成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最忠实的“革命力量”，任何对党中央毛泽东不敬的观念和言行，都会遭到他们的严厉批判与打击。

因此，“造反派”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就变得非常扑朔迷离，给人以多种形象。

在文革中被造反而遭到挨批挨斗的中共党委的官员们眼中，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而造反派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

而在文革中受苦受难了的社会贤达人士和社会最底层的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国民党旧政权的官员、右派分子、坏分子）的人们眼中，造反派却又是中共路线最具坚决性和代表性的冲锋队式的势力。

到了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运动的外国人眼中，以及今天相当多不熟悉文革历史的年轻人眼中，不是将整个造反派当成文革十年的受益者和权力新贵外，就是认为造反派是一种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而曲折复杂的史无前例的状况所致。

可以说，相当多的人和现今各种媒体的认识、宣传与展示，对文革历史的了解都有着一种片面性，其中更有不少杜撰与想当然。由于他们地位的局限，由于对文革历史的全面真相，得不到正式地公布与研究结果，因而，他们能看到的“摸到的”造反派这个“大象”，都只不过是“大象”的或尾巴或鼻子或耳朵而己。而且，相当多的时侯，还“摸”错了看错了，连“大象”都没有摸到。之中，很多现在的人们视为是造反派的某些人和事，其实，却并非是什么造反派，而恰恰是那些之后也镇压了造反派的人。

例如，那些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起，将大批普通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打成“小三家村”、“小邓拓”、“新右派”的当权者；那些在一九六六年六月，批斗迫害文化名人，致使老舍投河自杀的积极分子；那些在一九六六年六月至八月在北京大兴县屠杀无辜的罪魁；一九六七年底在湖南道县杀害成千上万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的凶手们；一九七○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批准杀害了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先驱的决定者们，等等，全都与造反派们无关。

之中，或是发生那悲剧之时，造反派尚未产生（造反派组织是在一九六六年九、十月后才风起的）；或是造反派本身就是那悲剧的受害者（如被打成了“小三家村”、“小邓拓”、“新右派”）；或自己同时也与遇罗克张志新等，也正处于身陷囹圄的恶运之中。

今天有多少人了解：造反派竟是从文革初期挨整的“小邓拓”、新“右派”与“黑鬼”们中产生，而最终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又仍然随着文革的结束成为了被整肃、被入“另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历史殉葬者？

有多少人能清楚：红卫兵中有造反派，但造反派并不等于红卫兵，而造反派本身也派别林立、造反程度各有千秋？

又有多少人明白：除了上海的王洪文那一伙造反派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造反派，文革十年中竟然屡遭镇压之厄运？而能有多少人知晓：上海的造反派曾有过整整十年的“幸运”，那却只是多灾多难的全国造反派之外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

还有多少人知道：造反派在文革中不停在造反，究竟是为了什么？

新中国五十多年来，政治运动不断，无数的无辜者，曾被那些运动推到人生的暗处。幸好，那运动的受害者们，后来大多数还能一一获得平反，或讨回公平――包括那55万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们、数十万曾戴着“阶级敌人”帽子的原地主富农们――重返人生正途，其姣姣者甚至还能高登国家政坛。

甚至，还有那所有在大陆的国民党原战犯及挨整的军政人员，也都全部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然而，有两批人，却至今仍处政治“另册”。

之一，便是十多万做过造反派头头的人们――他们被官方文件称为“三种人”，及靠近“三种人”的“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者。

文革结束离今天已有28年，加上文革中尚只是不甚懂事的小学生那一代，故40岁以下的人，基本对文革是没有什么体验感知了，他们对文革的了解认识，全都只会来自书、报、刊以及种种文件说明。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28年来对文革历史宣讲，都存在着极大的片面与一家之说的毛病，而且很多情况也未能公开，被予以了冷冻。因此，造反派的真实全貌，也就被尘封于那段历史之中，不再为40岁以下的人们清楚得知，而只剩下“反革命”、“冲锋队”、“极左路线打手”等不确之词的表述，驻留于他们的脑中。

所以，与另一批尚在“另册”的人不同，造反派头头们的现实与历史地位，不仅在官方的“另册”簿上记录在案，而且，由于上述原因，在相当多的民众心目中，也属“另册”对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尘封的历史，更可能会导致文革造反派全貌问题“边缘化”，而将以现行的说法，成为一种后人认可的定论。

