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灰色收入”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正文
编者按：5月25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先生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智库报告厅做题为《“灰色收入”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已经王小鲁先生亲自审定。
今天我的题目是《“灰色收入”与经济结构失衡》，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结构失衡问题是很突出的，当前经济一直在下行，这中间结构性的问题很大。结构失衡的背后必然有体制性的原因，其中和收入分配关系也很大，所以思平理事长特别提出来说，让我讲讲灰色收入问题，我觉得确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会在讲结构失衡的时候讲一讲收入分配的问题，讲讲结构失衡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其中和灰色收入的关系。
一、经济增长下行趋势及原因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我们经济增长是持续下行，其中2008年―2010年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有一个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随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下，经济迅速回升。但回升之后好景不长，2010年以后就继续、持续下行，缓慢地逐渐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到了去年增长率到了6.9%，这个6.9%究竟是不是准确还有待探讨，因为从发电量、从货运量、从其他的一些指标来看，可能情况还更悲观一些。
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是什么？从投入角度来看，这张表上列了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的增长率，再加上M2的增长率。其实过去这些年投资增长和货币供应的增长都持续地高于GDP增长，而且是显著地高。但是这些没有阻止经济下行，GDP增长率还是逐渐地下降。直到2015年投资增长率虽然降低到12%，但是仍然是显著地高于GDP增长率，这里投资增长率有没有水分还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我们看M2的增长率2015年是13.3%，GDP增长率是6.9%，但是当年的名义GDP增长率是6.4%，M2增长率比GDP增长率高了7个百分点，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货币不够宽松，还需要刺激？在我看来刺激政策没有起到效果，这是我们现在面临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资本积累的增长和GDP的增长作一个比较，可以大致看到这么一个现象，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大部分年份GDP增长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增长靠资本存量的推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推动是有效的，资本以低于GDP增长的速度推动了保持了平均在10%左右的经济增长。
9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了一个变化，经济增长率到了资本存量增长率的下方，在这个时期是用高于GDP增长的资本增长来维持这样一个接近10%的GDP增长。从投入产出的关系来说，投资的效率是下降的，资本增长所带动的GDP增长没有以前高了。
从2008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个变化，这两条曲线之间出现了一个喇叭口，资本存量的增长仍然居高不下，甚至在2009、2010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但是GDP的增长是迅速下降，由于刺激政策的作用在2010年有一个回升，回升以后继续下降。因此可以看到，在这个期间高速的资本存量增长并没有带来像以前那样的效果，并没有带来GDP的高增长。
同时我们看到工业中的产能利用率在持续下降，也就是说产能过剩在一天比一天更严重，这个现象大体上也是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变得更加严重了。不同的研究做出来的结果有明显的差异，但不同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产能利用率的下降趋势很明显，虽然数据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反映了一个产能利用率迅速下降的趋势，其中也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的估算。他们的估算更悲观一些，大致在2011年的时候工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降到了60%左右。
伴随着产能利用率下降出现一个现象，就是资本的生产率在持续下降。80年代、90年代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大体上是围绕着平均生产率上下波动的，但是90年代中期以后平均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都开始出现下降，而且在2008年以后下降更快了，平均生产率下降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边际生产率更是急剧下降。
增长下行的原因，包括生产率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产能过剩，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我们投了很多资，形成大量的生产能力，但是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地利用，你的产品卖不掉，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会下滑，生产率也会下降。
与此相关的，有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因素，外部因素是我们国家大致从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以后，世界市场对我们打开了，我们经历了一个出口超高速增长的时期，每年的出口增长都在20%以上。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我们的出口加工业迅速扩展。到了2008年以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世界市场的需求萎缩了，我们的出口随之下降，从二十几的增长率先是变成了一位数的增长率，再后来变成了出口负增长。
