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本文为林教授在北京大学演讲整理稿，经本人审阅。由于版面限制，本站略去了作者所加注释部分。附带注释的全文详见《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四期。

杨小凯教授在最近的一个讲座中提出了后发劣势的观点,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因此，他认为后发国家有“后发劣势”。他主张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并认为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在杨小凯、Jeffrey Sachs和胡永泰合作的另外的一篇论文中则提出最好的制度是英国和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并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而俄国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们也把法国为何在19世纪时落后于英国，苏联为何在1930、1940年代经济发展快后来发展慢，日本为何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现在出现金融危机等都归咎于法、俄、日等没有或没有完全实行英、美的宪政体制 。本人不敢苟同上述观点，基于真理越辩越明的精神，提出几点商榷。文章的结构如下：首先探讨后发优势的来源；其次，讨论一个后发国家是否必须先完成英、美式的宪政体制改革才能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第三，辨析英、美的宪政体制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第四，讨论经济转型的模式和绩效；最后，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I.技术创新和后发优势

I.1经济增长的因素

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首先是生产要素，如果各种生产要素都增加，总产量、经济水平当然提高；其次是产业结构，给定生产要素，如果将这些生产要素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经济总体水平也会提高，尽管要素总量并没有增加；第三是技术创新。给定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如果技术创新，经济水平同样可以提高。

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和资本。其中土地，在十八、十九世纪，有些国家可以通过殖民地而增加供给，但对二十一世纪的国家而言，国土面积可以说是外生给定的。对于劳动力而言，劳动力会增长，但增长速度亦相当有限，受到人口增长速度的限制。劳动力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长率不过是2%～2.5%，很少达到3%，许多国家维持零增长，这方面国与国间差异不大。差异比较大的通常是资本积累，一个国家资本积累可以非常快，每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0%或更高；而有些，如一些非洲国家，则不但没有资本积累，甚至因为折旧而呈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1999年的数据，发达国家的平均的资本积累率在20%左右，有些发展中国家，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在40%的水平，它们之间差距很大。所以就生产要素而言，最关键的是资本积累的速度。

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是技术创新，因为前面两者都决定于后者。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如果技术不创新，资本不断积累，就会碰到投资报酬递减，资本的回报和积累的意愿就越来越低。所以，除非保持一个很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否则就不会有一个很高的资本积累。从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新技术，就不会有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品、产业。工业革命以后，新产业不断出现，这是新技术的结果。比如纺织业是原来有的产业，因为有技术变迁，机械化生产比手工生产效率更高，如果把资本、劳动力转移到机械化生产上来，附加值就比较高。又如后来出现的机械制造业、化工产业、汽车制造业、航天产业和信息产业，都是新技术的结果。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其实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

I.2技术创新的成本

“技术创新”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来源可以不一样。最发达的国家，其企业在生产上所用的技术已在最高的水平，它的技术创新就只能来自于新的技术发明（invention），不投入资金、人力去从事研究和开发（R&D）发明新技术，它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可以和发达国家一样，投入非常多的资金、人力来研发新技术以取得技术创新；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比自己发达的国家引进已有的，但比自己现在用新的、好的技术来达到技术“创新”。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可以有两种选择，发明或引进，到底那种方式好，这要看哪一种方式成本比较低，收益比较大。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没办法解决，要从经验上来看。新技术发明一般投入非常大、风险也非常大。比如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2000财务年度，IBM在研发上投资43.45亿美元 ，摩托罗拉44.37多亿美元 ，Intel是38.97亿美元 ；还比如医药技术投资也非常大，Merck在2000财务年度研发投资23.44亿美元 。而且投资成功率并不高。研究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并不都有商业价值，很多最后束之高阁，没有投入使用。这是因为：有些新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消费者不一定喜欢。最有名的公司也常发生这种情形，比如IBM最早的个人计算机用的是微软的DOS操作系统，后来升级为OS操作系统，但微软出了Window系统更受市场欢迎，IBM也就放弃了自己的OS系统，改用Window系统。另外，前几年IBM的手提计算机附有一个手写板，不受市场欢迎，后来新出的手提计算机就没有这个附件了。根据一些研究，申请专利的技术十项中有一、两项，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另外80%-90%束之高阁。这说明新技术的开发和研究成本很高、风险非常大。如果项目研究成功、申请了专利、且具有商业价值，很可能会有全世界的市场，而且专利技术20年左右的保护期，基本可以保证其垄断地位，这样，确实会有相当大的市场回报率。但是将所有研发投入、包括 95%的研发失败率、申请专利成功后80%以上市场失败率全部计算进去，整个最新技术的研发投资巨大，风险很高，而且回报率低。