这，无疑也是造反派们的一个悲剧。

当时造反组织的发起人，基本上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与“新右派”的工人、小干部、教师等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大多以后都成了这组织的头头。但是，以后十年的历史表明，这些因被整成“右派”而造反、而又因此当了造反组织头头的人，相当多的人是不具有做政治领导人应需的素质：他们不会有效的驾驭握在手中的权力，不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不懂得所谓“面子”与“实质”的辨证关系，不知道经常要会“妥协”、会采取经常与不同的对象结成联盟的战略，甚至还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已的部下。

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时，往往就又是造反派们的分裂、打内战之际。

所以，他们相当多的人能坐到头头的位置，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潮流，将其推到了那造反组织领导人的地位，而并非他们的才能所致。甚至，他们自已都坦率地承认：从未想到过自已会当“官”。

据观察了解，的确，造反派中涌现的风云人物们，基本没有、或极少有人是抱着想做官的念头，才造反的。因为，想做官想从政，他们就不应该造党委的反，不应该与当权派（所谓走资派）为敌，而应做他们的工具，站到大多数中共党员、共青团员的立场，当所谓保守派。

这些后来成了文革风云人物的造反派头头们，最初造反的动机，无一不是想为自己被打成或“反革命”或“右派”的冤屈，争得平反，重获做正常人的地位。尔后他们却竟然成了政坛的人物，权力的一时握有者，那全都出乎他们意外，也出乎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的意外。

历来从政的人，要么是通过官场文化的薰陶教育与科举之类考试，以“文”的方式步入，要么是通过造反起事一步步长期的打打杀杀锻练出来，而胜利成功后进入的。不论是“文”考，还是武“打”，都非经过较长时间的演练，方可熟知从政的秘诀、做官的套路。

然而，文革中的造反派们，却只用最长仅几个月，短则只有几天的挨整厄运，或仅仅写了矛头指向了“走资派”的几张大字报，便获得了进入政坛的门票，并一下子由受害者转登上了权力高位，刹那间变成了领导数千、数万甚至上百万群众的组织的“领袖”，后来，几经派战，还成为省市县及各单位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掌权人，你说，这短时间催熟出来的“政治家”――造反派的头头们，有几个真有可以担当政治大任的能力与本事？

文革中出现的造反派短暂的掌权现象，既不是造反派头头们事先有准备的策划与奋斗，也不是亿万随大流的群众真心努力造就或想要过的局面，而这一切的发生，全不过是由毛泽东他老人家，凭借中共的体制特点，一个人浪漫的设想与断然地导演之结果。

不过，概率虽小，这之中，也确冒出产生过一些具备大将之材的造反派头头，他们甚至有着做领袖的才干与素质。

例如，在那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派别林立、时事一片混乱之际，甚至机枪大炮都上阵了之时，有些省的造反派头头，硬是用种种手段，协同党中央的“战略布署”，平熄了种种乱源，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局面，做到了短暂的“一统天下”。

当然，这种有大将之材的造反派头头并不多。椐观察，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受过如何成功地做政治领导人的学习与训练，也没有担任过较大的领导干部的经历。但是，他们为何能在那乱世中的一大批造反派头头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呢？

也许，除了他们后天的爱学习或善于在“游泳中学游泳”的优点之外，便是他们身上天生就具有了做“领袖”的基因？

培根说：性格决定命运。

而人的很多性格，的确真具有天生的物理性。这一点，现在已有科学家用发现的基因现象，给予了证明。因此，“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浪漫古诗，也获得了现代科学的某种理解。

顺便说说王洪文这个人。

实践证明，王洪文并不具有大将之材，更别说领袖素质了。否则，中国近些年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王洪文之所以能在上海滩整整威风十年，没有经历象其他省的造反派们所承受的几上几下的“反复”之磨，还能达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这完全是因张春桥、姚文元将上海视为他们不容动摇的根椐地、而毛泽东又极欣赏支持张、姚这一特殊原因所致。

毛远新曾这样评价王洪文的主政能力：我在中央政治局做联络员时，列席了很多次政治局会议，也形成了这么个印象，就是王洪文在就每次重要问题发言时，他的眼睛总会要先瞅瞅张春桥。

一个已定为毛泽东接班人的中央副主席，却如此不具主事的信心与权威，故其失败，亦属必然。

不过，毛泽东为何将第三次选择的接班人，定在了王洪文身上？那原故，却至今无法明了，也不能理解。

2004年6月6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