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打老师和打同学之间

一．题目和方法：事实描述与因果分析

在《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①一文中，我描述和分析了１９６６年夏天在７６所学校中发生的学生对老师的暴力迫害。这场迫害普遍、残酷，而且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曾经发生那样的故事。于是，这篇文章引来了一个疑问：学生怎么可能作出这种大规模打老师甚至打死老师的事情？也就是说，对迫害性事实的逼近的关注，自然引起了对受迫害者和迫害人者的进一步关注。

本文试图部分地回答这一问题。事实上，回答的方法可能有多种。本文不打算运用现有的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理论来作出解释。如同前文一样，笔者首先利用多年来和几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其次，参阅当时正式或非正式发表的文字材料，查核和纪录那些未被写出的文革事件。不同于前文的是，本文不仅着重事实的描述，而且更强调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这种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可能对那一时期的总体图景有更深入全面的把握，并对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有进一步的了解。

１９６６夏天，当学校发生大规模打老师事件的同时，也普遍出现了迫害同学的事情②。事实上这些学生受迫害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妨碍革命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即他们的“家庭出身”。曾被称为“红八月”的１９６６年夏天的文革运动，并不能笼统称为一代年轻人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同代人迫害同代人的运动。

本文试图回答：部分青年学生遭受歧视和迫害，究竟与当时的打老师事件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在两种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

二．发生时间的重合

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在教室里召开了斗争班里“家庭出身不好”同学的斗争会。教室墙上贴了大标语：“打倒狗崽子！”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狗崽子 ”的意思非常明确，即这些学生的父母是“狗”，而这些学生因为是“狗”的孩子（生物性的），所以也成为“狗”（政治性的）。“狗崽子”一词未曾出现在当时的报纸上，但实际上非常流行，大量用在大字报、传单和人们的谈话中。

这个班有４０多名学生，其中１０人出身于“有问题”的家庭，属于“狗崽子 ”；有１０人来自“革命家庭”，大多为高级干部的孩子，是“红卫兵”成员；另外２０多人的家庭属于“不红不黑”，当时填在表格上属于“职员”之类。开斗争会的时候，１０名“红卫兵”坐在椅子上，２０多名既非“红卫兵”又非“狗崽子 ”的学生坐在地上，１０名“狗崽子”则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长绳子绕过这１０个挨斗者的脖子，把她们栓成一串。有人动手打她们，往她们身上洒墨水，并强迫每个挨斗者“交代反动思想”及“父母的罪行”，“交代”完了还必须说：“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混蛋”一词，来自当时贴得到处都是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初二的学生１５岁。其中一位挨斗者后来说，这个斗争会对她的刺激非常大：从那一天以后，生活对她来说好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同一天里，不仅仅是她的班，这所学校的其他班中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会。

就在同一天，该校的老师也遭到了暴力“斗争”。副校长胡志涛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说：

８月４日下午，我们几个领导干部集中在办公室“学习”。突然闯进来七、八个学生，气势汹汹地骂道：“黑帮！不许动！”有的拿棍，有的拿皮带，狠狠地抽打我们……晚上，我爱人看见我身上被抽打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 我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③

８月４日，这所学校的另一副校长卞仲耘被打伤后回到家中说，他们打死一个像她那样的人，“不过像打死一条狗”。她有预感，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不能不到学校去。结果，８月５日下午，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发起“打黑帮”，打斗了５个校级领导人，包括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三位副校长（当时正校长缺）和两位教导主任梅树民和汪玉冰。他们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被带钉子的木棒打、被开水烫、被迫用手抠厕所的脏东西、被罚挑重担子……。这所学校当时有１，６００多个学生，虽然参加打人的只是一部分，但是人数已经不少，而且手段十分凶狠。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卞仲耘老师带着满身伤痕死在学校操场边的学生宿舍楼门口。其他四位也都被打成重伤。

尽管卞仲耘老师被打死的消息马上就直接报告到高层领导人那里，但是未见他们派人或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暴力杀害。相反，随着文革领导人物及报纸广播对“红卫兵”运动的大力支持和赞美，暴力迫害继续扩散升级。

卞仲耘老师的死，对她和她的家庭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伤害，在文革历史上也应是历史学者应该关注的重要事件。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在文革中被打死的老师，也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群众暴力杀害的人。在她被打死后，北京又有一批老师被学生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后自杀，死者总数至今不详。另外，也有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打甚至被打死。制造、纵容、默认这些无辜者的死亡，是社会道义和良心的大丧失。按照北京市的统计，在１９６６年８、９两个月中，北京有１，７７２人被红卫兵打死。卞仲耘老师是１，７７２人中的第一个。她的死，标志了文革中一个允许用群众暴力来处死人的黑暗时期的开始。

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据现有资料，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所学校是没有发生打老师也没有迫害“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当时有两首由北京学生新作的歌曲，可以分别代表或者说明这两种对象同时所受到的迫害。一首是《牛鬼蛇神歌》又称《嚎歌》④，用来强迫老师长唱，强迫他们自我诅咒：“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另一首是《对联歌》⑤，宣扬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尽管当时的电台并未广播这两首“歌曲”，但是它们却流传全国，甚至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为人熟知。

三．共同的暴力虐待性质

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常务副校长、化学教师刘美德一次又一次被打斗。数位当时的学生和老师都讲述出一致的情景：她的头发被剪掉，被逼在地上爬，被逼顶着烈日在学校操场的４００米跑道上跑，被逼吃地上的脏东西，等等。而且，刘美德当时怀孕，学生也是知道的。有一天，《北京日报》摄影记者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要拍摄这所学校开展文革的照片，因为该校的学生组织“红旗战斗小组”及其负责人彭小蒙曾经直接得到由毛泽东写于８月１日的一封信⑥（见本刊ｚｋ９６０９ａ）的热烈的支持。那天，刘美德被逼爬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学生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踏在她背上，如此摆出姿势，由记者照了下来。这一姿势是仿效毛泽东在１９２７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记者拍完照片后，这个学生把刘美德一脚踢下桌子。后来，刘美德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就由于先天性受伤而死亡。

