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国家在三农问题中的作用

作者:姚洋发布日期:2002-10-28

「姚洋: 国家在三农问题中的作用」正文

姚洋

中国经济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

时间:2002年10月23日晚7:00―9:00

地点:理教201

乡土中国学会请我来座谈座谈,我也没什么准备,想座谈就是十几二十个人聊一聊,后来说借了这么大一个教室,我就稍微准备了一下。题目呢,国家在三农问题中的作用。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国家主要是两类国家:消极的国家和积极的国家。国家的作用,提高农民收入,提高粮价。在解决这三个问题方面,哪些是国家可以有所为,哪些是国家不可为。做一些不可为的事情,会适得其反。一个最好的例子是我们国家98年的定价销售。主要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愿望来说是好的愿望,提高农民收入,但在这个问题上,国家恰恰是不可为的

我们知道,在古典主义哲学的观点,国家应该是最小国家。最小国家就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在法律的保护下,每个人都有权利。国家要保护这个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比尔盖茨和非洲一个饥肠辘辘的难民,地位是一样的。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人,家破人亡的人是活该。古典主义的这种最小国家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就比如这个合作的问题,搭便车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光靠法律是不行的。我们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国家而不是一个最小国家。

再者,如果一个一个的人是单面的人,比方说我在竞争中失败了,就觉得是我能力不够,是我理所应当。这样的一个人呢,是可以最小国家。我失败是我理所应当。但如果他要是有反社会的情绪,因为自己的失败,觉得被剥削了,要报复。那最小国家就不行了。所以它只适用于单面的人。如果我们考虑多面的人,不仅要考虑利益得失,还要考虑比方说自己的价值。再考虑文化。森说,每个文化,或者思想体系都有平等的观念。所谓平等有很多方面的平等,如果每个人是单面人,可用最小国家,那只是从思想实验来说。举一个波兰尼的例子。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但这自发受各种政治集团的利益左右。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争起来了。比方说自由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来说是不自由的。比方有人说罗斯福并没有对经济发展有益,他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二战。所以呢,在经济学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最小的国家。这是第一种,最小国家作为消极国家的一种。

第二种呢,被胁迫的国家。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改革为什么失败?特别是哈佛大学一些学者研究前苏联的震荡疗法为什么失败。震荡疗法,国家受到利益集团的操纵。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去印度,向他们将改革的经验。他们就问你们就讲讲你们是怎么反贪的。你们能把一个副委员长枪毙了,我们这个需要枪毙的人非常非常的多,但是我们不能枪毙一个。右派在台上的时候,左派鼓动工人上街游行,不能私有化,一私有化就要解雇工人。左派在台上的时候,右派也跟他们学,国有企业是无底洞,总给他们贴钱。这个时候,右派说不能改。所以他也发动工人上街游行。结果呢,谁也改不了。所以国家被政党的利益左右,没有一个社会的利益。

第三种国家呢,我把它叫做商业化的国家。中国呢,是属于这一种国家。国家的行为就象一个企业一样。从财政体制来说,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一个州有一个州的财政预算。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国家,每个县每个区的财政都是独立的。只要有一级政权,除了乡这一级,都有独立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前,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每一级每一级都是独立的。只要进了单位,尤其是国企,一切全包了。改革后呢,中央只要把五百家大型企业抓住了,其他的企业下放到省里。省里也同样聪明,把好的企业抓着,其余的下放到市里。市里也是同样。我们这次去做调查,发现市里没有那么多企业,说不对呀,我们看这个统计资料好多呢。说我们都下放了,下放到区里头。区里头有区里头的办法。政治体制的运行非常商业化。上次我们采访一个经贸委主任。这个经贸委主任说我驳倒了一个教授。我们说为什么呢?这些企业呀,我都给他拍卖掉,象香港这个交通线都可以拍卖,我也都给他拍卖。所以根本不去考虑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比如企业改制的问题,私有化的问题。重庆的做法非常好,有多少净资产卖给你,然后企业轻装上阵,工人我市里给担着。市政府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什么是对社会有利的。我为什么说重庆的做法好呢,对照一下就知道了。其他地方怎么做呢?我市政府啊,我告诉你,你要想把这个企业买下来,你必须把人员统统接收,不许解雇一个人。他也答应,答应之后怎么办呢,你给我打折。这打折呢,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公式。可没有一个企业是按这个公式办的。这个企业的老板,原来的厂长、经理跟经贸委比较熟呢,打的折多一点。你这个死要面子,不去找领导,打的折少一点。有的打到20%,还不是市场价的20%,是工业用地的20%,工业用地只相当于市场价的20%,工业用地上再打80%的折。接下来就一团粥。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天津有这么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的。他这个买了企业,过了一年又卖给另外一个企业。另外一个企业可不管,来了之后就裁人。这个一裁人,工人就不肯。新公司说我买的资产,没有说连人一块买的。新公司就赚了大便宜,资产是打折卖给他的。你还不能打官司,这个合同上又没写不能把企业卖给第三方。新企业更没的说了,我花了钱,堂堂正正买的,从来没听说买了企业还要买人的。这个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还有好多问题没暴露出来。这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政府不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把这个责任推给企业,你要是不解决,工人老来我这里上班(就是上访,他们称为上班)。这上班就是我的责任。政府成了一个商业单位,什么对政治有利,我做什么,但是对政治有利,不一定对社会有利。这里头造成了很大的机会主义,国家性的机会主义。联邦制的国家他有约束。有竞选,多多少少要体现民众的意见,不能说什么对我这个当官的好我就做什么。联邦制和他的这个政治体制是配套的,不能把这个社会矛盾都压到最低一级官上。我去一趟张家界,他这个镇里头就有两块板报,一个是解释什么什么税,另一块就是收税进度表。

