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Dollar：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贫困、不平等和社会差距

中国经济报告2007-11-15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一直是全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也大大减少了贫困现象。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刚刚开始经济改革的时候，超过60％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PPP ）的贫困线以下。到2004年，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降低到了10％。这一数据表明，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大约五亿人摆脱了贫困。

同时，这种显著的变化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中国现在面临严重的自然资源缺乏和环境质量下降问题。中国国内不同地区、不同特征的人口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程度有所不同，因此各种各样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经济改革大幅减少贫困

自1978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之后的将近30年间，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经济的稳定增长使平均生活水平得到了长足的改善。25年前，中国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人口多、人均收入低、人均资源占有率也低。总的来看，整个亚洲的发展水平都不错，但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例如，从1990年到2005年的15年间，中国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为8.7％，印度为4％，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人均增长率为2.7％。（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总数为8.5亿，人口较多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菲律宾和泰国。）

为什么中国的增长速度比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呢？很明显，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此，本文主要强调三点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的人力资本基础比周边国家的人力资本基础要好；

其次，在过去将近30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开放程度比印度和其他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程度都高；

第三，与印度相比较，中国为私营企业营造出了更理想的投资环境，平均起来看，除了中国之外，印度在所有亚洲发展中国家当中为私营企业创造的投资环境最好。在这里，限定词“平均起来看”非常重要，因为泰国的投资环境也很好，发展速度也比较快，但是跟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巴基斯坦比，泰国还是有点小。

在人力资本方面，需要注意到中国的优势存在历史根源。早在1870年，中国就有21％的成年人具备读写能力。这21％的成年人几乎都是男性，因此，可以推算出大约40％的成年男性具备读写能力。在南亚，1870年具备读写能力的成年人口的比例仅仅为3％，跟非洲差不多。同样在1870年，拉丁美洲的比例为15％（Morrisson and Murtin，2005年）。到了1990年，尽管中国比印度等其他周边国家穷，但中国的受教育人口比印度等其他周边国家要多。1990年，中国成年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为5.2年，而印度成年人口接受学校教育的平均时间为3.7年，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为3.5年（Barro and Lee ，2000年）。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还体现在婴儿死亡率的数据上，因为婴儿死亡率是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数。1990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每1000人中有38例，远远低于印度的80例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69例。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的优势，199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和越南都差不多，但是跟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比，中国确实是穷国。现在很难找到可靠的有关工资的数据，但现有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工资水平比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稍微低些，如果跟其他发展更好的亚洲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工资更低（表1）。

中国的改革计划叫做“改革开放”，意思是“改变体制、打开国门”1.整个改革计划经常被简单地称作“开放政策”。这表明，中国改革的关键部分是贸易自由化和直接面向外国投资，而不是更广泛地将资本性帐户放开到投资组合流程中。1990年以前，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比亚洲其他低工资国家要大得多。中国的平均进口关税为40％，比孟加拉（94％）、印度（82％）和巴基斯坦（65％）都低很多。1990年，泰国的平均进口关税（40％）跟中国相同，菲律宾（28％）和印度尼西亚（21％）的开放程度比中国还高，但是他们的工资水平大大高于中国，所以这些国家不直接跟中国竞争（表2）。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平均关税下降到了10％以下，制造业产品的进口关税下降到了大约5％。2中国最早的欢迎外国投资的集中区域称为“经济特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有些经济特区非常大，其城镇地区的人口可以达到2000万甚至更多。在经济特区内，外国投资的结果是地区经济越来越向外国投资开放，结果在最近几年中，中国成为了最大的直接资本流动接收国。这样，与亚洲其他具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国家相比较，中国对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程度要高。

如果没有对投资环境的投资和改善，改革开放的措施也不会产生这样实质性的效果。这可能是中国近期发展因素中最不被理解的一个因素。实际上，有许多中国沿海城市已经培育出了相当好的投资环境。在这些城市的制造业资产和生产中，私营成分占到大约90％甚至更大的比例。中国出现了真正的私营成分，而且私营成分的利润率很高。2005年，国内私营企业的平均税前收益率与外资公司的平均税前收益率相同（Dollar and Wei，2006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对中国各城市的客观生产条件进行了比较，并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客观生产条件进行了对比。例如，有些企业由于供电不稳定而导致产量下降：印度尼西亚的产量降低了3.3％，巴基斯坦降低了4.9％，菲律宾降低了5.9％，印度降低了7.9％。而中国沿海城市由于供电不稳定而导致产量下降的比例仅为1.0％（表3）。同样，大部分制造企业都进口一些零件和材料。中国城市的进口通关时间（3.2天）比印度尼西亚（4.8天）、印度（6.6天）、菲律宾（7.2天）、孟加拉（10.6天）和巴基斯坦（17.1天）都短。3在所有影响生产的实际因素中，中国沿海城市比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的最好的地区做得都出色。亚洲大国中具备类似良好投资环境指数的国家只有泰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发展速度都很快，但近期还是没有中国发展得快。