数位被访者也讲述了这所学校中一些学生被打的情景。高三的男学生朱彤，父亲是“右派份子”，他因此被毒打，还被关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小屋里遍地是水，水上漂浮着垃圾。一些学生在窗户上嘻嘻哈哈地看他，好像围看动物园里的动物。这所学校初一（四）班的女学生万红，父亲是“右派份子”。当班里的“家庭出身好”的男同学要打她时，她躲进女厕所，并在那里哀求彭小蒙说：“你见过毛主席，你知道政策，求你告诉他们别打我。”可是万红还是被揪到教室里斗。斗她的时候，有同学用皮带抽打她。她还被命令站在一张凳子上，有同学突然把她脚下的凳子抽走，使她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摔得鼻青脸肿。

在打刘美德老师和打万红同学这两个事件中，有一个相同的细节：故意使她们从高处摔下受伤，显示这完全是一种暴力虐待。施用于教师和施用于学生的暴力虐待性质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教师被打的比例和程度都远高于学生。在我发表的两篇文章⑦中可以看到，在调查所及的７６所学校中，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老师是１１名，被打死的学生是１名。

这些事件的暴力迫害的性质是如此明显，以至无法用“革命热情”和“理想主义”来解释其起因。现在有人甚至会怀疑这些事实的真实性：在处于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怎么可能如此折磨怀孕的女校长呢？又怎么可能如此折磨他们的同班同学？

这种对文革史实的不了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报纸上从未报道这些暴力故事。那时，所有的人都要仔细阅读《人民日报》，但却是当作关于文革的指示而非事实报道来阅读。当时的报纸用慷慨激昂的词语支持“红卫兵小将”的行动，为他们叫好，但并不描写他们具体做了什么。

除了报纸以外，我们还可阅读当时非正式出版的文字材料。比如，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写过一篇《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文中说：

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为了造资产阶级的反，接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有人污蔑我们是“自来红 ”，崽子们：你们的污蔑是我们的光荣！你们说对了！要问老子是哪一个，大名就叫“自来红”。

文中的“自来红”是指“革命干部”的子女。他们自称“老子”，而把另一部份学生称作“崽子”。从这一类未在当时正式报纸上出现过的词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运用的语言的粗暴性。同时，这篇文章也表现了明确的权力意向。文章说，为了权力，要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以及其“王八羔子”（文中原话）斗。他们也实际这样作了，即不但斗了所谓“牛鬼蛇神”，也斗了他们的孩子。从这样的材料，可能能比从正式报纸上较多了解到一些当时的时代风尚和真实情景。但是，即使仔细阅读这篇文章，也难看出本节所描述的折磨刘美德老师和万红同学的事件。

这些暴力虐待事件在当时未被记载。对受虐者来说，记载这样的经历如被发现，一定会招来更大的灾祸，他们只有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对施虐者来说，他们认为这是“革命行动”，无可非议。当《北京日报》记者拍“再踏上一只脚”的照片的时候，斗人的学生还异常兴奋，说是照片马上就会见报，将此当作莫大荣誉。这张照片后来未被登载。文革结束后，施虐者不愿意提这些事情，受虐者无处诉说这些事情。甚至对历史研究者来说，也可能会回避这些事实。这不但是因为发现事实相当费功夫，而且因为写出之后还必须面对随之而来的问题：怎么解释这些暴力虐待？解释事实的难度可能会消灭发现事实的动力。于是，在文革历史被湮没、遗忘、掩盖和浪漫化的同时，文革的暴力虐待性质也在记忆的含混中模糊了。

四．两种暴力迫害的相互助长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旬，北京第六中学的红卫兵把学校的音乐教室小院改成一座监狱。他们在屋顶上搭了一个岗楼，安装上一盏彻夜长明的大功率电灯。第六中学距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百米远，和中南海只有一街之隔，它的地理位置就使其影响非同小可。当时有不少外校红卫兵前往六中参观学习。

这座监狱存在了一百多天，有９名第六中学的老师从头到尾被关在那里。他们不但失去人身自由，而且挨打挨骂，并受到跪煤渣、跪板凳等体罚。有一位老师被打坏了骨头。有一位老师被学生拉来作练拳的活靶子打，以至引起胃出血。一位教导处副主任被关押了三个多月，放出来一个月后就死了。还有一些人时间长短不等地被关在那里。第六中学的一个老校工徐霈田，学校附近的一个房产主何汉成以及一个学生王光华被打死在这个监狱中。

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有资格参加这种暴力虐待行动的。有一部份学生甚至像老师一样被关进这座监狱殴打折磨。监狱墙上先就用红色油漆写了“红色恐怖万岁” 的标语。后来有一次这所学校高中三年级有两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抓进监狱毒打，血流遍地。打他们的人就用毛笔蘸了他们的血，重描了“红色恐怖万岁” 六个字。

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家庭出身”是“小业主”，在文革时又被说成“ 资本家”。文革前王光华曾经当过班长。文革开始后他曾经批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后来，他未得到红卫兵的批准就到外地“大串连”。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７日，王光华从外地刚回到北京，就被绑架进学校的监狱。一群同学拿军训用的木枪和桌椅板凳腿毒打他，打得他失去知觉昏厥过去。当天晚上，他被关在监狱中，伤势沉重，气息奄奄。第二天早上，王光华又被毒打。９月２８日晚上，王光华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