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2006年增补版）

作者说明：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的《通知》写道：

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教育界被列为文革指定的五个重点打击目标之一。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遭遇了什么呢？《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正是关于他们在文革中受到的深重迫害的一份记录。

此文写于1994年，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此后作者继续进行有关调查，并把所获得的资料加入文中。修订本的篇幅因此已经增长了一倍。

1996年我把此文写成了英文。英文本从1997年以来一直印入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教授所开的中国文革历史课的读本中，已经有上千名学生读过。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学校里也会开这样的文革历史课。

在四十年前经历了文革的人，当年的老师们都年事已高，学生们则都还不算太老。如果读者们能提供新的资料，请和我联系，我会加入将来的修改版中。谢谢。

2006年5月

一、文革未被报告的一面：题目和背景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1966年在全中国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事件。如果不从法律、道德以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从对传统习惯的偏离程度的角度来衡量，那么这个事件确实可以算是“革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尊重教师以及对教育体制的敬畏的传统。事实上，1966年夏季发生的大规模的普遍的学生红卫兵对教育工作者的攻击折磨侮辱，不但在历史上非同寻常，也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从1966年到他1976年死亡之间的“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66年8月，中国的宣传媒体每天热烈支持并大量报道红卫兵学生的活动，但是对学校里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打死人事件，却从不报告，只字未提。从中国官方当时出版发行的报纸、杂志和新闻纪录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图景只是千千万万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广场，而红卫兵的领袖们则在天安门城楼上围绕毛泽东欢呼鼓掌。在天安门红墙的背景上，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本、红旗、红色标语以及兴高采烈的年轻的红卫兵们，构成了独特的“文革风景”。这一类材料已经变成了今天关于“文革”的主要资料来源。

对这类场景，现在的人们评价不一。有人觉得这种狂热场景实际上透着邪恶，也有人觉得这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对同一场景的不同判断，显然和评论者自身的价值观念和美学标准紧密相关。然而本文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开始评价这些已经被报道的文革往事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还有大量的未被报告的另一面。而这未被报告的重要部分之一，是在1966年夏天，大批教师遭到红卫兵学生的暴力攻击，有一批教师被打死，还有一批教师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另外，还有一批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和打骂，甚至被打死。

这些暴力事件不仅仅在其发生之时未被报告，十二年之后，从1978年开始，随着中共领导人开始“否定文革”，中国媒体开始谨慎地提到一些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以为他们恢复名誉。但是，这种报道的范围只限于数目很小的一批被“打倒”的中共高级干部（《人民日报》的内部规则是副部长级以上受难者才予登载）和个别社会名流，普通人受难者不在其中。文革中被打死打伤的老师，虽然人数很多，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在文革后也轮不上被媒体报道。

就学术性的研究而言，在现有的已经出版了的三部“文革”通史中(分别印刷于1986，1988，1995年)[1]，没有一部报告了1966年夏天发生的施行于教育工作者的残暴行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仅仅记述了1966年8月下旬后红卫兵学生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没有提到8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未能说清暴力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简单地谈到1966年夏天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这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86页）作为数量词，“若干”显然少于“万”。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在说，“阴阳头”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的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大动乱的年代》后来再版，虽然本文已经发表并揭示了中小学教师被大量打伤打死的惨剧，该书作者却不对这一部分作出修订，继续保持对事实的不确描述至今。――2006年注）两部数百页长的红卫兵史（1994，1998年出版）[2]也未提此事。

本文所写，正是这段未被报告的历史。

二、寻访缺失的历史：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文革”的大量故事从来未被报告这一现实情况，迫使笔者必须超越历史学家通常采用的通过现存的文字材料或电影纪录片来作研究的方法。我的调查正式开始于1979年。我和数百名（后来被访者的人数继续增加――2006年注）曾经历了学校中的文革的人谈话。被访者中大多是1966年时的在校学生，有一部分则是是教师，还有一些是被打死或被打伤的人的直系亲属。他们讲述了发生在118所学校里的故事。这些学校有的在北京，有的在省里，包括大学、中学、小学以及一所幼儿园。

在所有118所学校中［3］（在增订过的版本中，调查所涉及的学校的数目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2006年注），在1966年，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红卫兵学生用暴力攻击教师的情况。一共有30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其中五所学校各有两名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此外，大量教师被严重打伤，有的在受到严重侮辱与折磨后自杀。还有一批学校外的居民也被学生打死在校内和校外。

除了与被访者的一对一的谈话以及通信之外，我在1994年和1995年在电脑网上作过两轮问卷调查。在第一轮调查中我询问网络使用者当年他们所在的学校中是否发生了殴打教师。大多数网格使用者都太年轻而不可能见证这类事件，但是我还是收到了七所学校的名字。在这七所学校中，都发生了打老师。在第二轮调查中我询问未发生过打老师的情况的学校的名字。结果未收到任何肯定性的回答。事实上，至今为止，我还未能找到一所在文革中没有发生打老师的学校。

大多数被访者都愿意讲述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见所闻。但是不少人在接受采访前有过犹豫或者曾反复改变是否接受采访的决定。文革残留的恐怖气氛一直在影响人们。一些曾参与打人行动或者牵涉较深的前红卫兵不愿谈及这一话题，有人挂断了我的电话，拒绝接收采访。

