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北京距离国际金融中心有多远？

近几年，我国一些重要城市（上海、深圳、北京、天津、广州等）陆续提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构想，一时间颇为热闹，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争议。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殷鉴不远，大家自然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与金融危机结合起来讨论，自然会产生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容易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隐忧。

但是这个隐忧10年之后似乎消散得差不多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呼声似乎又“甚嚣尘上”起来。这些呼声，有多少是经过理性的周密的思考得出的恰当公允之论，不得而知。而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即使应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国际金融中心的数量是否就可以任其自然，不加任何管束？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么多城市都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并为此展开激烈的相互竞争，在人才引进、资本输入、税收待遇、硬件建设等方面都努力提出比其他城市更为优惠的条件，甚至有恶性竞争的嫌疑，这种现象本身值得反省。实际上，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清楚，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建设那么多国际金融中心的，即使是美国、日本、英国这样的国际金融影响力巨大的国家，也不过只有那么一两个国际金融中心，何况我们这样一个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城市，以提高其金融聚集功能和资源配置效应为出发点，吸引更多国内外资本，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资本有序流动提供良好的平台，本身是无可非议，而且是非常正确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个核心城市要想取得比较大的经济增长，要想使该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要想发展城市的第三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金融基础，这是中外城市发展史已经证明了的事实。但是，发挥金融功能并不等同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定位。国际金融中心，尤其特别的含义，需要很多比较高的条件，不是每一个城市一厢情愿想建立就能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对其金融功能的定位必须与自己的历史传统、发展水平、经济地理条件、资本聚集水平和经济辐射度相适应，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好高骛远，提出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

金融中心一般分为国内金融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全球性金融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四类。国内金融中心是仅为国内某一地区内的居民提供金融服务并承担国内资源配置功能的市场（如美国的旧金山）。区域金融中心是仅为本地区（超越国界）的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是一种部分功能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典型代表是巴黎、日内瓦、香港）。全球性金融中心是为全球客户提供金融中介服务和承担全球资本配置功能的市场，是一种全能型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称得上是全球金融中心的有伦敦、纽约和东京。离岸金融中心是一种以规避金融管制或获取税收豁免而吸引国际金融资本的市场，其业务范围仅为境外金融业务市场（典型代表是卢森堡和巴哈马）。我国的城市在提出自己的金融发展战略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而定，而不宜不顾客观条件而统统盲目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目标不明，措施框架就会失去导向，结果必然事倍功半。

在全国重要城市中，北京和上海最有希望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当然比较切合实际的是称为部分功能型的区域金融中心，还不可能建成一个与纽约和伦敦相提并论的全能型的全球金融中心。北京和上海相比，既有很多优势，也有劣势。优势在于北京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作为“首善之区”，全球瞩目，因此自然有很多上海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中央银行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三大金融监管机构均在北京，各种来自高层的信息非常迅捷而充分；巨型的国有银行和国有保险公司以及证券公司的总部一般都设在北京，一些结算性的金融服务机构（如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中心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也设在北京。因此，北京是天然的金融监督与管理中心、金融信息中心和金融人才集聚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北京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符其实的金融中心，其金融机构总量和金融对GDP的贡献率甚至超过上海。但不可否认，北京与上海相比，其商业氛围稍逊，上海是我国经济的核心城市和金融中心，拥有比较完善的金融交易中心（如证券、外汇、黄金、期货等交易），在交易功能上要优于北京。从全球经验来看，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必然首先是全球金融交易的中心，纽约如此，伦敦如此，东京也如此。可以说，以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功能而言，上海更有可能成为辐射亚太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尽管北京在金融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方面一直不逊于上海（甚至时有超越），但是北京在国际金融交易功能上的薄弱始终是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软肋。而这个软肋要硬起来，看来在短时间中是不现实的。同时，上海在近代史中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历史记忆，对于上海当前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极为有利。20世纪30年代上海不仅是国内各大银行的聚居地、金融市场交易的核心地，而且是全球闻名的资本交易市场。历史记忆有时是很顽固、很有力量的，它会影响现在人们（包括投资者和跨国公司）对一个城市的定位。

这样说来，北京和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各有优势，但侧重点不同。上海侧重于金融市场的交易功能，而北京则侧重于金融市场的宏观调节功能和信息集聚功能，而两个城市在金融人才优势、第三产业发达程度、科技与文化的发达程度等指标方面基本相当，打个平手。我认为，上海和北京当然都有资格争取创建区域金融中心，也最有希望成为金融中心，但是上海和北京两个城市应该在建设金融中心方面有所分工，其中上海有可能成为一个交易功能比较齐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而北京有可能成为一个金融宏观调节功能和信息集聚功能比较强大的区域性金融中心。这是一个比较具体而有可操作性的定位，比光空谈“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要实际得多。而中央政府在规划不同城市的金融发展时，也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而不宜允许各个城市在目标模式不明的情况下盲目地恶性竞争。

在《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中，北京提出要建立四大城市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规划中提出，“在首都功能核心区，重点建设金融街，进一步强化首都的国际化金融中心功能，努力将其发展为国家级金融决策与监管中心、金融政策发布中心、金融信息汇聚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在城市功能拓展区，重点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北京商务中心区(CBD)、奥林匹克中心区等三个重点功能区，以满足城市功能拓展区承载的国家知识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国际交往和现代服务业中心以及现代体育文化中心的职能。”在这个规划中，西城区的金融街是北京建设“国际化金融中心”的核心区域，而位于朝阳区的CBD则是着重于国际商务交往的一个功能区域。但是，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朝阳区也在努力创建“国际化金融中心”，要提升朝阳区的“国际金融服务理念”，“奠定国际金融服务新格局，打造CBD金融服务品牌”。在外界看来，似乎金融街和CBD在北京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有意要搞一场实实在在的内部竞争。