总的来说，中国、印度以及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工资水平不相上下，这些国家都已经迈入了全球化时代。但是中国的经济向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最大，同时相当多的中国沿海城市已经为私人投资培育出了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的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稳定的高增长。印度紧随其后，采取了跟中国类似的路线，但是经济开放的速度没有中国快，也没能像中国那样培育出良好的投资环境。4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也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其他人口较多的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由于投资不好，并且没能融入全球市场，所以比较落后。

中国的持续发展历史性地减少了贫困现象。世界银行使用家庭真实消费情况（包括自己生产的农作物和其他物品的消费）作为贫困线，标准定为购买力平价每天$1.在大多数低收入国家，这些钱足以保证一个人摄入大约2000卡路里的营养量，还能保证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中国，这个标准相当于每年888元人民币。根据家庭调查，我们估算出中国在1981年时的贫困率为总人口的64％。到了2004年，贫困率降到了10%.也就是说，在这些年当中有五亿人摆脱了贫困（图1）。

贫困率的下降也几经波折。实行家庭责任制以后，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从1981年到1987年短短的六年时间内，贫困就减少了一半。从1987年到1993年，贫困水平基本维持不变，之后，才又有所改变。从1996年到2001年，扶贫工作有一次陷入停滞状态。中国自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减少贫困的速度非常快，在短短三年时间内贫困减少了三分之一。

经济改革与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中国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每一个家庭都从改革成果中受益匪浅，贫困现象也大大减少。但是，不同人的获益程度相去甚远，因此在改革期间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家庭收入或者消费方面的不平等确实存在，重要的社会成果方面的不平等也同时存在，例如医疗状况和受教育水平。在家庭消费方面，基尼系数从改革之初的0.31增加到了2004年的0.45，相当于美国的水平。在某种程度上讲，不平等现象的出现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市场力量产生了高速的增长，也带来了不平等现象。但是，也可以说这种不平等现象是“人造的”，政府的各种政策非但没有消除或削弱不平等现象，反而导致了不平等现象的蔓延和加剧。如果能够改变某些政策，就可以抑制甚至扭转不平等现象的蔓延。

“发展必然是不均等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爵士五十年前曾经说过：“发展必然是不均等的，因为发展不是从经济生活的各个部分都同时开始的”（刘易斯，1954年）。中国很典型，具备刘易斯所提到的两个发展特点，即教育回报率的提高和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流动。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初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相对较少，同时，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很低（20％），而城市的劳动生产力是乡村劳动生产力的两倍左右。

中国在改革之前，教育体现在薪水上的回报非常少。出租车司机和大学教授的收入差不多。经济改革后，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人们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到更高收入的工作，结果是受教育人口的薪水的增长幅度很大，这一点并不奇怪。从1988年到2003年的短时间内，每增加一年学校教育的工资回报率从4％增长到了11％。这种发展状况起初造成了广泛的、严重的不平等，因为受过教育的最早的那批人很少，他们的收入水平都集中在最好的层次。但是，如果有合理的受教育的机会，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口接受教育，最终的结果将会是减少不平等现象。

城镇与农村之间的生产力和工资水平的较大差距，推动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刘易斯指出，如果开始时农村的比例为80％，则部分人口从低生产力的农业转向高生产力的城镇职业就不是均等化。但是如果这种流动一直持续到人口大于城镇的50％，则继续迁徙就会形成均等化。这种模式在美国的历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从1870年到1920年的快速工业化时期出现了不平等，之后不平等现象有所下降。因此，根据预测，在中国存在的、产生快速增长的市场力量还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但是在中国需要注意的是，有许多政府政策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些这些政策还会限制一些潜在的、能够最终改善不平等现象的机制。

户口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徙

中国在改革之前，中国的体制是完全限制人口移动，在过去25年当中，这个体制的改革速度相当缓慢。每个人都被限制在农村地区或者是城镇地区（户口），如果没有接收管辖区域的允许，任何人都不能变更户口。实际的情况是，城镇通常可以为找到工作的、有技能的人解决户口，但是很少为从农村移民到城镇的居民解决户口。尽管如此，经济发展还是需要这些农村移民，而且大部分农村人口确实把家搬到了城镇。许多农村移民人口成为了“流动人口”。将近两亿的农村居民在城镇地区每年至少工作六个月（图2）。处于实际情况的需要，许多在城镇工作的农村居民搬到了城镇，但他们却没有经过官方的注册手续。除了流动人口以外，还有几千万人离开了农村，拿到了城镇户口。

所以，中国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转移的规模很大，但是如果不存在户口制度，则人口迁徙的规模可能会比实际发生的规模还大。有几项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观点。首先，在改革时期，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扩大了，差距的比例达到了三比一（Sicular 等人，2007年）。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三比一的比率是非常大的差距。例如，Eastwood和Lipton（2004年）给出的亚洲其他国家农村与城市收入的比率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