如果发展中国家也用自己发明的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那么也必须和发达国家一样花同样高的成本和面对同样的风险。但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利用与发达国家存在技术差距，通过技术模仿、引进来获得技术创新，很多技术模仿、引进不需要花费成本，因为超过专利保护期的技术引进根本不需要购买成本。在引进技术中，成本最高的是购买专利。研究表明，总的来讲，购买的成本大约相当新技术发明成本的1/3。 尽管所付的钱是发明成本的1/3，与发达国家发明成本相比，由于就最发达国家而言，如果不付出99%的失败成本，就不会得到那1%的成功；而对于靠引进来取得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付大约该项技术发明成本的1/3，而且，引进的一定是成功的技术，可以避免发达国家所要面对的99%的失败。这样，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和发达国家的这个差距，进行快速技术变迁。技术变迁越快，资本积累回报率就越高，从而资本积累就越快；技术变迁越快，新的、附加值较高的生产环节或产业部门就出现得越快，这个国家、地区的产业结构的变迁就越快。所以，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

I.3后发优势

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二战后东亚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被称为“东亚奇迹”。首先日本，接着亚洲“四条小龙”，基本上维持了三、四十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缩小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几项新技术是这些经济发明的，这些经济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引进国外技术，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加以改良，凭此维持了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

对比我国在1978年底的改革前和改革后的情形也是如此。在1978年前，我国的技术创新基本上靠的是自力更生，试图“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在最尖端的技术、产业方面与欧美竞争，但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人民生活的水平提高很慢，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没有缩小。相反的情形，改革以后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相当大的原因并非在高精尖产业的国际竞争中我国取得突破，而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技术、管理获得很快的发展。

“后发优势”之所以对我国很重要，是因为即使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很大。1999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780美元，在世界排名第140位，仅为同年美国人均GNP30，600美元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同年达3，291美元，也只是美国人均GNP的10.7%。 两个国家人均GNP的差距是衡量两国技术差距很好的指标，（除了少数几个石油大国之外，发达国家不可能使用落后的技术。）我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相当大，就代表技术差距相当大，利用这个技术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也就非常大。

包括我在内，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都承认“后发优势”，而且正因为“后发优势”的存在，我们才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有很大的信心。

II.宪政体制和后发劣势

II.1何谓后发劣势

杨教授在前言中提到的演讲和论文中（以下简称《杨文》）提出了另外一个观点，即后发国家其实是有劣势，而不是有优势。他首先认为两个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差异。比较十九世纪的英、法两国，他认为法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英国是发达国家。按1990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GDP，1820年法国人均1200美元、英国人均1700美元。他认为法国和英国最大的差距是制度的差距，因为英国从光荣革命之后，已经实现了宪政体制，而法国在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之下，经过法国大革命、拿破仑革命等等，仍没有完成宪政制度改革。他认为英、法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实际上是制度差距造成。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既存在制度差距，也存在技术差距。《杨文》认为，技术模仿比较容易，制度模仿是很困难的，后发国家会从比较容易的技术模仿开始做起，把比较难的制度模仿放在后面。这样，“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设置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

《杨文》认为，最优的制度是英、美式的对国家权力有一个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 如果没有共和宪政体制来制衡国家的权力，少数政治精英就会滥用国家的权力，产生国家机会主义，使发展的果实落到少数政治精英手中，经济发展就会失败。

《杨文》认为苏联从1929年推行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模仿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而使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中国在1949年以后也是如此。后来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形成了国家的机会主义。

《杨文》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也没有进行彻底的宪政体制改革，天皇仍保持了相当大的权力，所以才可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把日本1990年代以来经济上的困难归罪于宪政改革不彻底，认为日本虽然学习西方，但制度上学习不彻底，如银企关系、企业之间关系仍存在不少东方模式，所以银行给企业贷款，形成了大量呆坏帐，造成了整体经济的困境。

《杨文》试图用以上例子说明，如果一个国家只进行技术模仿，而不进行宪政改革，且不是改成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终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失败。因此，不能从短期成功，来判定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成功的。《杨文》认为英国的发展途径是最理想的途径，从光荣革命开始，形成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制衡，而有了共和制。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的发展才会那么快。