当然，出口负增长不能光归因于世界市场的需求萎靡不振，同时我们在这个期间也经历了一个比较优势的转移。因为从出口结构上来看，其实出口增长下降最快的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些产业，这些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度最高的。我们国家过去出口大量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廉价。但是我们随着过去这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已经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工资水平也逐渐提高了，特别是过去这几年工资提高得比较快，现在我们以中等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来生产过去那些廉价的劳动密集产品，我们的比较优势某种程度上就逐渐消失了。那些收入更低的国家，像越南、像印度，很多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替代我们，我们这些产业的出口受到了影响。这个影响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发生变化，过去是靠廉价劳动力，现在和未来要更多地靠资本投入、靠技术，靠人力资本，靠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在这些方面发展了我们的比较优势。但是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出口受到了影响。
所谓的出口增长会影响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需求侧的现象，当我们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卖不动的时候，我们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会降低，经济增长也会下降，这是需求方的因素造成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增长能永远靠外需来支撑吗？
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增长都要靠内需来支撑。我们国家靠出口、靠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市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确实给我们经济增长带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终究一个国家的总需求靠外需来拉动，这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因为从宏观经济理论讲，拉动总需求的不是出口总量而是净出口，要长期保持一个出口顺差，才能够形成对增长的拉动，形成一个额外的需求。但是这种现象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根本来讲要靠内需。
内需由什么组成？一个是投资，一个是消费。如果我们不断地靠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就造成了投资越来越多，但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地利用，产品卖不掉，因此经济增长还是会下来。当年大规模的投资可能把GDP拉高零点几个百分点，但是第二年、第三年你投资形成生产能力了，这时候供给就增加了。扩大了的供给又需要新的需求来拉动，谁来拉动呢？还靠投资吗？永远这么靠投资来拉动，那结果就是结构失衡越来越严重，因为产能扩张太快，而国内消费没有跟上来。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消费和投资的增长长期以来不同步，80年代、90年代、2000年以后和最近几年，出口增长在最近几年出现了大幅度下滑趋势，特别是2015年，是-2.9%。投资增长长期以来保持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2000年到2010年期间，平均投资增长在20%以上。这个数据的准确度还可以讨论，但总体而言，我们长期以来投资增长快于GDP增长，这个现象是明显存在的。
再看消费增长7.1%、7.5%、10.3%、9.5%、7.4%，消费增长如果用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衡量，我们国家的消费增长不低，7%、8%或者是9%的增长相当高。但是如果消费增长和GDP的增长相比，赶不上GDP的增长，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消费占GDP的比重是持续下降的。这个时候从需求角度而言，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弱。如果说消费启动不起来，不断地去扩大投资，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问题，就是投资过度、产能过剩。
2000―2010年，按照统计局的支出法GDP核算，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上升了15%和13%，最近两三年有一点回落，回落了2个百分点。但是就总体而言GDP中的储蓄和投资目前仍然是接近50%的。我们GDP的差不多的一半是拿来投资的。在这种情况下，产能迅速扩张了，消费的增长没有和GDP同步，于是导致了产能过剩。不断扩大生产能力，钢材生产很多、水泥生产很多，这些东西卖不掉，又要靠新投资来拉动，但是老百姓的消费只保持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增长率，它对生产能力的带动作用就显得越来越弱了。
结构失衡表现在消费率的变化，80年代平均占GDP的65.5%，90年代占63.3%，2000年占63.7%，2010年大幅度降到了49%。同时储蓄率高过了50%，2010年最高点的时候是50.9%，投资率达到47%以上。最近几年稍有回调，但幅度仍是有限的。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存在一个消费率下降，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的过程。这个过程过去长期比较平缓，但从2000年以后就变动得非常迅速，消费率迅速下降，而持续率和投资率迅速上升。
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个高水平是好事，带动经济的增长。但过高就不是好事了。比如说Barro的经济增长著作里面，他提出一个“资本积累的黄金律”或者是“黄金储蓄率”，他说，“一个过度储蓄的经济被称为处于‘动态低效率’状态。因为其人均消费曲线的各时间点均处在适宜的曲线之下。”就是说，人均消费水平过低，也导致经济的低效率。我们现在恰恰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实际上过高和过低的储蓄率，过高和过低的投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