第二个说什么是积极的国家。积极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明确的目标。什么是fair的国家,什么是一个公正的国家。你要有一套可以被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理念,而不仅仅是说我代表谁代表谁。积极的国家最重要一点就是担当对社会的责任。九年义务教育,它是义务不是权利。有的人连饭都没的吃,怎么要求他受教育。比如我的父亲他瘫在床上,他就拉在床上,怎么要求他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道理就是这样的。 一个国家他承认我是不完备的,但是用积极的态度去承认。

我想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村庄民主,一个是社会保障。村庄民主,一般讲村民自治,我觉得这是个不好的讲法,如果村民选举就叫自治,这样一级一级选下去,大家都自治了。以前是乡绅治理,有事的时候乡绅就出来了,没事的时候乡绅就回去了,但这样一种形态他已经不存在他的基础了。这样一种形态至少要有两点。一个是家族,但家族已经很少了。到广东,家族比较发达的地方,家族也很少了,只剩下祠堂,基本上成了老年活动室。一个是文化。现在在一般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没有说你比我高多少。50年代你可以靠写小说在北京买一个四合院,现在不可能了。我觉得倒是一个好事。知识的相对价格低了,以前我有点知识我就是一个乡绅,现在不是了。村庄民主是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突破口。村庄在某种程度上要组织起来。美国的投票率也很低啊,只有30―40%。如果他认为谁当都可以,他就可以不投啊。为什么说100%的投票率就比30%的投票率要好呢?村庄就是一个孤岛民主,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孤岛。

第二个是基本的社会保障。合作医疗曾经解决了基本的医疗保险问题,但它靠的是公社。公社一垮,合作医疗也就垮了。现在农村识字率提高很快。我们的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二,发达国家只有千分之十五,但我们还是比较好的。城市人以前有工作单位就全包了,有免费医疗,养老保险,不怕失业,但现在差一点,有失业的威胁。总的来说还是有一定保障。农村呢,因病致贫的人有个调查说占到30%。家里有个壮劳力生了一场大病,那没个十来年翻不了身。一个是没了收入,一个是借债。现在做个手术,没个万把块做不了。很多时候贫困就是由于壮劳力生病。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有所作为。特别是给农民自由。现在土地承包,给农民权利。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国家还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社会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农村这么多人怎么保呢?现在有些部门如卫生部想恢复合作医疗,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路子。现在农村都有私人医生,比较便宜。如果搞一个合作医疗,有人搞实验,拿些钱去,把农民的钱收上来,但他们一走,农民不干了,要把钱收回来。反映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另外一个方面是费用问题。合作医疗费用比私人诊所高。我们韩校长和海闻老师搞了一个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研究中心,想搞一个调查,等数据上来,会准确一点。国家的责任是保大病,大病威胁到农民收入,这才是重要的。

总的一点,国家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解决三农问题,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急也没用,关键国家给农民自由,农民有造血的能力。哪儿有问题补哪儿,是消极的做法。好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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