朝阳区在国有银行总部和金融监管中心方面自然难以与金融街比肩，但是在国际化方面却胜金融街一筹。CBD无疑是现在北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这里是北京的使馆区，外籍人士和跨国公司都聚集在这里，国际资源相当丰富。统计显示，近半数的北京星级酒店，60％以上的境外驻京商社，80％以上的驻京海外新闻机构，世界500强入驻北京的有三分之二落户朝阳区。这个优势是金融街难以比拟的。现在，西城金融街和朝阳CBD各自的优势是自然形成的，是一个既定的变量，在这样的条件下，完全靠行政性的力量硬性规定各自的功能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在北京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大框架里，应该按照西城金融街和朝阳CBD各自的自然形成的比较优势，来配置相应的资源，从宏观上加以调控。西城金融街应定位于金融监管中心和国内金融总部的信息处理与决策中心，而朝阳CBD则应定位于国际金融机构的聚居区。朝阳CBD的商业氛围更为浓厚，外籍人士占据的比例较高，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国际化的商务文化，自然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的首选栖息地。而金融街的氛围比较“正式”一些，国有化和官方化的色彩比较浓厚一些，各种国家级的金融决策从这里发布，国内金融总部自然多聚居于此。因此，把这两个区域作一定的功能区分，既符合各自的历史条件和比较优势，同时也有利于北京城市功能的分散化，并很好地解决金融街地域面积狭窄、办公空间不足的矛盾。实际上，随着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金融街，金融街的办公空间已经出现捉襟见肘、供不应求的局面，严重制约了金融街的功能拓展，因此有朝阳区CBD在功能上给予配合，形成双肩挑的格局，正是一步好棋。有些人持有这样的论调，似乎既然有金融街作为首都金融的核心区域，朝阳区就不应该再提出强化金融服务中心的战略定位。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两个区域之间的功能区分是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自然形成的，在首都创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不存在“有你无我”的问题，而是应该着重考虑两个区域如何进行功能互补、信息沟通和战略合作。两大区协同发展、分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应该将这种合作上升到北京市总体战略的高度去协调，去统一步调，才能获得最大的效应。此点需要北京市相关决策部门着重加以注意。

实际上，从国际经验来看，伦敦和东京都出现过因旧城的金融核心区过于拥挤而自然衍生出新的金融核心区的情况。在伦敦，原有的金融城由于城市规划的限制，出现办公面积狭仄、交通拥挤的情况，而在金融城以东的金丝雀码头正发展成另一个金融机构汇聚地，许多美国的银行家汇聚在这里，而西部的梅菲尔和圣詹姆士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机构。东京也是如此，由于原有的内城交通成本高昂，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足，金融机构逐步向东京都的西部即新宿转移，现在新宿已经成为新的金融城，吸引着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北京金融街如能够未雨绸缪，在开发已有的办公区域的同时，注意与朝阳区进行功能性的协调配和，则会提前缓解办公设施的矛盾，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进程中把握主动权。近来，还有一种意见倾向于在丰台区的丽泽区新建一个金融功能区。我的看法是，北京金融街功能的拓展，应该考虑地理因素和建设新区的成本收益。一旦在地理上没有优势，金融机构很难选择入驻，新的功能区也就失去了吸引力。创建新区的成本收益也必须考虑。因此，较为稳妥的解决方式，一是加强西城金融街与朝阳CBD的分工协调，二是在金融街原有区域的基础上，向周边延伸拓展，这样的话，成本相对会小些，收益是可以预见的，不会丧失对金融机构的吸引力，从而继续发挥金融机构的集聚效应。至于具体向哪个方向拓展，则是一个操作性问题，在此不详细谈。同时，北京正在四个不同地区建设金融后台服务区，我觉得金融功能区应相对集中，市政府应该从宏观上做好调控，避免盲目发展各自为政的局面。

北京要建成世界一流的金融服务中心，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一，金融功能区的系统性配套设施建设还要加强。国际经验显示，金融功能区是以金融业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对金融机构、网络通讯、交通旅游、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绿地等配套设施方面有很高的需求。可喜的是，金融街的整体建设正在积极进行，面貌焕然一新，金融服务中心的架构已经初具规模。2006年10月12日，建筑面积160万平米、占金融街区域总体规划五分之二的北京金融街中心广场总体落成，广场拥有三万平米的超大绿荫广场和湿地系统，使金融街环境有了质的改善。但是区域内的文化氛围还比较欠缺，高档的娱乐休闲设施（包括电影院、剧场、高档餐饮场所、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展览馆以及其他文化设施等）明显不足，这是首都作为一个三千年古都的地位很不相称的，与巴黎、香港、旧金山等区域性金融中心比较也有很大差距。其二，为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首都金融核心区，不应仅仅运用降低费用成本、租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方式，更重要的，应该降低金融机构入驻的门槛，减少对国内外金融机构入驻首都金融核心区的行政性审批限制，缩短决策和审批链条，并加强对入驻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商务机构的信息服务，为它们的经营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行政保障。其三，在吸引人才方面应加大力度，吸引首都高校优秀的金融人才、高科技软件开发人才、法律人才和其它领域人才进入首都金融核心区，为他们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从而最大限度发挥首都的人才优势。最后，应着力改善首都金融核心区的交通条件、环境条件和生活舒适度，而环境因素是决定金融机构入驻的重要条件之一。

北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凭借首善之区的地位，利用首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先天优势，在北京高速发展和举办奥运会的宏观背景下，北京创建区域性的金融服务中心的进程必然加快，一个作为金融强市的新北京将出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