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思想的冲击

经济学家张五常新近出版了中英文双语版的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09年10月版，以下简称《制度》）。这本书的原型是为2008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30周年的国际会议而提交的英文论文。论文的中文版本约有4万字。近水楼台，在该论文尚未定稿之前我就有幸拜读了。论文的写作呈五常教授一贯的风格，语言精彩，结构巧妙，大气磅礴，有一气呵成之势，当属他数十年倡导的“经济解释”的典范之作。

尽管张五常在书中回避了图表、公式、方程和统计分析，但《中国的经济制度》却是一本很理论的书，它应该是。在书中，张五常用朴素的语言演绎着他的复杂的理论。但是他得到这个复杂的理论则源于一个简单而不同的经验观察。接下来容我娓娓道来。

我自己跟踪和研究改革之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十余年，对解释中国增长之谜的各种理论版本多有评论。在西方正统的经济增长学的框架里思考中国的高速增长，困难之处在于处理政府的角色。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型之初，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转型共识”非常强调并推荐一次性的转变策略。政府迅速解除对经济的全面统治，退出其经济规划角色，通过宪政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方案重新建立起财产权利和竞争的起跑线。这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逻辑起点。

而回头审查中国的转型过程，总是政府在规划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方面角色渐浓，作为卓越，完全不是主流经济学家想象的那么回事。人们也许会纳闷，在谋划和决策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的政府难道无所不能？不会犯错误吗？不可能，没有那么神乎其神的政府。但如果总犯错误，或者真是犯过致命的错误，中国经济的规模还能在30年里增长17倍之多？更不可能。所以，中国之谜应不在别的，必定在政府层面。于是，我们必然要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能确保中国的政府规划布局着的经济发展会有效率？在经济增长长期不脱轨的背后，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如果能找到它们，那该是什么呢？

通常，那些观察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会把注意力放在改革以来中国为什么实现了经济增长这样的问题上，而张五常看到的不是这个。在张五常看来，破解中国增长奇迹之密码，最好的去处是中国的长三角地区。这并不奇怪，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无疑是政府规划经济发展最出彩的典范。撇开上海、杭州、南京、苏州、无锡、宁波不说，即使那些像张家港、湖州、绍兴、江阴和昆山这样的小城市，财富积累之快，城市之漂亮和民众之富裕，无不让今天到访这一地区的游客赞不绝口。

这是张五常认定的“经济奇迹”。的确，在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不久，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奋起直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全面赶超了经济起飞更早的广东珠三角地区。不仅如此，这个经济赶超还恰巧发生在中国经济最困难和条件最恶劣的十年，即1993-2003年间。在这一时期，用张五常的话说，“开始时通胀如脱缰之马，贪污广泛，人民币崩溃，跟着是严厉控制信贷与消费，重击贪污，再跟着是通缩与房地产市场兵败山倒。。。。。。在情在理，在上述的恶劣经济环境下，长三角要超越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不可能的，但却发生了。”（《制度》，第147页）显然，论证中国如何执行了其它成功经济体的发展政策和战略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奇迹的发生。那么，到底是什么足以解释这一现象？

二十年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不计其数，大多数的解释已被人忘记，主要不是因为容易被经验推翻，而是因为在理论上少有创造性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以往的工作更多地是指出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经验“验证了”现有的什么理论，而很少有经济学家从中国的增长架势中构思出一种经济理论的。为什么会有这般分野？

我琢磨多日，得出的答案居然也非常简单。简单说来，大多数经济学家总是习惯于从已有的关于增长的理论模式出发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典型的模板莫过于哈佛大学的Robert Barro和哥伦比亚大学的Xavier Sala-i-Martin在1990年代发展起来的“增长决定学”，它俨然成了我们寻求经济增长源泉的基本的解释框架和分析技术。但是，张五常抛弃了这个框架而独辟蹊径。熟悉经济增长理论的人一定懂得，放弃增长决定学的框架来考虑问题，就意味着不再从投入和产出之联系的所谓生产函数出发来解释经济增长，这是冒险之举。无视劳动力、资本、基础设施、开放、贸易等主要决定因素，我们何从解释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最精彩、也最理论之处就出现在这个地方了。与所有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为构造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张五常倾心观察的却是土地被使用的方式。其中之奥妙，我会马上揭开。以我之见，看经济增长的这一角度大胆而崭新，该是他惯用的芝加哥式“价格理论”的思维方式所达至。他历来反对经济学上的生产函数的概念。张五常喜欢最简单的马歇尔之前的经济概念并擅长用它们构造出漂亮的经济解释。这是他用中文写三卷本《经济解释》的初衷吧。在《经济解释》里，供求、价格、租值，成本、竞争和效率等这些古典的概念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理论演绎简单而无华，真是玩出了帅气和精彩。

人们必然要问的是，观察到土地被使用的方式能推测到经济增长的方向吗？观察的为什么是土地而不是其他的生产要素？张五常在书中是这么说的：“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如果在竞争下土地的租值上升，经济是在增长。”（《制度》，第144-145页）这当然是经济学问下的逻辑，没有错。在竞争条件下，最好的土地方能分配到最有价的地方去，以此类推，这是配置效率的含义。而引文后半段的道理也不需要特别的论述，这好比说，商场是由售货柜台组成的，如果由于竞争导致我们观察到柜台的租金上升，商场的主人一定懂得他的经营业绩必在增长中。

到此，我们已经看明白，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核心理论是要求证1994年之后发展起来的经济制度一定让土地得到了有效率的运用。那么，这个制度可能是什么呢？不用说，那一定是竞争的制度。前面我说到过，没有竞争，是难以保障土地使用的效率的。在中国，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实际是在那2860个县（2006年底的数字）的手里而不是在省和中央。于是，确保土地有效率运用的竞争应该是在县与县之间展开的才对，这是其一；其二，在中国，特别是在1994年全国实行分税制之后，县的主要收入取自全国统一的17%的增值税，虽然县分得到的只是这个17%的四分之一，但数额巨大，重要的很。