被访者提供的材料的可靠性如何呢？在回忆中，目击者往往只记得一些暴力事件中的画面，却不能准确记得事情发生的日期。为了避免记忆错误，有些被访者帮助笔者为本文以下将写到的事件和死亡的日期查阅了个人的或学校的有关记录，或作了交叉证实。比如，清华大学附中学生郭兰蕙在1966年8月受迫害而自杀，但是无人记得准确日期，也未能找到她的家人。有人记得那天是星期六，红卫兵通知她要在星期一开会批判她，因此她自杀。有人记得那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官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但是不知道是多久以后。后来有一个被访者想起来那一天是他生日。接着笔者也查出1966年他的生日确实是星期六。这样才查出了郭兰蕙的死亡日期。

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经被打的老师有时候也不能提供有关细节。显然，是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也是因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创伤导致了心理性的失忆。举例来说，是当时的中学学生而不是老师，向我提供了下文记录的《牛鬼蛇神歌》歌词。所有我访问过的曾在文革中进过“牛鬼蛇神队”的老师都说，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歌”的歌词，虽然他们当年曾被强迫一日数次地唱这个自我诅咒的“歌”。克服对文革的这种“选择性记忆”是笔者在写作本文过程中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由于不能获准查阅官方保存的死亡档案，以及这类档案本身也并不齐全，所以对于调查所及的学校的伤亡，一定会有很多遗漏。文革的这一部分的事实，和其他很多事实一样，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故意地或者无意识地忽略疏漏了。这篇文章只能试图对1966年的迫害教师提供一个不完全的再现。还有很多事实依然不为我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载的，其实挂一漏万，只可能是比实际发生的大大减轻而不是夸大，只可能大量遗漏而不是渲染过重。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实录性资料，如当时手写的日记、“检讨”、“认罪书”、会议记录等等。由于政治恐怖，文革时代几乎没有人写日记，或者在日记上只抄写了一些《人民日报》社论和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等等。当然，这也能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表明了文革时代人们精神活动枯竭以及心态压抑的状况，但是无助于提供关于历史事件本身的记录。

我也阅读了在“文革”期间由官方发表或学生组织散发的有关材料，包括全套《人民日报》和大量的群众组织的小报。处于“文革”领导人严密控制下的宣传媒体显然有意隐瞒了校园暴力的事实。当报纸赞美红卫兵却对他们的暴力行为不置一词时，死亡数目大规模升级了。杀戮也很少被群众组织的宣传品提到。据有的被访者说，这是因为打死人的残暴的行为当时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会被看作是“革命”中“不可避免的过火行为”。文革史实与当时写下来的材料之间的这种很大的差别－－需要对历史真实先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这一巨大差别－－可以告诉我们那一时代的人们对暴力迫害和杀戮的特殊反应，以及文革领导人如何利用媒体操纵普通人的心理和行为。如果仅仅阅读这类来自文革时期的材料，则可能导致今天对“文革”的性质与后果的种种曲解。

本文是由笔者把被访者的口头叙述、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半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写成的。其中，通过采访调查得到的材料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主要通过调查所得的材料再现并分析“文革”的一个部分。文中有大量实例。下文中的例子，如果是从其他书面材料中得到的，我都一一注明出处。那些未有注解说明来源的故事则都出自我的调查。

三、学生怎么打老师?

1.规模和程度

1966年夏天，北京的校园杀戮从中学开始也在中学最为严重。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红卫兵学生发起“打黑帮”。被打的“黑帮”包括三个副校长和两个教导主任(其时正校长职缺)。五人的名字是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和汪玉冰。很多学生来参加。学生往这五个人的衣服上倒墨汁，给他们戴高帽子，在他们脖子上挂牌子，牌子上把他们的名字打了红“×”，强迫他们跪在地上，用带钉子的棒子打他们，从锅炉房提来开水烫他们，强迫他们挑重担“劳改”等等。经过三个小时的折磨，第一副校长卞仲耘昏迷倒地，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还有红卫兵继续打她和踢她。后来她被置入一辆运垃圾的平板车上，停放在校门里侧。两个小时后她被推入马路对面的医院。在医院里，她被发现已死亡多时。另一位副校长胡志涛，被打得骨折。另外三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卞仲耘其时五十岁，已经在这所中学工作了十七年。卞仲耘是文革中在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4］

实际上，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在此之前，就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开始了。刘美德当时是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化学教员及常务副校长。1966年6月8日晚上，曾上过她的化学课的几个学生在办公室用手臂粗的木棍打她，打了两个小时，把木棍都打断了。7月底宣布在学校领导文革的工作组撤离后，红卫兵在学校“斗争”刘美德。他们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掉，强迫她在操场上爬行，并且一边爬一边喊：“我是刘美德，我是毒蛇。”。红卫兵把地上的污物强塞在她的嘴里，还用包有塑料皮的金属条打她，这种打法伤痕不明显，但是疼痛透骨。8月中的一天，她被强迫爬上一张桌子并跪在那里。一个红卫兵把一只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了毛泽东曾描述过的“斗争”地主的姿势：“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5］由《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照了相以后，这个红卫兵一脚把刘美德从桌子上踢到了地下。刘美德当时正怀孕。由于先天受伤，她的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在那一时期，这个学校的其他很多老师也遭到残酷殴打和折磨。红卫兵学生强迫教务员李洁跪进一个抽屉里，用铁制的火钩子毒打她。李洁在两年后再次被毒打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