因此，可以预料，1994年之后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必定是围绕这个增值税展开的。有意思的是，作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这个增值税仅与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有关（这些当然都离不开土地和房产），与利润和收入没有关系，所以把增值税解释为政府向土地租赁者抽取的租金也许更合适，也更形象。这也就是说，县与投资者之间实际上具有的是“租金分成”的关系。经过这样一绕，我们发现，要求证1994年之后发展起来的县际竞争制度一定让土地得到了有效率的运用，在理论上就等价于论证土地的利用在佃农与地主分成的体制下是否仍可达到有效率的结果。真是机缘巧合，这就刚好回到了张五常在上世纪60年代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主题了。怪不得张五常说“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天助我也！”（《制度》，第21页）

在经济思想史上，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的经营更有效率曾经是被盖棺定论的。传统上，人们深信，土地在固定租约下比在分成合约下能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英国的大经济学家马歇尔把它甚至写进了1890年的《经济学原理》。这不难理解，相对于与店主收入分成的安排而言，一个每月交纳只缴固定租金租下商场柜台的人，经营的积极性一定更大。这也是为什么经营承包制（类似固定租约）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大行其道的原因。

但四十年前推翻这个定论的正是张五常。张五常发现这个传统的定论与亚洲农业的实际经验并不吻合。在博士论文中他论证，传统的观点只在分成的比率不可改变的条件下成立。只要分成的比率可以根据土地的条件做出相应的调整，分成制也满足土地使用效率的条件。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张五常提到了自己早期的这个工作，“四十年前我发表《佃农理论》，其中偏离传统的一个要点，是我让分成的百分比变动来推出有效率的结论。亚洲的农业资料明确地显示，佃农分成的比率会因为土地的质量与地点的不同而有相当大的变化。”（《制度》，第151页）。

可问题是，中国的增值税率是全国各地统一的，这无疑相当于一个固定的分成比率啊。而理论上已证明，分成比率固定不变，分成制下的土地利用则效率低。既然如此，那在增值税制度下县与县的竞争又如何可能实现土地的使用效率？张五常说，这个问题困扰了他好几个月，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深夜，突然回想起1966年读到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一个脚注才恍然大悟。

马歇尔虽认定，与固定租约相比分成租约是无效率的，但它在脚注中却有一个提醒，如果地主可以自由地调整资本投入，分成租约可取得与固定租约的一样的效果。基于这个提示，张五常天才般地想到了问题的答案。用他自己的话说：“基于马歇尔的脚注与我的回应，假设县政府是地主，我问县的资本投入，要多少才能担保一个不变的分成率会一般地达到有经济效率的情况。2004年底我找到的答案，是县向‘佃农’分成的投资者收取的地价，可以是负值！把土地视作地主提供的资本，可以用负地价代表地主提供着无限调整机能，只要分成的百分率落在一个不离谱的范围，在这机能下有效率所需的边际相等的条件永远可以达到。”（《制度》，第152-153页）这段话比较抽象，本来是可以数学证明得了的#。但含义直白。本来嘛，县与县的投资环境和潜在的投资回报参差不齐，要求投资者交纳同样的增值税必然会使一些县在竞争中失去投资的机会，而所谓地价可以为负是说，那些缺乏竞争力的县何不可为投资者提供免费的厂房和改进基础设施来吸引投资者呢？而这正是在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于是，所有的逻辑梗阻全部解通，尘埃落定，一个关于县际竞争的“佃农理论”终于浮出水面。

地价可以为负只是一个理论的说法。这个确保竞争下土地得到有效利用的追加条件实际上意味着不同条件的县可以根据当地的禀赋条件和投资环境之优劣而调整战略。整体而言，这就大大增加了在增值税分享条件下的土地使用的弹性，维持了有效的竞争。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为什么能在短时期内赶超珠三角？张五常说：“我的解释，是那1994 [年]形成的县制度在长三角运作得较好。在南方，私营的企业已经在早期的合约安排下落地生根。工厂到处乱放，既不整齐也不清洁，但投资者是下了注的。换言之，南方缺少了土地使用的调整弹性，减少了县与县之间的竞争效能。不是说南方的县不竞争，而是他们没有北方那种调整土地使用的大弹性。这经验也教训我们，不用政府策划而单靠市场必然较有效率的看法是错的。世界级的工业园在长三角一带冒起，美观的园艺与现代化的设施，是例行地由县的干部策划。他们是为市场策划的！他们知道好东西卖得较好。他们也知道，如果策划的卖不出去，可能被革职。”（《制度》，第148-149页）

县的干部为地方经济增长而谋划，是竞争压出来的。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县与县的竞争很有看头，这是张五常在书中一再提及的。可这个县际竞争从何而来？这就牵涉到中国的经济制度了。而解释县际竞争的制度就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张五常选择这样的书名，用意必然在此。

“县际竞争从何而来？”是一个大题目，不容易解答。在过去很多年里，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寻求对中国的地区竞争这一现象的答案（可参见我与周黎安于2008年编辑出版的《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不过，现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基本上依托了两个不同的分析框架，一是财政联邦主义的框架，借助于它，经济学家从中国的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和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中寻找竞争的机制，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把地区竞争与中国的政治集权以及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晋升制度联系在一起。这是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对经济学家而言，困难在于如何构建出更一般的理论来支撑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搭配起来的制度架构。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张五常突破了制度经济学的现有框架，从合约的一般概念出发，发展了合约的理论并用层层承包责任合约的扩张来解释县与县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